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大一统”国家的文人精神与文学气象

汉代“大一统”国家体制以及思想建构离不开汉代儒生博士实现儒家政治理想的努力,这是一种依存度非常高的双向建构。儒家士人对于汉代政治的参与,以浸润的方式在西汉宣、元帝时期达到了高峰,在东汉明、章帝时期趋于鼎盛。为实现儒家政治理想以辞章自鸣依经取义而又斟酌其辞的儒家士人焕发出了极大的政治热情,形成了“大一统”国家的政治、文人乃至于文学的新气象。无论是从藩国文学到宫廷文学,还是从铺张扬厉的汉代大赋到发凡起例的史家著作,都精心营构着汉代文章学的范式,秉承着国家文学“美政”“讽谏”“须颂”的使命。东汉党锢之祸后,凝聚涵养了四百年的文人精神趋于涣散并不断改辙易途,士人的家国情怀以及“大一统”文学精神走向了末路并消解,魏晋时代迎来了哲学与文学的狂欢。

从四川汉代石刻中“S”形曲栱看文明的交流与传播

斗栱是中国传统木构架建筑体系中独有的构件,其构造、发展、起源是中国传统建筑研究中至关重要的问题之一。汉代是木构架体系探索的重要时期,汉代斗栱是今人了解斗栱源头和发展流变的重要线索。然而,汉代木构建筑不存,祠堂和墓葬中的汉画像石上的斗栱图像便成为了研究汉代建筑最重要的实物资料。四川地区是汉画像石以及汉代建筑石刻出土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在这一地区发现了与山东江苏等中原地区斗栱形式完全不同的"S"形曲栱石刻。该文以四川汉代石刻和画像石图像为主要资料,以"S"形斗栱石刻和图像为主要研究对象,深入探讨并试图挖掘"S"形曲栱为四川地区所独有的原因。

初期宋学与韩愈思想

初期宋学与韩愈思想之间的关联甚为密切。宋代士人不论是尊韩还是非韩,均可体现他们试图吸收韩愈思想,在尊孟的共识下,进行文化秩序重建的想法。其中,柳开、石介、欧阳修、王安石在初期宋学的发展史中地位最为重要。分析此四人对韩愈思想的态度,可看出宋学初期的士人如何在承继前人观念的基础上,为以后宋学的深入发展做好准备。

《史记》人格遗韵与魏晋南北朝游侠诗

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所展现的人格精神对后代诗人产生了深远影响,加速了游侠诗在魏晋南北朝的崛起与繁荣。复仇、报国、市井是魏晋南北朝游侠诗的三大主题:复仇游侠诗通过对少年复仇和女性复仇的描写,重现了《史记》中游侠形象的人格光辉;报国游侠诗通过民族战争的洗礼,促成游侠由报恩到报国的思想转变;市井游侠诗在斗鸡走狗的生活中赋予游侠潇洒不拘的个性特征。

汉代漆器包装与化妆品“后”包装设计的审美分析

目的研究传统漆器包装与现代化妆品包装在精神和审美方面的联系与传承。方法分析传统漆器和现代化妆品"后"包装设计在精神与审美等多层面之间的联系。结果传统漆器包装与现代化妆品包装有着诸多的审美趋同性,可以为现代化妆品包装设计提供借鉴。结论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针对特定品牌与目标人群展开设计,是提升现代化妆品包装水平的关键。

汉阳陵陶俑彩绘的光谱分析

本文采用 X-射线衍射、发射光谱、红外光谱、 X-射线荧光、光导纤维反射光谱分析等对汉阳陵陶俑彩绘进行分析鉴定。结果得出 ,彩绘的显色成分分别为朱砂、土红和无定形炭黑 ,且朱砂为人造颜料。

出土《算数书》初探

通过分析《算数书》的体例和结构，对照《算数书》 与《九章算术》，并结合其他文献和社会背景进行考察，得出以下结论：《算数书》是至少 有两个来源的撮编之书，它与《九章算术》没有直接的文本影响关系，它们在先秦可以追溯 到共同的来源，《九章算术》的主要方法产生于先秦，《算数书》是利用某种后来演变为《 九 章算术》主要来源的先秦数学著作或其衍生本的数学方法并结合下层官吏管理的实际而编成 的作品。《算数书》有助于确立先秦至秦汉实用算法式数学发展演变的历史。

论秦汉相权之变迁

秦汉相权之变迁,从形式上看,是一个由丞相独相制到内朝尚书和外朝三公分权再到丞相独相制的循环,但实质上,却有一个由集中到分散,由外朝到内朝,向皇权靠拢的过程。这种变化,除了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和皇权专制制度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的皇权和相权冲突的原因以外,还与当时的政治局势和统治指导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

论汉代大一统思想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

汉代是大一统思想形成完备理论体系的关键期。大一统思想在汉代具有最为伟大的实践意义,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密切相关。其政治智慧,有利于凝聚"团结统一"的民族精神;其文化智慧,有利于形成"和而不同"的独特精神标志;同时,大一统思想促进了先进的民族观,有利于培养兼容并包精神;大一统思想中的"兄弟"情怀,有利于促进"四海一家"的精神风貌。而作为一种有为思想,也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形成注入了时代内容。

从悬泉置壁书看新莽羲和、纳言的职掌及相关问题

始建国元年(9),新莽变革官制,置有九卿,其中六卿,据《汉书》所载,是以《尚书·尧典》为底本,更换前汉官称而来,即所谓"更名大司农曰羲和,后更为纳言;大理曰作士;太常曰秩宗;大鸿胪曰典乐;少府曰共工;水衡都尉曰予虞"。从出土汉简来看,《汉书》就此事的记载是不全面的。新莽羲和其实是由西汉大司农和汉末所置羲和合并而来,它既掌钱谷,也负责颁下诏令。而新莽秩宗本由西汉太常与宗正组成,新莽典乐与西汉大鸿胪的职掌亦颇有不同。整体来看,这次调整实际上不仅涉及到名号,而且涉及到职掌与僚属,其变动是整体性的。相比西汉大司农、秩宗等六官,新莽六卿基本属于新事物。

汉画像石的文化渊源

作为汉代厚葬习俗的产物,汉画像石的出现和发展,既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作为保障,更有思想文化的深层背景。分别从楚文化、道教文化、儒家文化、汉代精神四方面阐述了其对汉画像石的影响。

居延汉简所见西北边塞的财物“拘校”

从新、旧“居延汉简”得知,西北边塞地区对财物拘校、审核的范围甚广,其中尤以钱、粮、兵械、守御器备为重点。在贯彻落实中要求做到“必得事实”,严格认真。拘校的时间有定期和不定期两种。拘校方法主要是将实物与账簿核对,会计凭证与会计账簿核对以及通过调查、询问的方式等。由于官府对拘校的执行力度较大,故当时拘校审查出了不少“计簿不实”、贪污受贿等经济犯罪和吏员渎职违纪行为,并就情节轻重,分别给予了惩处。

汉画图像叙事中的民俗功能和人文精神考察

美轮美奂的汉画是我国艺术宝库中熠熠生辉的璀璨明珠,在特定时代发挥了多重民俗功能,为研究早期艺术保存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对于日常行为的关注与表现和对于艺术实践与世俗生活之间壁垒的融通,使得汉画内容的演化跟时代民俗的流变之间具有一种很强的联动关系。作为一种文化存在的表达方式,汉画所蕴涵的人文精神,既是它发挥历史存储和民俗引领效用的条件,也是它全部意义和价值得以实现的基础,对此进行梳理和考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两汉时期之相人术与汉代社会

汉代相人术对先秦既有继承,又育发展,其中两项最重要的发展则是相面术中流年部位与带普遍性的相手纹方法的出现。汉以前尚无相工。汉代相人者上至皇帝、下至囚徒,遍布各阶层,而被相者多为位尊者,这种现象的产生有一定的社会原因。汉代相人术比较流行,对汉代社会发生了种种影响,对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结构也产生了比一般民俗更为深远的影响。

两汉王朝治理西域的经验与教训

文章对两汉三朝在经营西域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做了探讨。认为决定经营成败的首要因素是统治者对西域地位重要性的认识;在具体政策中则因俗而治、屯田、对动乱镇压是否果断、是否拥有一批素质很高的官员队伍等都是值得关注的主要因素;国力强盛是这些政策是否有效实施的基础和可靠保障,而中原地区稳定是国力增强的必要条件,同时由于西域依靠河西走廊和内地联系,今甘青地区的稳定由此也成为影响西域治理大局的基础性因素。

汉代艺术精神及其范型意义

汉代艺术精神指的是汉代艺术的主流创作取向和主流观念,它是相应艺术形式形成的内在原因和根据,其根源应该追溯到当时的文化精神。汉代艺术所体现的主要是汉代儒家、汉代道家的文化精神,可以具体化为包容精神、浪漫精神和雄浑气象。这种艺术精神是对朝气蓬勃、开拓进取的大汉时代精神的反映,对其后艺术的发展具有范型意义。

论汉代杂史小说中的复仇意识与侠义精神

《燕丹子》、《吴越眷秋》、《越绝书》是汉代的三部杂史小说。这三部书中的主要人物都具有强烈的复仇愿望并将复仇意识付诸行动,在他们身上体现了秦汉社会中存在的强烈的复仇意识和超越肉体拘执的侠义精神。本文试图通过对三部小说中和《史记》等史书中的同类事件的对比,来说明小说如何在情节选择和结构安排上突出复仇主题。

也谈汉代与六朝的镇墓神兽——石辟邪

从文献、图像两方面对汉代和南朝石辟邪进行比较研究,并运用比较学的方法比较辟邪与天禄、麒麟,辟邪与貔貅、穷奇等渊源关系,从而加深、加强人们对辟邪的认识和鉴赏能力。

南阳汉画像石的民族艺术风格

南阳汉画像石是一种纯粹的民族艺术,其以线造型、以形写神、散点透视等典型的创作形式与审美理念彰显了中国传统绘画所独具的民族艺术风格。

从《韩熙载夜宴图》看五代家具的风格样式

由于生活方式的转变,人们从最初的席地而坐发展到今天的垂足而坐,家具形式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并愈加符合人的行为习惯。五代是中式家具发展的过渡期,为家具的发展成熟奠定了基础。以《韩熙载夜宴图》中的家具为研究对象,系统归纳图中家具的种类和数量,并分析了该时期家具的功能、造型、风格特点,指出了五代时期家具发展的总体特征及其对后世家具发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