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居高原移居汉族人群返回平原不同时间血液学脱适应改变

目的：研究久居高原汉族人群返回平原后不同时间的血液学脱适应变化。方法：采用临床流行病学方法调查曾在新藏高原生活居住3年以上并返回平原生活的462名移居汉族,按照返回平原时间分为〈1年,1-5年,5-10年,10-20年,20-30年,≥30年组。随机选取126例平原健康人群作为对照组。检测其红细胞（RBC）、血红蛋白（HGB）、红细胞压积（HCT）及血小板（PLT）数量。结果：校正年龄及性别后,除返回平原1年内的移居者HGB高于正常对照组（149.1±19.4 vs141.3±13.2,P〈0.05）外,其余各组HGB水平与正常对照组无差异。校正年龄及性别后,移居者PLT水平在〈1年,1-5年,5-10年,10-20年组较正常对照组均显著降低（P〈0.05）,在20-30年,≥30年组PLT与正常对照组无差异。PLT水平与返回平原时间呈正相关,r=0.137（P〈0.01）。结论：移居高原人群返回平原后血小板恢复的时间要晚于血红蛋白。

民族学视野下的移民“文化适应”研究——以宁夏南部的汉族移民为例

我国当前人口分布和民族构成是在长期的人口流动和迁徙过程中形成的,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将长期延续下去。移民进入一个陌生环境必须努力适应当地原有文化,因此,移民的"文化适应"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我们以宁夏南部的汉族移民为例,从移民的"身份适应"、"语言适应"和对当地回族文化的适应等几个方面傲分析研究。

试论1949年以后新疆汉族移民的类型与功效

1949年以后迁入新疆的汉族移民约300多万人。主要有国家计划性移民和自发性移民两大移民类型,其中计划性移民主要包括由于分配、支边和随迁等原因迁入的人口。1949年以后的新疆汉族移民呈现出与以往历代移民不同的特点,对于加速新疆社会进程的发展、促进汉族移民与当地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及新疆多元文化的构建起了重要作用。

汉族移民与云南统一

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设置益州郡,并在建立郡县的同时实行屯垦戍边的政策,大量汉族人口迁移到云南,作为边郡的主要社会基础,为维护汉王朝的统一做出了贡献。三国两晋以后,进入云南的汉族移民发生"异化",出现了"以夷变夏"的"夷化"趋势。天宝战争以后,唐朝兵败退出云南,出现了长达500年的南诏、大理的自治独立局面。元代建立云南行省,并在云南推行民屯与军屯,不仅解决了军队的粮饷,增加了国家赋税,更重要的是维护祖国的统一,保卫边疆的稳定。明代在云南推行卫所制度,大量汉族军户进入云南,使"夷多汉少"的居民结构发生了根本改变。原住的夷人与土著的汉人合为"云南人"。清代推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及汛塘制度,越来越多的汉族移民不断进入云南,并进一步渗透到坝区边缘与山区腹地。在推进移民殖边的过程中,伴随着实施改土归流、开科取士等一系列政策,汉文化在云南得到更加广泛和深入地传播,云南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与中原结成一个整体,而且进一步确立了民族国家的普遍认同,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不可分离的有机组成部分。

坛庙与神祇:清代新疆汉族移民的社会文化构建

本文以内地坛庙和神祇进入新疆及其在新疆传播为视角,综述清代新疆内地坛庙的建设及其种类,梳理进入新疆的各种内地神祇,分析内地移民对坛庙和神祇的现实与精神生活的双重需求,展示清代新疆汉族移民社会文化生活的断面。文章认为,内地各种坛庙和诸类神祇入疆及其广泛传播,构建了新疆内地移民社会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丰富了新疆宗教及民族文化,也体现出文化意义上的新疆与内地一体化进程。

汉族移民与河湟地区的人文生态变迁

历代迁入河湟地区的汉族移民主要是政策性移民,明清时期自发迁入河湟的汉族移民也逐步增多。汉族移民的到来改变了河湟地区原有的作业方式,也改变了这一地区原有的人文生态系统。汉族迁入河湟的历史,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河湟地区人文生态系统变迁的历史。

清代汉族移民与鄂尔多斯行政体制重构

清代自康熙中叶后,内地人民开垦蒙地的禁令松弛,在鄂尔多斯逐渐形成了一个汉族移民群体。为解决汉族移民管辖问题,鄂尔多斯的行政体制发生调整与重构。这种调整与重构分为两个层面,即蒙旗在其内部设置相关组织、人员,国家设置相关职官。汉族移民与鄂尔多斯蒙旗的融合,以及鄂尔多斯行政体制的重构,都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但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也存在着各种矛盾与问题。

明末以来移民与归绥地区汉族方言演化的关系

明末以来的大批山西汉族移民,对归绥汉族方言的形成与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回族、满族移民以及原住民蒙古族,对其形成与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归绥汉族移民以晋方言为其语源,在多民族聚居的语言环境中,广泛吸收蒙语、满语及回族语言,使其发展演变快于原居地的语言,形成一种以晋方言为基本特征,并具有多民族语言融合特点的新方言,其演化情况与周振鹤等人的移民与方言演化关系的相关结论恰恰相反。

汉代交趾地区的内地移民考

自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之后三百余年间,或因中央王朝为加强在南部边疆的封建统治而通过的行政手段,或由于统一而自然发展的中原内地与南部边疆的往来联系,大量中原内地人口通过实边戍守、行军打仗、政治流放、仕宦任职、避乱流寓、经商贩运等途径进入南部边疆的交趾地区。两汉中央王朝之所以能够始终维持对这一地区稳固的郡县统治,不仅因为她于此实施有效的行政管理、合理经营,也与通过各种途径徙居交趾的内地移民有着重大的关系。

昌吉地区汉族人口的来源分析

昌吉回族自治州位于新疆境内,是新疆回族聚居地。汉族人口在昌吉地区占到75％多。昌吉的汉族历史上是在清时期大量从内地来到此地,主要是通过兵屯、民屯、犯屯三种形式。而当代的汉族移民方式更加多样化。他们与其它民族共同生活在一处,为开发边疆和建设边疆作出巨大贡献。

秦汉时期巴人的分布与迁徙

秦汉时期巴人形成以巴郡、南郡、武陵郡以及邻近的汉中郡、犍为郡、广汉郡为集中的聚居区,同时又因外出为官、军事征调、叛乱外迁等原因,在巴地以外的区域形成分散的居住区,形成巴地巴人集中分布、其他地区零星分布的大体格局。从时间尺度上看,秦代巴人主要分布于巴地,汉代才逐渐形成巴人集中分布与外地零星分布的格局,这种格局的形成是与朝廷加强对巴地控制的总体思路密不可分的。

汉族移民活动对中国古代边疆地区文化传播的作用方式

出于种种原因,中国古代每个朝代都有大批民众从黄河、长江流域向中国境内其他地方迁徙,并把他们原住地的经济、技术、文化等带往迁入地,通过兴办教育、传播理学、影响风俗等方式,改造了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社会面貌。

流动人口社会参与的民族差异——基于2014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的实证研究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参与引起研究者的重视。但现有研究主要以质性研究和区域研究为主,尚无法反应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参与的整体状况。本研究利用卫生计生委2014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流动人口社会参与的民族差异进行考察。研究发现:社会参与是多维的且进程不一的过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汉族流动人口在社会参与的不同维度上存在差异。具体而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养老保险等制度性参与方面要显著低于汉族,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同乡会等同质群体参与方面和汉族比却没有显著差别;在社区文体活动等社会活动参与方面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要弱于汉族。在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纠正可能的偏误后,所得结果依然稳健。国家应重视社会参与的民族差异,促进民族融合。

从《关雎》、《汉广》中看古人为何求“淑女”而拒“游女”

文章首先从外在美与内在美两方面来分析人们认可"窈窕淑女"的原因,突出淑女"贤良淑德"的内在美;其次,从游女的素质与周楚两国敌对情绪两方面来分析西周统治者排斥游女的原因;再次,西周统治者认为《关雎》在"夫妇之德"方面具有一定的典范意义,加之"南化"思想风行,因而借之以感化《汉广》之"荆蛮之淫"。总而言之,《关雎》所体现的正是西周统治者对待青年男女婚姻问题的主张和愿望,即"淑女以配君子"。

清末民国时期巴塘汉族移民与汉藏文化的多元共生

巴塘是川藏线上的重镇,自清经营川藏道以来,为康区南部通衢。汉族移民逐渐增多,与当地固有的藏族形成多元融合的局面。文章梳理了汉族移民巴塘的历史,探讨了汉族移民与当地社会互动的内在机制,呈现出汉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具体形貌。以期对今日汉藏文化的交流、互动与共生提供历史的镜像。

吉尔吉斯斯坦的中国新移民:动因、类型及问题

1992年独立以来,吉尔吉斯斯坦不断涌入的中国新移民是双方睦邻友好关系、活跃的社会经济与毗邻的地理区位等多种因素耦合的结果。随着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和发展战略的对接,商务移民和劳工移民渐趋构成中国在吉新移民的主体。他们广泛分布于贸易市场、商业中心与小型企业等行业处所。尽管吉尔吉斯斯坦的中国新移民在诸如生命财产安全、与当地族群关系等方面面临着一定的风险性与不确定性,但从长远来看,随着两国关系的深入发展,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步伐的加快,前往吉国的中国移民潮仍将持续跟进。

困境与重生:论清代云南汉族移民的地域适宜

清代是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一个高峰时期,地处中国边疆的云南也附随中国移民潮流,迁移流动涌入了大批汉族,但是云南地区的汉少夷多的人口布局面貌仍未更替,当时移居云南的汉民面对着与云南各土著居民语言不通、习俗不同、观念不似和云南各地区瘴气厉行地域不适的困境。不过汉民没有因这一系列困难而屈服退缩,他们通过携挚妻孥,引亲呼朋,寻同乡建会馆,同村寨的形式壮大了在异地生存立足的势力,抵御避免了外族的侵扰同化。团结了同乡、朋友、亲情的力量,形成独立且保持有原文化的居住群,消融了身居异乡的心灵孤寂,构建了被吞噬的防护栏和逐次融合与云南各民族生产生活模式的过渡带。

云南西双版纳汉族移民的文化适应与地域认同——以云南勐腊县易武镇为例

清中叶至今,受茶马古道的影响,云南省红河地区的石屏汉人陆续迁入西双版纳勐腊县易武镇。在与当地少数民族互动与交融的过程中,移出地的汉族文化被带到移入地,并在移入地民族的影响下呈现出多元文化共存的"边疆风格"。移民在移入过程中表现出了灵活的文化适应性。而这种适应性与迁入的时间密切相关,且内在深层次文化的适应慢于外在文化。近年来,普洱茶文化与经济的兴起加速了汉族移民的文化适应和地域认同。

汉族久居高原人群返回平原后心肺结构和功能变化的研究

目的研究久居高原汉族人群返回平原后其心脏结构、心功能、肺动脉压的变化。方法随机选取从内地平原移居至西藏高原多年(移居高原年数:26.36±9.23年)的汉族人群,经病史及相关检查排除其他原因引起疾病共58例、在他们返回平原平均45 d左右时,分别检测其心脏结构、心脏功能、肺动脉压和瓣膜口血流速度等指标,随机选取66例内地健康者作为对照并进行统计学分析,探讨久居高原汉族人群返回平原后其心肺适应问题。结果研究显示,左室射血分数(EF)、心脏指数(CI)、每搏输出量(SV)、心输出量(CO)值、左心室(LV)内径、二尖瓣舒张早期血流最大流速(MVE峰)、三尖瓣返流(TR)等指标,返回平原组(返回平原平均时间43.42±4.05天)与对照组比较无明显差别(P>0.05)。返回平原组右心房(RA)、右心室(RV)和左心房(LA)内径;肺动脉内径(PA)、右肺动脉内径(RPA)、肺动脉收缩压(PASP)、二尖瓣舒张晚期血流最大流速(MVA峰)、三尖瓣舒张期血流E峰(TVE峰)、三尖瓣舒张期血流A峰(TVA峰)值,与对照组比较存在明显差异(P<0.001)。结论本研究表明,同内地对照组比较,汉族人群移居高原多年后返回平原平均45 d左右时间其右心脏结构无明显变化、肺动脉收缩压及相关指标、MVA峰、TVE峰、TVA峰未恢复至对照组水平,心功能指标与对照无明显差异。MVE峰和TR值指标发生了较明显的高原脱适应性变化,其值基本恢复至对照组水平。

汉代徙民策略及其影响

两汉时期的徙民大致可分为徙实关中、边地徙民、灾害徙民三种类型,体现出多样性、继承性和灵活性等时代特点。两汉时期募徙赐钱物等奖励式徙民方式促进了汉政府徙民策略的成功,同时,徙民策略也促成了汉代关中地区文化上的优势和边地民俗的式微趋势,但是也增加了政府财政负担。从整体上看,徙民策略凸显了当时政府对人口的整合调配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