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之学”视野下的曾国藩“奇偶互用”说

曾国藩在奠定“士大夫之学”学术规模的过程中,根植《易传·系辞》的宇宙观和张载的辩证观,依据韩愈“孔墨相用”说而提出“奇偶互用”说。相较清中叶以来“奇偶相生”“奇偶相杂迭用”“骈散相成”“奇偶相间”“奇偶相参错综”等说,“奇偶互用”说确立“奇”为本位、以“奇”兼“偶”的体用关系,主要从行气运辞、天授人事的角度记述奇偶,重塑韩愈古文在学术分途中的连接作用与在文体演变中的典范价值。该说完善并发展了姚鼐“文分阴阳”说,试图纠正桐城理论阴阳分判、偏于阳刚,而创作失之阴柔的流弊。曾国藩大胆接受富有争议的“孔墨相用”说,体现了其在晚清大变局中,借助韩愈归本经子、博学于文的“大贤君子之道”,复兴修己治人、经世致用的大人之学的淑世情怀。

三选于吏部卒无成:韩愈三应博学宏词科考辨

韩愈自云“三选于吏部卒无成”,是指他曾三次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但均以落选告终。对此“三选”的详情,诸家所说不一,以致对韩愈相关生平和作品的系年混乱。结合唐代举选制度和韩愈进士及第于贞元八年春的生平履历,结合同期应试的李观作品《中和节诏赐公卿尺诗》,可知韩愈第一次参选博学宏词科冬集于贞元八年冬,考试在贞元九年春;从韩愈的《与崔立之书》和《上考宏词崔虞部书》的有关表述,结合洪兴祖《韩子年谱》考证此次试题《太清宫观紫极舞赋》的背景和具体内容,推断韩愈第二次参选宏词科冬集于贞元九年冬,考试也在贞元九年冬,著名的《颜子不贰过论》便为此次应试之作;从《祭兄子十二郎老成文》《上宰相书》的内容和创作时间,结合试题之一的《冬日可爱诗》内容和韩愈《省试学生代斋郎议》的旧注,推断韩愈第三次参选宏词科冬集于贞元十年冬,考试也在贞元十年冬。

以复古求新变:张说碑志文新探

受唐代文体革新的时代风气的影响,针对六朝碑志文写作的弊端,张说开始了以复古求新变的碑志文变革实践。他引史传写法入碑志,淡化宗族世系、重视人物性习,语体形式上骈散交融,风格上追求典雅,这些变革既体现了向蔡邕开创的碑文写作范式的复归,又为碑志文写作范式的变革开启了法门。张说的碑志文中交织着新旧范式变革阶段旧中有新,新中有旧的阶段性特点,成为从“蔡邕体”走向“韩愈体”的津梁,是碑志文学史上的重要一环。

论韩愈诗文灾害书写的现实功用

韩愈作为中唐儒道复兴的发力者,其诗文作品鲜明地呈现出写实倾向,发挥着文学的现实功用。韩愈诗文中的灾害书写是韩愈在特定灾害背景中创作的,与现实更加贴合,发挥着独特的现实功用:纪世、刺世、救世等。

论韩愈士不遇诗虚词造语与比兴意象之新变

韩愈七应科举,二贬南荒,是中唐“士不遇”文人的典型代表,韩诗中约有三成主题涉及“士不遇”。韩愈士不遇诗贯彻其“自树立,不因循”的诗学之旨:在语言表达上,锻炼字词,多用文言反问、疑问词语,借助“其”“且”“与”“所”等虚词新创“虚词造语”;在艺术手法上,追求奇异,比兴意象“奇诡化”的新变背离了诗歌雅正传统,形成“奇崛险怪”的审美风格。韩愈将幕府生活、党争革新、贬地风物等新题材引入诗歌,士不遇诗在呈现新面貌的同时,更寄托着不遇文人崇高的精神信仰。韩愈在“自树立,不因循”诗学之旨引导下大变唐诗风貌,推动诗歌从唐音至宋调的转型。

清初古文复兴中孙琮韩文评点探微

明末清初八股文积弊丛生,文坛复兴古文风气浓厚。选评家编选历代古文,为文坛复兴古文助力。而唐宋八大家被认为是通往先秦、两汉文之舟楫,韩愈则为八家中的重要范型,是选家关注的重要对象。古文选家孙琮选评先秦至明代古文,指导士子写作,其中评韩文细致深入,揭示了韩文结构、眼目等章法技巧,溯源了韩文与先秦、两汉文之文法承继关系,挖掘了韩文的道统思想,在韩文接受史上有着重要价值。

从“天命”到“天理”——韩愈、二程天论与唐宋之际儒家的发展

唐宋之际儒学出现了变革,这种变革可以通过对韩愈、二程天论的分析体现出来。从韩愈的“天命”到二程的“天理”,体现出唐宋儒学对天性质的界定从意志之天转变为义理之天,天的功能从天地万物之性由天命赋予转变为天地万物之理由天理转化,天人合一关系从外在合一转变为内在合一。从韩愈的“天命”演变成二程的“天理”,带来了儒学发展质的飞跃,这种演变是儒学发展的必然,是儒学为了对抗佛教的挑战而做的自我调节。

清代韩文的升格及动因

韩愈及其古文地位在清代呈现明显升格。清人从传统文道观出发对韩文进行文统塑造,提升韩文的文统地位;对韩愈“博爱之谓仁”的合道性阐释与道统升格实践,不断抬升韩愈道统地位。清廷对韩愈道统的认可,是在认识和建构自身所居道统之中的正统地位,而正统观念的传扬与确立是为获得自身治统。韩文自身的古文创作特性与清代“治道合一”的现实政治关系是韩愈成为清廷与士人共同升格对象的主要原因。清代是韩愈古文经典化过程的重要时段,清人对韩文的这种经典化塑造仍影响着当下的古文阅读。

艺术创新与道统阐扬:论《元和圣德诗》的典范价值

《元和圣德诗》作于韩愈创作《原道》、确立儒家道统观之后,因诗中有行刑场面的血腥描写及“颂圣”的内容,历来的唐诗选本多不选录,当代研究者也很少关注。诗歌称颂唐宪宗平定藩镇叛乱、重振帝国雄风之“盛德”,具有“诗史”性质。在艺术上突破了“颂圣”诗的传统写法,创新特征鲜明。其中“以丑为美”的血腥描写意在“震慑藩镇”、表现“尊王攘夷”、维护皇权的道统观;“以文为诗”的破体探索是为更好地阐扬道统所采取的表现策略;尊经用典则从语言表达形式上体现了回归儒家正统的价值取向。三方面的艺术探索和创新,皆服务于道统观的表达,而道统观则为前者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和理论武器。二者相得益彰,在思想与诗艺、复古与创新、尊体与破体、美与丑之间,匠心独运,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该诗不仅是韩愈将道统观与诗歌怪奇审美探索自觉结合、开拓新诗境的典范之作,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均应有一席之地。

韩愈《诗》学观之承变及其创作实践

韩愈尊重《诗经》的经典地位,不否认《毛诗序》的本事附会,赞同“刺实”“隐文达意”的手法,承继前代《诗》学传统。韩愈的创作实践,大量引《诗》,曲笔刺实,辞讳君上。由于自身良好的诗学修养、戆直性格及拟圣追求的激发,韩愈驳子夏作序、审慎描述孔子“删诗”,其《诗》学观的新变性与中唐时期的疑经思想同频共振。韩愈诗文创作骨相稜嶒,于舒忧娱悲中扶树教道。韩愈《诗》学观及其创作实践兼具承变,有效推动着唐宋《诗经》研究的过渡转型,深刻启发着北宋前期诗歌创作的发展演变。

一代伟人与百代文宗——毛泽东对韩愈的接受

毛泽东博古通今,终生注重向前人学习,韩愈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位。学生时代,毛泽东对韩愈集熟研精修、烂熟于胸;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其著作中对韩愈诗文信手拈来、点铁成金,既融入到文艺为革命政治服务的通道,又展现出一代领袖的文采风流;新中国建设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大变革的背景下,晚年毛泽东对韩愈的态度从“一分为二”向“扬柳抑韩”倾斜,后来又回归“一分为二”。他的韩愈接受不仅为一代伟人的成长道路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化营养,而且对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和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也有着深刻的启示。

韩愈阳山之贬成因考释

韩愈阳山之贬的原因向来众说纷纭。两《唐书》所载其“上疏论宫市”一事应作为韩愈此次贬谪的导因。从历史之客观记载与人物之主观态度分析,以之构罪于韩愈的并非传统所论的幸臣李实,而是在德宗朝已阴为党羽的韦执谊、王叔文等永贞党人。柳宗元与刘禹锡虽无加害韩愈的主观故意,却有泄情于韦、王的嫌疑。韩愈对于韦、王诸人卑鄙行径的怨愤与控诉,也如实反映在了其后创作的诗文中。

韩愈的自咎与赎救——以《祭十二郎文》和“韩湘子度文公”为中心

“韩湘子度文公”故事是民间对韩愈人格的一种特殊解读,其出发点则应该是韩愈的《祭十二郎文》。以《祭十二郎文》为基本背景,再加上附会想象,韩湘子从韩愈的侄孙变成了他的侄子,韩愈对兄嫂及侄子的愧疚则演变为他被韩湘子数度点化。《祭十二郎文》和“韩湘子度文公”的境界相差甚远,但情感形态基本一致,都是基于深厚的亲情和无限的自责。由韩湘子来度化韩愈成仙,正是韩愈走出感情困惑的必然途径。通过分析韩愈的《祭十二郎文》与民间演变的“韩湘子度文公”故事,可以窥见韩愈内心的挣扎与救赎,以及其自咎与寻求他救的复杂情感。这些作品不仅展示了韩愈作为一个现实人的复杂矛盾,也反映了民间层面对历史人物及其作品的特殊理解与再塑。

万世学者之正鹄——论乾隆帝《御选唐宋文醇》中的韩愈

《御选唐宋文醇》是由乾隆帝御选的古文选本,引导、规范了乾隆朝的古文选本方向。乾隆帝在《御选唐宋文醇》中肯定韩愈、赞扬韩愈、维护韩愈,将韩愈作为儒家道统的典范,将韩文作为“醇文”的正面典型,为士人树立了学习的典范。《文醇》选入的岭南韩文,在肯定韩文艺术成就的同时,赞扬了韩愈为官岭南的政绩,肯定了韩愈对人民的教化作用。乾隆帝对于岭南韩文的批评也显示了对于边疆治理的政治思考。

从赋体看韩愈文章骈散浑成的特征

韩愈发展骚体赋、发明新文赋等作文实践,对于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有重要意义。我们在看到韩愈对文体改革变化产生深远影响的同时,会注意到他的文章是骈散浑成的。作为古文家的韩愈不刻意排斥骈文其因有三:首先是文体发展规律需要踵事增华,而骈文文体在部分表现上具有无可替代性;其次是唐代国家公文概用骈体为骈文的发展提供了客观社会保障;再次是韩愈自身继承“道统”的自觉意识致使语句雍容精警。

论韩愈对传统赋体诗的超越

韩愈作赋体诗的诗坛定论是片面的。韩愈的以赋为诗并非照搬赋法,而是师古创新,从赋中汲取适于诗歌的营养后熔铸改造以自树诗风。他以赋语入诗,却翻新用法,追求“奇”的风格与诗境。他借鉴赋体宏观性的描写角度和铺陈逻辑,具体内容刻画时又简去其繁冗的物象陈列,炼笔于有生动形象和丰富细节的画面呈现。他藉赋体的自信气度以重振中唐诗风,又舍弃其浮华幻想的内核,使社会现实成为诗歌关注的重心。

唐宋立祠制度变迁与韩愈神化现象

唐宋立祠制度是国家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奉祀对象的选择能够反映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心态和价值取向。韩愈在宋代被神化是由多重合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唐宋两代立祠制度方面的差异,是身为唐代官员的韩愈未能于本朝实现由人到神的转变,却在宋代被尊奉为神的重要原因。唐代官员立祠标准严格,宋代祀贤之风兴盛,大规模在府学旌表地方贤人。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使韩愈处在各方利益的交汇点。宋真宗咸平年间,陈尧佐在潮州创建韩祠。潮州韩愈祠发挥纪念与教化作用之外,更有对地方秩序的重构功能。祭祀韩愈是地方管理的现实需要,背后更有文化秩序的考量,隐藏着权力的本质。

《新刊经进详注昌黎先生文》避讳及刊刻时地考

现存宋蜀刻本《新刊经进详注昌黎先生文》非完帙。作为南宋韩集注释本,其价值在今人研究中仍有所短缺。以蜀刻文本中的避讳现象为研究对象,以文字学、文献学等学科为基本探究视角,结合版本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运用数据统计、文献整理、史料分析等方法对文本中的唐宋历代避讳情况进行系统的梳理,进而分析概括该文本的避讳特征,并以此为经纬展开对其刊刻时间的考证。最后,得出该宋代蜀刻注本“韩愈集”的刊刻时间大致在孝宗乾道二年至光宗年间。且据其版刻文字特征判断,此本当为坊间刻本。

文学地理学视阈下韩愈刺袁时期的文学叙事研究

长期以来,韩愈诗文研究的焦点一般都聚焦在文献、思想、艺术、技巧、影响、接受方面,而从文学地理学视角出发,对韩愈诗文进行研究是薄弱环节。韩愈刺袁期间作为地方官员,充分发挥职能,结合袁州地理进行了空间生产,创作了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彰显出文学与地理空间的密切联系。从恋地情结理论来观照韩愈刺袁时期的文学创作,可以看出韩愈具有明显的恋阙情结和鲜明的政治指向。从文学地理学视角出发,可以挖掘出其文学创作与袁州地理的人地关系和空间的构建与张力,探寻其清醒的地域空间观与恋阙之情。

论唐五代笔记小说中的韩愈形象

韩愈的名儒形象在唐五代笔记小说中走向了仙道化,其仙道化塑造有三大标志:能识丹篆、死后从圣讨伐敌国和牡丹现诗预知命运。韩愈形象仙道化塑造的历史依据,是韩愈生平经历与诗文文献中流露的亲道倾向。韩愈形象向仙道转化的深层原因是中晚唐战乱与庸政的社会背景下,士人无力兴国与求仙避世的矛盾心理。唐五代笔记小说中的韩愈形象是唐末士人孤独彷徨身影的投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