刘勰文体论对《翰林论》的因革

《文心雕龙》文体论极大地受惠于李充《翰林论》所建构的关于各类文体的经典秩序、论文体例和简略评说;又充实、丰富、发展了《翰林论》“成文”“德音”“体要”等文体学思想,并探讨“深极骨髓”的文学根本问题,建构了完善的文学理论体系。其视野之开阔、思想之精深、方法之自觉、理论之完善远超出了李充论文水平。刘勰评《翰林论》“浅而寡要”大体合乎事实,“浅而寡要”之“浅”指精省浅近的措辞风格,未必贬辞;“寡要”为少要,亦并非完全否定判断。相较钟嵘贬之“疏而不切”,刘勰批评态度相对温和,且更公允。

从《淮阴侯列传》看司马迁的“多爱不忍”

扬雄在《法言》中对《史记》的评价,道出了司马迁好奇爱才的行文倾向,与对历史人物心怀同情的人文关怀。“多爱不忍”渗透在《史记》的笔法、叙事与人物评价中,植根于司马迁的人才观、价值观与君臣观,既有温情的感知,也有深切的思考。韩信作为汉初三大功臣之一,其军事才能与悲剧命运存在巨大落差,唤起了司马迁的认同与共鸣,“多爱不忍”的行文特点在《淮阴侯列传》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过秦”与“伪新”:班固历史兴亡观的再认识

秦朝和新朝短祚而亡,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两个“波谷”。班固考察秦、新两个大一统皇朝的正统性、兴亡过程和政治遗产,指出:秦朝是顺承天命的“闰统”,新朝是不入五德闰位的“无统”;两个皇朝都由创业之君适应当时的政治趋势而建立,却因统治者施行错误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治理模式,从而走向儒家制度精神的反面,亡不旋踵;汉承秦制是迫于时势的权宜之计,具有两面性,新朝制度则在形式上被东汉统治者废除了。暴秦、伪新最终成为具有典范意义的文化符号。班固在考察秦朝和新朝历史的过程中,寄寓着他对东汉皇朝完成西汉统治者未竟之功、迈入王道治世的期待。

“知彼知己”与“因形用权”——略论“汉中对”的情报分析艺术

韩信是脱颖于楚汉争霸时代的天才将领,其不仅具备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在战略情报分析与谋略领域也有极高的造诣,“汉中对”就是展现其独特“大情报观”的一次战略运筹。本文主要采用历史文献研究法,重现“汉中对”提出的历史背景,考察韩信“汉中对”分析研判楚汉形势的内容,并探讨其分析中存在的不足与局限性,为当下开展谋略与运筹工作提供参考与借鉴。

韩新民教授治疗儿童多动症验案3则

韩新民教授长期从事儿科临床工作,治疗小儿疑难杂症经验丰富,尤对儿童多动症及抽动症体会颇多。现撷取韩新民治疗儿童多动症3则以飨读者。

汉赵井陉之战古战场考察报告

汉高帝三年(前204),著名的汉赵井陉之战,战地当山西平定旧关——河北鹿泉土门间的井陉一线;当年赵广武君李左车所说"井陉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指井陉一线地形最崎岖陡仄、急剧落差之井陉关内外当今平定县柏井镇至井陉县天长镇段;主战场——韩信所设"背水阵",在当今井陉县微水镇北境岩峰村至上安镇间的西濒冶河(绵蔓水)、东南北三面环山的整个井陉道上所仅见、最适于双方数十万计大军野战的一处10平方公里黄土平缓坡谷地带。

猪圆环病毒2型ORF2重组蛋白单克隆抗体的制备及鉴定

利用已构建的基因工程重组菌BL21(DE3)表达猪圆环病毒2型(PCV2)ORF2编码的结构蛋白,经切胶纯化后作为免疫原。采取抗原量依次递增的免疫方式免疫8周龄BALB/c小鼠,取其脾细胞与Sp2/0骨髓瘤细胞融合。间接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筛选,有限稀释法进行亚克隆3次,最终获得4株稳定分泌抗PCV2 ORF2重组蛋白单克隆抗体的杂交瘤细胞,分别命名为D2A1、H4G2、B10H10和G1G2。经ELISA检测,其腹水效价分别达到1∶2.048×107、1∶2.56×106、1∶1.28×106、1∶2.56×106。亚型鉴定4株单克隆抗体均属IgG2a亚型,其轻链均为κ链。Western blot鉴定表明获得的4株单克隆抗体均能特异性的识别43 kD的重组PCV2 ORF2蛋白。在间接免疫荧光试验中,单抗D2A1株的反应为阴性,H4G2、B10H10和G1G2反应为阳性,表明后3株单抗能够识别天然的PCV2 ORF2蛋白表位。本试验为进一步研究PCV2ORF2基因的功能及建立快速准确的诊断PCV2的方法奠定了基础。

庾信及魏晋南北朝墓志与韩愈及唐墓志之比较

通过对庾信及魏晋南北朝墓志与韩愈及唐墓志的比较研究,分析这两段时期墓志的撰写,找出其中的差异和相似之处,并试图从文学的角度来观察墓志的撰写,从中比较这两段时期的文学理念、手段、风格对墓志铭撰写的影响。

“楚方急围汉王于荥阳”辨析

韩信求封“假王”之事,一直被学术界认为“借机争权”或“居功要挟以求利”。仔细分析史料,我们发现,当时不管是从楚汉双方力量对比,还是战争发展的态势,汉王刘邦均已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韩信求封,并非是邀功请赏,而是从亡楚兴汉的战略目的出发,增强对齐这一战略要地的控制力量。刘邦执行军功封赏的原则,分封韩信为齐王,既顺应了时代潮流,又能够利用韩信的势力,稳定齐这一战略要地的局势,为取得楚汉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韩信“背水阵”胜因新探——古代兵法与经典战例考察札记之一

韩信"背水布阵",一举灭赵,断西楚项羽之右臂,是决定楚汉相争历史命运的关键战役之一,也是"战神"韩信卓越军事指挥天才的集中体现。但是以往有关韩信取胜原因的分析,却多流于肤浅与片面。依据古代兵法的基本原理,重新审视该战役韩信的作战指导艺术,韩信之所以奏捷,除了巧妙利用军心士气的因素之外,更是因为他战术运用的高明卓绝,包括正确变换攻守、灵活部署兵力、合理设置阵形、机变实施奇正,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背水破赵之役无疑是中国古典兵法精髓与战争活动实践密切结合、水乳交融的一个典范。

人格缺陷与韩信之死

韩信之死令千古叹惋 ,探究其悲剧成因可谓代不乏人。但人们论证的焦点 ,或集中于对封建统治者及其专制制度的责难 ,或是对韩信反叛与否的辩驳 ,都未能真正揭示出其悲剧的实质。其实 ,韩信悲剧的构成 ,以刘邦为首的封建统治者的残酷是一个方面 ,但这是外在因素 ,最直接的原因当在韩信自身 。

《史记》《汉书》韩信史事比较研究

《汉书》记载汉武帝以前纪传,多在引用《史记》原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增删补充,其对于韩信的记述也不例外。通过比较《史》《汉》中与韩信有关的历史撰述可发现,班固在摘录旧文时因材料取舍标准不同及个人治史思想差异而进行改动,其变更表现为增、删、改三方面,并于文字变化中呈现出与司马迁不同的史事认知和人物评价。同时,两位作者的语言文笔各有特点,这在记写韩信相关史实时表现鲜明。从细微处入手,以韩信为切入点剖析班马异同,有针对性地分析所考篇章不同处的史学内涵。

梁启超与近代“国学”概念的提出——兼论中国近代国学思想形成的几种分析路径

"国学"概念的提出和争论发生在20世纪初,曾经与"国学"交替使用的"中学""旧学""国故""国粹"等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让位于"国学",与梁启超对国学的独特阐释有着一定的关联。梁启超把国学与"旧学"从区分到合并,确立了"国学"的学统;国学与"新学"的对立,树立了"国学"的中心位置;"新国学"与国故运动的交锋,标明了"国学"的完整内容。

论欧阳修对唐人“小说”之学的重建

自班固《汉志》建立"小说"之学,确立了"小道"的学术性核心特征,直至唐人撰修《隋志》时,虽然"小说"创作出现了较为显著的文学色彩,但其理论构建层面未发生重要变化。欧阳修撰修《崇文总目》与《新唐书》,在将部分"杂传"作品界定为"小说"类所作的持续努力,使"小说"从一种没有固定表述体式的学术之说,逐渐转变成一种具有显著文学特征的叙事性文体。在传统"小说"观念向近现代"小说"观念转变的过程中,欧阳修为"小说"引入"杂传"的书写体式,确立"小说"的独立文体位置,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两汉王朝治理西域的经验与教训

文章对两汉三朝在经营西域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做了探讨。认为决定经营成败的首要因素是统治者对西域地位重要性的认识;在具体政策中则因俗而治、屯田、对动乱镇压是否果断、是否拥有一批素质很高的官员队伍等都是值得关注的主要因素;国力强盛是这些政策是否有效实施的基础和可靠保障,而中原地区稳定是国力增强的必要条件,同时由于西域依靠河西走廊和内地联系,今甘青地区的稳定由此也成为影响西域治理大局的基础性因素。

刘向小说的定位思考

刘向的《新序》、《说苑》、《列女传》、《列仙传》等书是不是“小说”,学术界久有争论。从中国小说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汉代小说的实际状况出发 ,尤其是通过对作者在编撰这些作品中大量的改造、创新工作的分析 ,可以清楚地看出 ,刘向已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小说创作的手法 ,并达到了一定的艺术高度。这些作品具备了小说的特质 ,其中有一些堪称中国古代早期小说精品。

辛亥时期胡汉民的排外观

辛亥时期,胡汉民提出了颇具时代特色的排外观。他认为,发生排外现象的原因,是由于汉族的种族思想、清政府实行的内外方针,以及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胡汉民主张区分不正当和正当两种不同性质的排外,其判断标准是国际法。他认为正当排外便是主张国家权利,同时又认同合法的主权限制。在他看来,要达到正当排外的目的,其根本之计在于排满革命。胡汉民和革命党人致力于反清革命,而对如何解除帝国主义压迫问题有所忽略,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论韩愈“以文为诗”对后世“以文为词”之影响

"以文为诗"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个重要的概念,主张诗歌创作中引进或借用散文的字法、句法、章法等,其目的是对抗诗歌格律所表现出的程式化而采取的一种诗体革新手段。诗词虽属不同文体,后来之辛弃疾、陈维崧等人的"以文为词"就是受到了"以文为诗"的启发,将散文之字法、句法、议论、叙事、文气等引入词体创作之中。这样不仅解放了词体,增强了词的艺术表现力,同时也提高了词体的地位。

论韩信人格的悲剧意蕴——读《史记·淮阴侯列传》

韩信之死令千古叹惋,探究其死因可谓代不乏人。但人们论证的焦点,或集中于对封建统治者及其专制制度的责难,或是对韩信反叛与否的辩驳,都未能真正揭示出其悲剧的实质。其实,韩信悲剧的构成,刘邦为首的封建统治者的残酷是一个方面,但这是外在因素,最直接的原因当在韩信自身,在其自身所蕴含的悲剧意蕴。

论刘向、刘歆和《汉书》之关系

本文根据古人所揭示的刘向、刘歆父子与今本《汉书》的关联为线索,从楚元王家族后人多身居"宗正"之职,以及刘辟彊、刘德之政治生涯,再联系向、歆父子参与的朝廷纷争,以观此种身份、立场所导致的,在今本《汉书》中的某些印记,从而更清晰地认识署名班固撰《汉书》其真实的成书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