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金瓶梅》传世的第一信息答周钧韬先生

本来,认为袁中郎的《董思白》一信写于万历二十四年,是所有袁中郎研究者的共识,也并非是韩南、魏子云两先生的独创。只要承认这一系年,那《金瓶梅》传世的第一信息就在这一年,无可争辩。周先生为了挑战这一说法,特别挑出了韩南、魏子云两位先生的大名,无非是为了表示“自觉追求”“与权威的论争中创新”是他从事研究的“信条”。但妙的是,他用以否定“万历二十四年”的立论根据,恰恰是用了韩、魏的所谓“共游”说,而这个“共游”说又恰恰是被他硬按给韩、魏头上的,无非是借用这两“权威”来为自己壮色。这就在同一个问题上,他处在既要挑战两权威,又要借重两权威的矛盾境地。在论述中,不但虚造了韩南说过“共游洞庭山”的话,而且又误读或曲解了一系列的文章。其关键是,陶石篑两次来苏州,明说万历二十三年的那次没有游洞庭,二十四年他带了一批亲朋好友游洞庭。袁中郎的诗文谈及二十四年陶游洞庭时,都表明自己在病中,未曾陪同。袁中郎另有一篇《西洞庭》写的是后来他一人游洞庭。所以,陶与袁从未“共游”过洞庭。周先生既没有读懂《董思白》,又误读了《西洞庭》,在虚构的韩、魏“共游”说的引导下,就咬定陶、袁“共游”过;既然他们“共游”过,那不是二十四年,就一定是二十三年了。于是“第一信息”就来自万历二十三年了。从中可见,做学问不能从打倒权威出发,而是要从求真求实出发。用材料说话,还要读懂材料,要有实事求是的学风。写这篇文章,特与周先生共勉。

元白话语言接触研究综述

由于元代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使得元白话表现出独特的语言接触面貌。目前在语法和词汇方面,学界对其研究可以说表现为从断代的静态描写到历时的动态描写,从文献的混同分析到分类对照考察,且逐渐兼顾汉语本身演变规律和语言融合因素的双重影响。不过研究成果虽多,但也存在研究广度欠缺、研究视域狭窄,对内在机制动因挖掘不够深入等问题。站在长城地带北方话语言接触底层研究的视角上,认为“汉儿言语”并非某个朝代所独有,至少在魏晋南北朝以来不断发展递变,在长城内外已构成“汉儿言语联盟”。站在北方话发展历史的角度观照“汉儿言语”“辽代汉儿言语”“蒙式汉语”“满式汉语”等均是其不同时代的变体。理清这一汉语发展脉络,对我们认识汉语基础方言的演变、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格局的形成,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秦汉时期“爰书”考

从“爰金”“爰田”到“爰书”,“爰”字的含义具有连贯性,本文通过查阅相关史料并考释,将“爰”理解为“易”或“换”则更为合适,而秦汉时期的“爰书”是个泛称,指记录他人言语用于证明或存档的文书形式。

元代官方史学中的蒙汉融合

元代实行蒙汉两重修史体制,在官方修史活动中呈现为多民族史官共同参与的局面,其中蒙古人占据领导地位,汉人则凭借修史才能发挥了主体作用,多方合力推动了元代官方史学的发展。在集体修史过程中,各民族史家之间有着多方面的互动交流,在纂修实录、《经世大典》等重大修史项目中互相配合,保证了史书修撰顺利完成。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族交融加快,文化认同加深,元代蒙汉两种修史体制间的融合逐步深入,蒙汉史学交融形塑了元代官方史学的特色。

论《离骚》对西汉文人创作之影响

《离骚》作为楚辞代表作,深受西汉王室和文人的喜爱。他们视屈原为爱国忧民的榜样,开创了借榜样咏己的写作方式;西汉文人对楚辞的摹拟创作在最大限度上保留了楚辞的原始风貌,楚辞的鬼怪神异色彩和富丽语言也被文人化用到赋中。辞赋在社会上的广泛传播促使经学将辞赋正统化,对后世文论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徐州地区出土“北平园”“北平邑印”考

徐州地区考古发现“北平园”铭文及“北平邑印”印文,推测北平园、北平邑为陵园及陵邑。“北平邑印”印章发现于狮子山楚王墓,说明陵邑设置应早于墓主下葬年代。结合徐州地区已发现的“元园”“夷园”“文园”等材料及园邑设置规律推断,“北平园”为刘邦祖父(曾祖父)的陵园,陵园位于今丰县或丰县周边地区。

飞来峰元代佛教造像的“汉藏融合”特质及成因分析

杭州飞来峰元代佛教造像呈现出浓厚的“汉藏融合”特质。这主要表现为藏传佛教造像的“汉化”发展,同时也表现为汉传佛教造像的“涵化”发展,即对西夏藏传佛教美术、“西天梵相”造像风格的接受和改造。并且,飞来峰佛教造像的内容和审美选择也体现了汉藏佛教观念的融合与调适。飞来峰元代佛教造像这一艺术特征是在佛教造像风格传承、赞助人观念选择以及时代文化背景综合影响下造就的,反映出华夏文明发展过程中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包容与互动融合。

论元代蒙汉文化融合及其对元人文学创作的影响

元代是蒙古入主中原并实现大一统的特殊时代,其时蒙汉之间在文化上存在广泛而深入的融合,具体表现在天文地理、政治制度、礼乐习俗、文化教育、语言文字等诸多方面。从地域上看,元代蒙汉之间的文化融合整体上呈现出由北向南逐步发展的趋势,以及南北之间的不平衡。元代蒙汉文化融合熔铸了元代各民族士人的共同心血,同时,方外人士在蒙汉文化融合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文人自觉弘扬的“中州元气”,最终成为大元王朝施政的文化纲领,渐次化作那个特殊时代各民族共同的文化思想。可见,元代蒙汉以及各民族的融合体现了胜过刀枪剑戟的中华文化的强大聚合力。同时,蒙汉文化上的融合对元人文学创作以及其中所蕴“大元气象”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儒家“仁论”诠释视角下的清中期汉宋之争

“仁”的概念在儒学诠释中意义重大。孔子立足于现实生活,以“仁礼互释”赋予了“仁”极大的实践意义,但孔子“述而不作”的态度以及所形成的“六经”为本的诠释方法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的诠释。“比类”与“征实”思维的诠释方法在经典解释中较为重要,二者也体现在汉儒的诠释方法中。一方面,在比类上,汉儒注重“类感”的形象思维,而宋儒发扬了“比类而推”的抽象思维。另一方面,汉代以“古文经学”为代表的实证诠释思维即使在宋儒如朱熹者亦有吸收,且对清代汉学立场的经学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阮元作为“汉宋之争”的关键节点,对宋学方法的“臆断”之弊与汉学方法“株守”之害进行了反思,但并未完全否定其中任何一方,而是将“仁”的诠释复归到接近孔子本旨、以汉学方法为基而兼重义理、以“通经致世”为宗旨的“实学”实践诠释中。

关汉卿剧作中清官形象研究述评

清官形象在关汉卿剧作中时常出现,并成为关作的主要特征之一,向来为研究者所重视,并取得了一定成果。文章拟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将关于关剧中清官形象的研究,大致分为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关汉卿剧作中清官形象的成因研究、关汉卿剧作中清官形象的个案研究、关汉卿剧作中清官形象的文化意蕴研究。

北朝元氏家族与汉族士族婚姻考

元氏作为北魏、东魏、西魏的皇族,是北朝最大的家族。因其皇族地位,元氏家族的婚姻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关系甚大,是元氏与鲜卑各部落及其他民族融合,促进元氏家族汉化,笼络汉族士族,加强其统治的重要途径与方式。元氏家族与胡汉100多个家族通婚,有婚姻400余桩,涉及当时胡汉主要的士族。元氏与汉族士族的婚姻以北朝后期为多,现可知北朝时期元氏与40余个北朝本土汉族士族通婚134桩。元氏通过与汉族士族的婚姻进一步获得汉族士族的支持,稳固其在北方的统治,也在婚姻中进一步学习汉文化,加速其汉化进程。元氏与7个南来士族通婚,包含了东晋至梁代的皇族。与南来士族的婚姻,有助于学习南朝文化并吸引更多的南朝士族投奔北朝。对元氏与其他士族婚姻的探究为元氏及相关家族、北朝政治社会等研究提供相关学术资料和研究视角。

碑铭所见蒙元山西汉人达鲁花赤考略

达鲁花赤为蒙元时期特色职官,在地方行政和各级机构中具有极其广泛的权限。一般认为担任达鲁花赤者首选蒙古人,次为色目人,汉人不得担任此职。近年来学界已发现一些汉人担任达鲁花赤的记录,似乎打破了固有认识模式,但还停留在传世文献史料范围内讨论。蒙元时期的山西社会繁荣稳定,幸存至今的石刻文物信息,为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社会提供了传世文献之外的重要参考。本文释读、梳理现存蒙元山西碑铭中出现的汉人达鲁花赤资料,考察其历史信息和研究价值,为研究蒙元达鲁花赤制度、民族融合过程中的复杂社会现象提供新的线索和视角。本文认为蒙元时期的山西汉人达鲁花赤现象,是蒙元政权多重结构、互相制约以及多民族文化融合的时代体现。

张珪在元朝中期的政治斗争

张珪作为元朝中期的汉法派官员,在成宗朝时作为地方特使整顿吏治,在仁宗朝、英宗朝、泰定帝时期都被委以重任,担任朝中要职。他曲折的仕宦经历,反映了元朝中期的官僚系统存在诸多问题。张珪在实施汉法的过程中反复受挫,是元朝中期推行“汉法”和“反汉法”斗争的一个缩影。该文拟通过《元史》《新元史》《张珪墓志铭》等基本史料,对张珪与元政府之间的关系演变进行深入探究,分析“汉法”在实施过程遇到的阻力,有助于归纳元朝中期御史台等监察机构无法完全发挥其职能作用的原因,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元朝中期政治发展路线及制度改革的曲折性和复杂性。

兔子山汉简所见出、入米“三联单”探析

兔子山汉简“三联单”是乡啬夫胡盛和仓啬夫文熊共同书就的出、入“平斛品米”的契约记录,也是县仓曹校验相关账目的重要凭证。汉末,纳税人与仓之间有乡啬夫专门从事征纳工作。建安十九年二月,益阳县按户品横征的“品米”或可供给刘备在益、荆二州的军粮之需。

元代蒙古族文人诗学性情论

“性情”范畴多用以指代主体论,其衍生出的“吟咏性情”命题又与诗歌本体论、功能论有密切关联。及至元代诗学性情论指涉颇广,涉及自然、雅正、抒发个人性情和有益社会政教等多个方面。元代蒙古族文人从“吟咏性情”出发,对性情论作出了多角度的阐扬。僧家奴、燮理溥化、脱脱等人偏于吟咏社会情志,发挥世教作用;以萨都剌为代表的另一支偏于吟咏个人情志,但对社会问题也不乏关注。诸人对同一范畴作出不同方向的诠解是其来有自的,充分反映着元代华夷一体的文坛特征。探抉其诗学性情论有助于进一步全面把握元代诗学思想及时代特点。

明朝之前中医骨伤科文献研究

中医骨伤科起源于远古时期;战国、秦汉时中医骨伤科解剖生理知识、创伤病因病机等基础理论基本形成;魏晋隋唐时期骨伤科诊疗技术取得了重大进步,骨折复位、固定、功能锻炼三大原则及整体观念、筋骨并重、动静结合、内外兼治治伤理念初步形成;至宋金元时期,骨伤科独立成科,不但创新了复位方法,而且对开放性损伤以及手术治疗有了进一步探索,骨伤科理论得到升华,临床经验得到总结,为明清时期骨伤科的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王阳明为赋取径探赜

明代中期前七子倡导辞赋复古,王阳明与七子虽处同时,但他不以复古自蔽,除法庄子、屈原、汉大赋外,兼学王勃、杜牧、苏轼等人。细论之,他的取径要在法庄、屈,这为其赋注入了旷达、骚怨精神。他效汉大赋的铺陈,以增强其赋的气势。唐宋则取王勃之辞彩,杜牧之盛衰悲慨,苏轼之矛盾消解方式。王氏取径的原因,既有时代的影响,又有他个人交游的促进,更离不开他自身的性格和遭际。

汉学、宋学义理管窥:陈淳《北溪字义》与阮元《性命古训》比较研究

《北溪字义》和《性命古训》是分别代表宋代理学与清代汉学的解经之作。南宋理学家陈淳的《北溪字义》是为羽翼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理学入门级读物;清代阮元的《性命古训》则是其在“实事求是”治学原则指导下,以训诂、考据等方法,对儒家经典的字义疏议。二书均以“性”“命”等儒学基本概念为主要训释对象,但在经学本来面目之争的学术争鸣下,理学家着力建构本体,汉学家则致力于解构本体,反拨宋儒空谈义理之虚妄。在对“情”的认识上,陈淳与阮元分别有“以理治情”与“以礼节情”之论,此乃理学家与汉学家经学思想分野的另一重要标志。工夫论不仅是宋明理学的显题,也是汉学家“礼”学实践的重要问题。对于儒家传统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礼”,陈淳将其解释为“尊尊亲亲”的等级秩序,落脚于人伦日常的道德规范;阮元则大倡“以礼代理”,强调践履、工夫在学习礼仪过程中的重要性,注重对“礼”的社会实践。二人对“性”“命”“情”“礼”等名词训释的差异,是探求汉、宋经学义理之不同,以及这种不同代表儒学两种阐释向度之差异的一个途径。

论韩愈对元好问的影响

元好问论诗推崇"中州英雄气",追慕韩诗雄健高古的风格。其五古、七古多追摹韩愈,并善于烹炼百家,能融汇李白、杜甫、苏轼等人的优长于一炉,形成他清雄顿挫、奇崛而不雕镂、巧缛而去绮靡的诗歌新境界。

“恨”、“怨”、“憾”义变说略

从先秦至清代,"恨"、"怨"、"憾"均可表"怨恨"义,是一组常用同义词。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词又有其消长变化的个性特点。学界关于古代"恨"义轻而"怨"义重,二者不是同义词的说法可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