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乐府诗与民间教化

在“观风俗,知薄厚”的教化理念统摄下,作为汉代文学的重要形式之一,汉乐府诗的不少作品表现了对社会鲜明的教化内容,大体来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倡导家庭伦理,具体包括爱情婚姻伦理、兄弟相处之道;二是为汉代妇女树立时代女性的典范,其中描写了坚贞专一的罗敷、胡姬及持家有方、待客有道的陇西健妇等;三是对世人立身行事进行告诫与劝勉,具体包括告诫世人审慎远行、游子自重自爱,劝诫世人立德修身、谨慎自保,劝勉世人惜时奋进等各个方面。必须清楚一点,乐府诗发挥教化百姓作用,并不单纯是诗歌文本在起作用,而是诗歌、音乐乃至舞台表演综合作用的结果。

汉魏六朝乐府诗中服饰文化词英译对比分析——以许渊冲和汪榕培译本为例

汉魏六朝乐府诗中涉及诸多具有时代烙印的传统服饰,它们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社会符号,像《孔雀东南飞》《陌上桑》等作品可谓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通过选取许渊冲和汪榕培两个权威译本中共同出现的诗歌进行分析,确定其中服饰文化词的具体数量及类别。同时从翻译方法和诗体美学两个层面入手,对其英译特点与内在文化内涵进行梳理分析,探讨服饰文化词在两译本中的直译意译之别以及在韵律、意象和修辞上的差异。

汉乐府诗《梁甫吟》本事、作者及创作时间考

过去多认为《梁甫吟》是诸葛亮之作,并多将该诗视为葬歌。通过《梁甫吟》之本事、作者及创作时间的考证可以发现,《梁甫吟》非诸葛亮所作。而且,该诗蕴含着对东汉末年董卓迫害皇甫嵩、朱儁以及卢植3位名将的恶行的强烈批判,由此可判定其创作时间在公元191年到192年4月之间。

新文献视野下的秦音乐流变、制度与精神考论

秦音乐是秦人自身音乐、西周礼乐文明、西戎民族音乐以及东方各国音乐混合的产物,是秦人长期以来与东西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其文化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殷商和西周朝;经秦仲、秦襄公、秦文公、秦武公时期不断发展,至秦穆公时期在继承西周礼乐制度的同时,更注重自身音乐制度建设;战国时期,秦不断接受、融合各国各地的音乐;统一六国后,创立了宫廷用乐。在“秦声”发展过程中,秦音乐一方面不断学习西周礼乐制度,实现了礼乐文明的高度与雅致;另一方面还有自身的一些特性,如慷慨、真诚、古朴、原生态等长期得以保存。同时,音乐制度建设也取得了成就,并有相对明确的分工。这一制度深刻影响了汉及其后王朝的音乐制度,鲜明地反映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

汉镜铭文体式刍议

汉镜铭文是汉代文学的表征,其与《诗经》《楚辞》、乐府诗联系颇深。在汉镜铭文体式发展过程中,从句式来看,汉镜铭文包括四言、杂言与骚体;从内容来看,汉镜铭文呈现相思、忠信、祈祥与生死之内蕴。分析其句式与内容特征,可将汉镜铭文归类为“诗经体”“楚辞体”与“乐府体”3种体式。汉镜铭文是对汉代出土文献文学独特性的呈现。

汉乐府《孔雀东南飞》叙事性探析

汉乐府在继承《诗经》现实主义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诗歌的叙事性,产生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一首长篇叙事诗,在叙事性上有极高的艺术成就。《孔雀东南飞》以个性饱满的人物形象,曲折跌宕的故事情节,错综复杂的矛盾,鲜明的主题思想为人所称赞。以《孔雀东南飞》为代表的汉乐府叙事诗对后世叙事诗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的新解——汉乐府《有所思》男女主身份解读

目前学界对为汉乐府《有所思》“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的认识趋于一致,普遍认为玳瑁簪是女主赠送给男子的定情信物,但我们根据先秦男女互赠礼俗、玳瑁簪的市场价值、汉代对女性的道德要求、汉代教育以及商业发展等视角分析,发现“双珠”“玳瑁簪”与“玉”实为男主所赠。除此之外,我们对男女主进行了新的身份认定,诗中的女主是父母双亡、跟随兄嫂居住在江边的农家女;男主是漂洋过海到对岸做生意的商人。

汉代乐府的艺术管理机制探析

汉代乐府作为汉代的一个艺术机构,对汉代艺术的繁荣发展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和意义。它不仅促进了音乐艺术的繁荣还促进了诗赋文学的发展,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汉代社会艺术文化的发展,也体现了大量的社会文化信息,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因此,学者对于汉代乐府所展开的多角度研究从未停止,文章将从艺术管理的角度对汉代乐府展开初步探讨和分析,对汉代乐府的宏观管理和内部管理机制进行考论,进而对其管理模式有一个初步的把握并对其进行反思,以扩充汉乐府的研究范围。

论黄节古诗注的突破——以《汉魏乐府风笺》为例

黄节对先秦和汉魏六朝诗歌有颇多精当见解,以《汉魏乐府风笺》为例,可以看出黄先生对古诗注有许多突破。由于文学史观的引入及重视发掘诗歌的美学特征,其注开启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新思路。

乐府沿革与汉代采诗考论

从文献的角度看,汉王朝有两乐府,一为太乐府,一为乐府,两者均简称"乐府"。汉武帝复兴乐府的显著标志是"采诗","采诗"是在加强礼乐文化建设的背景下进行的。通过考辨可以发现,"采诗"与"循行天下"有直接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经学博士承担了"采诗"的任务。

《汉鼓吹铙歌十八曲》的文本类型与解读方法

《汉鼓吹铙歌十八曲》自沈约以来就被认为最难解读,本文将其分为三个主要类型,举其代表性篇目进行解读。《石留》篇的解读方法是在剥离乐工标记语的基础上判别“辞”“声”;《朱鹭》篇的解读是在判别“辞”、“声”的基础上引入文献学与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远如期》篇则主要从汉代乐府歌诗的文体性质出发,指出其中含有科范字。本文的方法和结论对于《汉鼓吹铙歌十八曲》的解读有重要意义,对于其他汉魏六朝乐府歌诗的研究也具有参考价值。

汉代乐府的音乐活动与歌诗

汉代乐府的音乐活动 ,对汉代歌诗的创作起有重要作用。乐府的采风观谣 ,使民间歌诗得以保存 ;乐府的制乐活动吸纳了文人加入 ,促进了文人的辞赋创作 ;乐府对外域音乐的吸收和改制 ,丰富了华乐的音乐品类 ,其音乐和文辞的配合方式 ,奠定了中国古代音乐文学“选诗以配乐”与“依调填词”两种基本方式。胡乐与汉文的配合方式 ,对反省“胡乐生词”

对南音乐舞创新表演形式的思考——以台湾南音乐舞《韩熙载夜宴图》为例

南音乐舞是在继承与发展传统南音古乐中产生的一种创新的表演形式。台湾汉唐乐府的《韩熙载夜宴图》是其中一部较为完善、成熟的南音乐舞作品,其在大胆创新发展南音古乐,拓展南音艺术表现空间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但是其在保护与传承南音"原生态"与本质内涵等方面却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从“台湾汉唐乐府”看南音古乐的新发展

台湾汉唐乐府在台湾成立二十余年,以演奏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南音并结合传统舞蹈梨园戏为主要演出形式,享誉海内外。本文分析了台湾汉唐乐府如何在古南音的基础上加以创新,从而再造传统,大获成功,希望对我国传统音乐的传承有所启迪。

论汉乐府的劝世精神

汉乐府古辞在思想主题上具有明显的劝世戒俗倾向。因汉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的"正俗"目的,乐府机关按照"正俗"要求对歌谣配乐、增删和新编的加工过程中,原本"感于哀乐"的歌谣被转化成为代表朝廷意志传达"正俗"意图的乐府诗,汉乐府的"劝世"主题也在这种"创作"机制中悄然形成。

鲍照“代”乐府体探析——兼论汉魏乐府创作传统的特征

《鲍照集》里的代乐府是乐府创作中的一个特殊现象,鲍照的代乐府虽然具有汉魏乐府创作传统的基本特质和不少表现元素,但并非汉魏乐府的复旧。"代"字标示了他在传统基础上的创变。在《鲍照集》里的代乐府或借旧题裁己意,或用新题代旧题,标示了鲍照拟乐府与汉魏晋乐府创作传统的联系和区别。认识代乐府体所提供的考察角度,便于今人更清楚地看到鲍照对于汉魏古乐府传统和当时新兴乐府的不同,以及处理各种乐府体式的不同创作态度。鲍照的代乐府以五言为多,集中体现了他对汉魏晋乐府创作传统的认识:第一,取题多用旧题,小部分自立新题;第二,鲍照的代乐府五言中有一部分吸取了汉乐府偏重叙事以及场景表现单一性的方式,通过某个人物、场景或者故事的设计,集中地抒发自己的感想;第三,多用比兴虽是汉魏古诗共同的表现特征,但鲍照有一部分乐府的比兴句式更接近汉乐府;第四,汉古诗和乐府好从人生感慨和人生经验中总结出某些名理,富有训诫意味,鲍照也时有这类总结性的诗句;第五,鲍照的代乐府文气贯通流畅,虽然有些作品已不免俳偶铺陈,但没有两晋古诗的抽象议论,尤其是开头和结尾大体能够保持汉魏乐府的语言风格。当然,鲍照的代乐府最关键的还是抒情视角的普世性,即无论其中包含了多少个人寄托,基本上仍是采用代言体以及与此相应的传统抒情主题:鲍照代乐府古题的抒情都是从普世性的感受出发,所以这些代乐府题的主题内容都不出于生死感叹、去乡远游、人情亲疏、离别相思、从军赴边、游览京洛等汉魏乐府的传统题目范围,没有具体而特定的事件或背景的交代,没有倾诉感情的具体对象,触发感叹的真实原因隐藏在巧妙的比兴以及那些虚构的人物和场景之中,个人特殊的思想矛盾若隐若现地寄寓在人们共同的感受之中。总之,鲍照的代乐府反映了鲍照对于汉魏乐府的体式及其创作特征的深刻体认,为唐代乐府学习汉魏乐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他在代乐府中的创变,特别是乐府古诗化的倾向,带来了乐府表现视角的变化,对于李白的古题乐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汉哀帝罢乐府的原因

汉哀帝之所以罢黜乐府,其主要原因有三:其一,纠正世俗奢靡之风。汉武帝时的乐府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为了满足帝王娱乐的需要,乐府管理者们大量采集民间乐歌,不断创制俗乐新曲,经武帝、昭帝和宣帝三代,使汉代俗乐盛极一时,从而也在上流社会形成了一种雅好俗乐、沉溺声色的奢靡之风,从而对人们的生活追求和价值取向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其二,兴雅乐、强王权。西汉在汉武帝时期达到鼎盛,昭、宣两朝承武帝朝余续,实力仍然较为强大,然至汉成帝时,"禄去王室,权柄外移",帝王威仪、皇室权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罢乐府正是为了恢复雅乐的地位、强化皇权的重要举措之一。其三,振兴经济的需要。哀帝时民力屈而财力竭,罢乐府一方面是节省不必要的开支,另一方面是抑制社会奢华之风,使民归于农。

试析汉乐府文事相依的传播特点

根据《乐府诗集》的统计数据,发现汉乐府诗歌中本事和作品共同流传下来的占其总数的44%以上,古人"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评价其实还有其传播学意义,即汉代乐府诗歌的传播呈现文事相依的特点,有的甚至"文依事存",离开本事的诗文可能无法传播。

汉乐府《战城南》“梁筑室”句新解

评析有关汉乐府《战城南》"梁筑室"等句的诸种解说,通过分析诗中的情感脉络和艺术特点,提出"梁筑室,何以南?何以北?"是比兴手法,是以在桥上盖房的荒唐之举来比喻君王自断生路的愚蠢行径的新说。

西汉社会转型与元平时期乐府演进

元平时期,社会政治文化由霸王道杂用、高尚君权向纯任德教、不知所守转变;由杂霸王道术、维护皇权独尊,向任用俗儒、崇尚复古转化。受此影响,乐府采诗活动延续,对保存民间歌谣有重要作用;而郊庙表演受郊议庙议影响,郊庙歌诗创作亦显消沉;乐府活动由宣帝时期偏向维护皇权独尊和政治稳定,向偏重服务统治者的娱乐享受转化,推助了整个社会的乐舞享乐风气。此期民歌民谣多批判社会政治问题,反映了汉帝国大厦将倾之际国民痛苦无依的心理状态;此期的杂言与五言歌谣在句式运用、意象使用和抒情表达模式上为后世诗歌积累了经验,在中国诗史上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