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国杭州城市聚落变迁——以《浙江省城图》《杭州市街及西湖附近图》为中心的考察

采用清末、民国时期最典型的城市地图,复原杭州城市聚落,用来考察近代以来杭州城市聚落的数量及其分布演变的特征。研究表明,受拆城筑路、人口增长、都市设计等影响,杭州城市聚落变迁的特征为在数量上,大量增加,几近一倍,规模随之扩大,从单核向多核、成片发展,直至覆盖整个城市;在布局上,南北方向、御街中心的特点基本不变,但朝西南方向略有偏移。这作为城市空间变迁的主要表现,折射了杭州城市的近代化进程。

1927—1937年杭州城市绿化建设实践及历史特征

【目的】在民国时期的近代化转型过程中,杭州拉开了风景建设的帷幕,并在正式建市后的10年间步入了蓬勃发展时期,绿化建设是其中重要的内容,对此进行研究可以为近代风景城市建设理论提供补充。【方法】通过广泛收集政府档案、报刊、地方志等文献,梳理相关历史背景,考证1927—1937年城市道路、公园名胜、山区林地以及生产绿地的绿化建设实践,并探究其历史特征。【结果】研究表明:这一时期城市园林绿地的布局由湖滨新市场向东面城区和西湖环湖区域拓展;对西方绿化建设经验的进一步借鉴促进了造景风格的多元化;立足本地风土的速生树种选择使得绿化效果在短期内显现成为现实;涉及苗木栽植、维护等一系列事宜的方法仍待改善。【结论】一系列绿化举措促使杭州在20世纪30年代即渐具国际性旅游城市之雏形,对后续的城市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博弈与妥协:清末民初杭州肥业纠纷

清末民初杭州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卫生事业开始出现,肥业清理是公共卫生事业的重要内容。杭州虽距上海较近,但其肥业清理改良受传统因素影响深,颇为曲折。清末民初杭州警局试图通过改良肥桶、登记编号、成立肥业公司等措施来介入和改良肥业清理,在警局、肥业公司与粪行粪夫、农户的多次博弈之后,形成三方共同划分杭州肥业的妥协局面。清末民初杭州肥业纠纷不仅是肥业清理改良迈出从无到有的第一步,同时也展现出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博弈与妥协。

民国时期徽州交通网络的多元格局及评价

为了改变徽州地区交通闭塞的局面,民国时期徽州地区积极发展公路建设,但公路运输并不占主导地位。公路建成后,徽州与区内外的水路运输仍然很重要,徽州境内的传统石板路状况及承担的功能依然如故。这种多元格局的交通网络的状况,使得徽州对外输出商品的运费高昂的状况基本上没有变化。并且,部分囿于徽州山地陡峻的自然特点,徽州地区所修建公路自身也存在质量不佳、易受山水冲击等弱点。此外,徽州地区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了抵御日军进攻,政府多次下令拆毁公路。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徽州公路建设对徽州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不宜高估。至于徽州公路建设对徽州本地的影响,更多体现在对徽州习尚的改变及人员联系加强等方面。伴随着公路的建成,江浙等繁华都市来黄山旅游或经商的人日益增加,也把江浙的习尚带到了徽州地区。

从商办到国有化:试论清末民初沪杭甬铁路的发展概况

沪杭甬铁路是清末修建的一条贯通江南经济重镇间的铁路,它的诞生与英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意图息息相关。在江浙人民的不懈斗争之下,沪杭甬铁路的修建、管理及营运事业均摆脱了英帝国主义的控制,并成为全国商办铁路的典范。民国创立不久,这条倾注了江浙人民心血的模范铁路,却无奈遭到国有化之命运。

近代杭州饮食文化历史轨迹的再现——何宏著《民国杭州饮食》评介

何宏先生的《民国杭州饮食》意在证明近代杭州饮食在中华饮食区域文化发展阶段有着其独特的发展历史与研究成果,以及证明近代杭州饮食文化独特的研究成果能够具体且生动地展示近代杭州的历史轨迹。该书的主要学术贡献有二:一是初步建立起近代杭州饮食文化史的体系;二是言明近代杭州饮食文化的历史是近代杭州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变化的一种反映。

民国时期杭州休闲失范问题的探讨

民国时期的杭州,在社会习俗不断改良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社会失范问题。在休闲方面的失范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以赌博之风为主的一些旧习的复起和愈来愈盛的奢靡之风。文章对此进行了探讨分析。

民国“食在广州”的饮食特征

明清广州经济贸易的繁盛极大地推动了广州饮食业的发展,民国广州则赢得"食在广州"的美誉——应有尽有的佳肴,种类繁多的点心,独具特色的早茶,各式风格的酒楼,热情周到的服务,开创女工的先例。这一切都让"食在广州"名至实归。

民国时期杭州清真饮食研究

民国时期,杭州的回族居民的饮食,既保持了清真饮食传统,又具有杭州特色。杭州凤凰寺是杭州回民庆祝伊斯兰教节日的重要场所。民国时期杭州的清真餐馆在餐饮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民国时期杭州素食研究

民国时期,杭州素食极富特色。因经济原因,下层市民多以素食为主;僧尼和道士形成的庞大人群,也延续着上千年来的素食习惯;民间的宗教信仰者和修行者的素食已经成为一种自觉。因此,杭州出现了一些专门供应素食的餐馆,这里的素食精致、繁盛,更为世俗化。

民国杭州的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是一种文化表征。人们的宗教信仰,无论是上层人士,还是一般大众,从某种程度上都反映了他们内心心灵世界的一种倾向。民国时期杭州各种宗教流行,以佛教和道教占据主导地位。民国杭州宗教信仰对杭州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在旅游、慈善组织和慈善文化的兴起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民国前期杭州丝织品种发展特征研究

分两个阶段探讨了民国前期杭州丝绸品种的特征。民国前期的杭州丝织业通过丝织设备的更新、国外产品的借鉴,以及新纤维材料的运用等,使丝绸产量和品种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度。在1912-1918年的兴盛时期,丝织设备的更新换代及经营方式转换,引发了丝织品种的近代变革;在1919-1937年的低落与鼎盛并存期,新兴纤维材料的运用和丝织、染整技术的进步,带来了丝织品种风格、织物结构上更大的创新与突破。

民国时期杭州的新市场与商业中心的转移

新市场是辛亥革命后杭州市政当局在旗营旧地上开辟的新商业区,当局期望新市场能够改变杭州的商业格局,繁荣湖滨一带的商业经济,形成新的商业中心。通过对民国时期杭州商业数据的量化分析发现,杭州新市场的商业兴盛仅仅局限于休闲商业,商业中心并未从清河坊、羊坝头一带向新市场转移,其中的原因与杭州的城市格局、人口密度以及市政当局的政策措施等有十分紧密的关系。

民国后期揭阳地区经济社会变迁研究——基于揭阳榕城餐饮广告(1946—1947)为讨论中心

民国后期揭阳榕城的餐饮机构借助城市报刊传媒发布餐饮服务信息,广告数量众多,内容丰富,透射出城市生活的多样性,展现了现代化旗帜下的国家文化不断对近现代城市产生影响的变迁进程。这一变迁进程集中体现在餐饮机构成为揭阳城市的新景观、中西餐饮文化的交流和餐饮机构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存在。

民国杭州学校体育研究

采用文献资料法分析民国杭州学校体育开展情况。研究发现:幼稚园重在保育,通过各类游戏引导幼儿活动身体;中小学课程内容民国初期兵操为主,壬戌学制后进入双轨制模式;弘道女中组织各种运动队的训练与竞赛;浙江大学齐全的体育设施和丰富的体育课程为其亮点。研究民国时期杭州学校体育的发展情况,可以为今日学校体育提供历史借鉴。

民国时期杭州西餐研究

在对杭州西餐历史回顾的基础上,考察了民国时期杭州西餐业经营状况及人们对于西餐的态度,分析了西餐文化对杭州饮食的影响。

餐桌上的田野:何宏饮食文化研究评介

何宏教授由科技工作者向人文学者转变,其关注的领域包括饮食人物、近现代文献、食事研究及民国杭州饮食研究等。从其研究历程看,何宏教授不是纯粹的"书斋学者",而是敢说真话、关怀并参与现实的社会公共学者。

民国时期杭州茶馆变迁研究

杭州茶馆业历史悠久,在市民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文章立足民国这段时期,探讨杭州茶馆在数量规模上的阶段性变化,区域分布上与杭州商业的诸多联系,原有功能上的增加和新的发挥,并结合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人文环境,探究茶馆发展变化的可能因素。

馆藏杭州天纶绸缎庄的丝织样本探析

民国时期(1912-1949),随着新型织机、原材料和工艺的引进和应用,中国丝织业逐步完成了近代化的进程,形成了一个与传统体系截然不同的近代丝织技术体系。本文基于中国丝绸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杭州天纶绸缎庄的丝织样本,从背景、工艺、图案、原料等方面对其展开研究,并总结了当时丝织品种生产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