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复古求新变:张说碑志文新探

受唐代文体革新的时代风气的影响,针对六朝碑志文写作的弊端,张说开始了以复古求新变的碑志文变革实践。他引史传写法入碑志,淡化宗族世系、重视人物性习,语体形式上骈散交融,风格上追求典雅,这些变革既体现了向蔡邕开创的碑文写作范式的复归,又为碑志文写作范式的变革开启了法门。张说的碑志文中交织着新旧范式变革阶段旧中有新,新中有旧的阶段性特点,成为从“蔡邕体”走向“韩愈体”的津梁,是碑志文学史上的重要一环。

汉服与汉元素服装款式的差异分析

当代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关注,使得近年来汉服与汉元素服装在当下广泛兴起。汉服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与文化内涵,汉元素服装作为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在年轻人中广泛流行,成为了一种时尚潮流。本文采用了文献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等研究方法,探究汉服与汉元素服装的历史渊源、发展和现状特点,选取几款具有代表性的汉服与汉元素服装产品进行剖析。经过对比,发现汉服侧重于彰显华夏传统的精髓,展现出交领、右衽、系带等经典元素,其种类纷繁各具特色。而汉元素服装注重于创新和实用性,保留了传统汉服的特色元素,结合当代审美与时尚、流行的设计风格使其更受年轻人喜爱。研究发现,汉服注重传统元素的传承和呈现,而汉元素服装则更加注重创新性和实用性,结合现代审美和时尚元素进行设计,使其更符合现代人的穿着需求[1]。同时,两类服饰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刘勰文体论对《翰林论》的因革

《文心雕龙》文体论极大地受惠于李充《翰林论》所建构的关于各类文体的经典秩序、论文体例和简略评说;又充实、丰富、发展了《翰林论》“成文”“德音”“体要”等文体学思想,并探讨“深极骨髓”的文学根本问题,建构了完善的文学理论体系。其视野之开阔、思想之精深、方法之自觉、理论之完善远超出了李充论文水平。刘勰评《翰林论》“浅而寡要”大体合乎事实,“浅而寡要”之“浅”指精省浅近的措辞风格,未必贬辞;“寡要”为少要,亦并非完全否定判断。相较钟嵘贬之“疏而不切”,刘勰批评态度相对温和,且更公允。

文济秦岭——西安国家版本馆设计

根据“依山而建,山水交融”的要求,西安国家版本馆选址于秦岭圭峰北麓,力求与秦岭的自然与文化景观和谐共生。设计主导思想为“山水相融、天人合一、汉唐气象、中国精神”,旨在汲取汉唐时期建筑在融合建筑场地与人文精神方面的精髓。整体布局通过一条南北轴线将圭峰、西安国家版本馆和西安高新区连成一个整体,形成地形、空间感和时间记忆的完整性。建筑群采用传统山地建筑的智慧,划分为三大功能区,布置在6层台地上。主体建筑文济阁坐落在高台上,以圭峰为背景面向园林与城市,构成一幅壮阔图画。建筑设计运用新技术、新材料,结合传统营造智慧,营造具有中国精神内核和艺术表现力的和谐建筑。环境设计尊重自然,追求中国山水园林的素朴天然之趣和诗情画意之美。

贵州少数民族汉式家谱文化现象研究

汉式家谱于明代在贵州少数民族土司中出现,清雍正至民国年间在贵州少数民族中基本普及,形成一种文化现象。汉式家谱在贵州少数民族中的出现和发展演变,是统治者倡导和推动、土司率先示范,专业谱匠参与的结果,既是对国家层面社会治理和族际整合意图的践行,也反映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少数民族中的汉式家谱是一种外在压力下的家族历史和身份建构,因此其中叙述的历史存在诸多疑点,导致历史价值的减弱,但这种“建构”的过程和结果加强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的形成过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加强对家谱编修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引导,避免家谱编修中的各种弊端,将极大地发挥家谱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更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汉镜铭文体式刍议

汉镜铭文是汉代文学的表征,其与《诗经》《楚辞》、乐府诗联系颇深。在汉镜铭文体式发展过程中,从句式来看,汉镜铭文包括四言、杂言与骚体;从内容来看,汉镜铭文呈现相思、忠信、祈祥与生死之内蕴。分析其句式与内容特征,可将汉镜铭文归类为“诗经体”“楚辞体”与“乐府体”3种体式。汉镜铭文是对汉代出土文献文学独特性的呈现。

论汉末瘟疫对建安文学的影响

汉末瘟疫不仅对政治、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还对建安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汉末瘟疫造成人口锐减、经济衰退,直接影响了战争资源、战争胜负,因此也间接影响了政治格局的形成;汉末瘟疫造成大量文人的死亡,强化了生命意识的自觉,影响了文学主题的书写,从而刷新了建安时期的文学生态;汉末瘟疫所造成生命意识的强化、忧生之嗟的生成、死亡主题的勃兴,进一步影响了建安文学苍凉风格的形成。

基于符号学的新汉风景观建筑设计研究——以徐州汉文化景区为例

景观建筑是城市历史文化的代表。作为两汉文化的发源地,徐州新汉风建筑的建造已形成了一定的氛围,但仍没有脱离汉代建筑型式的窠臼。文章首先以符号学的基本理论为指导,提出了基于符号学的景观建筑设计方法,其次分类梳理了徐州汉代建筑符号,即空间符号、形态符号、装饰与色彩符号,最后在对徐州汉文化景区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调研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徐州新汉风景观建筑的设计思路。

论“左雄奏议,台阁为式”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评价说“左雄奏议,台阁为式”,阐述了左雄的奏议类文章在我国文学史上的特点和地位,这是建立在梳理古代奏议类文体从产生到发展的脉络基础上得出的精到表达。左雄的奏议文作为东汉奏议类文章的典型代表,对于研究其时及此后的同类文章创作,有着较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汉唐建筑风格在武威东站建筑设计中的传承应用

铁路客站融入地域建筑文化既有助于提升城市文化形象,还能为铁路客站赋予独特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以武威东站站房设计为例,通过梳理武威地域文化特色,分析汉唐建筑风格特点,提出将汉唐建筑风格融入铁路客站设计的策略与方法,并从传统建筑形式的转译、建构一体化设计手法、室内外一体化设计、传统建筑元素的应用等角度进行阐述,充分展现武威东站站房设计中的汉唐建筑风格。

基于语料库的《伤寒论》英译本翻译风格比较研究

本文利用语料库的方法,选取《伤寒论》的两个英译本(罗希文译本、魏迺杰译本)作为研究对象,围绕词汇、句子和语篇层面,开展翻译风格比较研究。研究发现,罗希文译本倾向于使用意译法,用词更为丰富多样,句式表达更为灵活,注重译文的易读性和可接受性;而魏迺杰译本则倾向于使用直译法,句式结构较为复杂,注重译文与原文语言结构的一致性和准确性。两译本在翻译风格上的差异可能与译者的翻译目的、翻译策略和知识背景的不同有关。

从唱腔的遗传基因为广东汉剧寻根溯源

广东汉剧,也称为粤东“外江戏”。关于广东汉剧的源头,史学家、理论家、艺术家们都有独到的见解,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比较多。但从总体上看,这些有关广东汉剧源流的研究成果,大多是从史学的角度对其进行探究,即使有从音乐学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的成果,也只是比较简单、零散而不够系统的探讨。在此以其唱腔、音乐形态为切入点对其进行深入系统地剖析,并结合湖北汉剧的唱腔、音乐特点等,对其进行分析、对比,寻找、确认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

别子为祖:论汉赋附《诗》的尊体建构

赋兴于《诗》,而后与之纠葛烦复,后代论家往往难扼其要。王芑孙借自宗法制度的“别子为祖”说最能揭示赋体附《诗》的动态过程。此说从主次亲疏上勾连了从《诗》到赋的演进中荀子、屈原、宋玉的作用和地位,指出了赋别《诗》为“祖”之后所具有的扩容特征,内涵了汉代赋家因追求文体尊严而攀附《诗》学的事实。汉人以赋附《诗》体现为《诗》赋源流的观念建构,以及赋体在功用性上类《诗》的“讽”“颂”要求,以此影响了两汉赋文本构结方式和风格的转变,呼应于《诗》语的取用特征。这一附经“尊体”而“变体”的历史进程,揭橥了文体发生学中“以卑附高”的普遍观念,昭示了新文体生发时的内在要求和发展路径,对此后其他新文体生成过程的理解有所裨益。

从起居方式的变化看秦汉时期家具形制的发展

秦汉时期,是中国生活起居方式从席地而居转为以床榻为中心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古代低型家具发展的重要阶段。以秦汉时期生活起居方式的转变为引,对生活起居方式转变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从席、床榻类、几案类家具着手对秦汉时期生活起居方式转变影响下的低型家具发展进行了分析,总结出该时期室内家具的组合特征,以期为秦汉时期低型家具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

试论汉代陶灶的岭南类型

汉代岭南类型陶灶以带有前出地台、有底为显著特征,平面以长方形或梯形为主,主要流行于岭南地区,出现于汉武帝灭南越国以后,是受到汉文化影响而出现的。从时代、形制上看,不排除其受到徐州地区陶灶影响的可能。岭南类型陶灶在东汉时期传播到了邻近的湖南地区,其中平面为舟形的陶灶在六朝时沿北江、赣江传播到了江西地区。岭南类型陶灶基本上沿西江、桂江、漓江、湘江及北江这些主要河流分布,而这些河流正是岭南地区与中原地区之间的主要交通要道。

汉藏交流互动对藏族漆器生产制作和技艺风格的多维度影响研究

藏族是使用漆器较多的民族之一,藏族地区的漆器发展从一开始就依托于汉藏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互动。汉藏交流互动下的内地漆器和技艺输入,既满足了藏区人民的物质生活和艺术审美需求,又推动了藏族地区本地域的漆器生产制作,藏族漆器在制作技艺和艺术风格上都留下了内地文化的印迹。汉藏交流互动对藏族地区漆器具有多维度的影响作用,体现了藏族文化与内地文化频繁交流、相互影响的特征。

汉绣与荆楚刺绣关系考辨

文章针对汉绣的起源及如何去界定汉绣等问题,运用文献资料与考古实物两维印证的方法对汉绣的起源问题进行分析,得出汉绣与荆楚刺绣有着密切联系的观点。研究表明:汉绣的纹样主题风格来源于楚国文化中尚巫信鬼的风俗习惯,是楚人风俗的具体表现;汉绣尚凤尚赤的特点是对楚人尚凤尚赤的继承,是楚人敬仰祖先、崇奉火与生的精神信仰的体现;汉绣的构图审美是楚人审美基因的延续,是楚人鬼魅浪漫的具象演绎。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汉绣针法技艺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刺绣,后又在晚清时期为提高生产效率而创造出的一种新型商品绣。

韩孟诗派最后十年的孤芳与微澜——以备受争议的《石鼎联句》为中心

联句创作是韩孟诗派发展的动力机制,是奇诡诗风的重要表征。综观《石鼎联句》千年阐释史,朱熹-魏源一派“去序考诗”的研究路径颇具价值。沿此详加统计分析,不难窥见韩愈联句区别于其他唐人联句的形式特征,以及富含政治讽谕和人性反思的意义空间,而《石鼎联句》适与韩愈联句的各项特征高度吻合,联句作者、本事及作年遂得一一落实。由此可见,《石鼎联句》不仅忠实继承了韩孟诗派鼎盛时期的联句形制,而且在最具难度的借物托讽一脉上着意用工,踵事增华,突破了双人联句平分秋色的基本格局,孕育着韩孟诗派结构性变革及其与古文运动融合发展的美妙契机,可谓韩孟诗派最后十年的重大关捩。

论古文经学对两汉文风的影响

经学在两汉达到了高度繁荣,古文经学作为经学的重要一派,其发展深刻影响了同时代文学的发展。古文经学家对待经典的历史态度与训诂方法反映在文学上,表现为汉代史传文学史学色彩的强化,语言趋于辞赋化、典雅化,并以复古为旗帜推动文学的革新。古文经学的理性独立精神,加强了文学的批判性与现实性,促进作家个性风格的张扬。古文经学简练畅达的解经方式促进了汉大赋向抒情小赋的文体转变。古文经学提倡通达,带动了文学朝着丰富化、多样化方向的发展。

跨越千年的酬唱——读邹惟山的拟寒山体诗

唐代诗僧寒山在内冷外热千年以后,近年又再次走进我国诗坛,但研究者多,模仿创作者少。邹惟山用心于拟寒山体诗写作,其质之高,其量之大,在当前旧体诗词写作大热的背景下,均高标独举,蔚为大观。本文分析了邹惟山走进寒山与走出寒山的创作历程,解读了其诗题材的广泛性,以及体现的宽阔视野及家国情怀,为“旧瓶装新酒”的旧体诗词写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