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特和奈格里非物质劳动理论的核心内容研究

非物质劳动理论是哈特和奈格里于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提出的重要理论。首先,该理论的核心内容是非物质劳动和生命政治劳动这两个核心概念。在哈特和奈格里的语境中,非物质劳动和生命政治劳动指代的是同一个概念,但是又不能完全画等号,它们都有其特殊的使用语境。其次,作为非物质劳动主体的诸众,它承担着对抗帝国、自我解放的神圣使命,也有诸多亟待争取的权利,如全球公民权、社会报偿权、再占有权等。最后,非物质劳动下的各种劳动关系发生了深刻改变,即劳动时间与非劳动时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劳动者内部的合作与互动更加密切,资本对劳动的控制日益减弱,劳动资源的共同性日益显现等。

非物质劳动:奈格里、哈特对马克思劳动思想的误读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资本逐步突破狭隘的民族界限和工厂围墙,渗入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面对此种现实图景,奈格里、哈特以非物质劳动凸显时代发展和革命主体的自主性。然而,从劳动结果概述的非物质劳动并不能以产品的非物质形态直接否定劳动时间对价值的衡量。劳动作为一种创造性活动本就需要体力、智力以及情感的耗费,因而劳动主体的创造力、生命力和充沛的情感绝不是非物质劳动主体独有的特质。实属劳动形式之一的非物质劳动并不能替代劳动本身,也没有创造新的劳动形式。它目前不能也难以摆脱资本的控制,因为非物质劳动不是资本无法触及的场所,而是资本入侵更为严重的时代表征,因此,奈格里、哈特对马克思的劳动思想存在误读。

“情感转向”的理论资源

"情感转向"近年异军突起,从通俗的喜怒哀乐情感层面突入哲学层面情感和身体因果生成的考究,乃至有人提出"生物媒体"的身体概念。其理论资源可追溯到斯宾诺莎《伦理学》中的第三部分《论情感的起源和性质》。斯宾诺莎定义情感为身体的感触,即情状,指出身体不能决定心灵使其思考,心灵也不能决定身体使其或动或静,而一切终归于自然的法则。马苏米译德勒兹与伽塔里的《千高原》,以情感为施与和感受情感的能力,同样是着目于身体。《千高原》以19世纪初叶德国悲剧《潘特西莉亚》为例,阐述希腊文化中的情感特征。两位作者视情感为生成的一种形式,认为战争机器中情感的高度强化和激化,正是《潘特西莉亚》的成功秘诀所在。劳伦斯·格罗斯伯格认为,"情感转向"可能是唯物主义的、自然主义的,甚至矫枉过正机械主义的,但是它终将彰显出异于欧洲主流传统的另一种现代性来。

资本帝国的生命政治存在论——奈格里、哈特的《帝国》解读

不属于任何民族国家的资本帝国正作为一种无形的权力中心出现于世界,它支撑起生产与市场全球化之网,试图把所有权力关系都置于它的世界构序之下。它是当今全球化资本的弥漫式的国际统治主权,在这个构境层中,帝国的存在恰恰是不可见的。资本帝国全球化权力的本质是生命政治统治,新的革命主体——诸众将有可能翻转生命权力,将生命政治重构为全面的解放。

马克思“共享理念”的三重维度——以哈特和奈格里为视角

挖掘马克思本人的"共享"理念是当前共享理念研究的一项非常必要的工作。哈特和奈格里的"共有"理论为之提供了独特视角,他们认为自然资源、物质性产品和非物质性产品等本应被共有的却被当前资本主义生命政治逻辑私有化。共有变私有阻碍共享,这一视角有助于理解马克思思想中的"共享"理论。马克思亦是从自然资源、物质性产品和非物质性产品三个方面的被私有化去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对共享的阻碍。哈特和奈格里的"共有"理论实质是对马克思的"共享"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的"共享"理念对我国共享社会的建构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亦有重要价值。

后现代情境中的政治规划:哈特、奈格里后社会主义方案解析

从确认现代性及其危机到出现了后现代帝国主权的历史轨迹,伴随着现代性革命叙事的终结,最后至大众政治学的形成,展示了《帝国》替代性革命政治规划出场的内在逻辑。作为政治主体的大众、大众的政治策略和大众的政治诉求构成的大众政治学,宣告了哈特和奈格里后社会主义方案的正式出场,从而再现了当前以他们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对全球化时代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所作的新颖而大胆的探索。

从帝国到数字帝国主义——重读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

在19年后,我们重新来审视曾经风靡一时的哈特和奈格里的著作《帝国》,会有一种不同的感受。19年后,《帝国》中的一些论点已经过时,但他们的一些论断仍然在今天起着作用。尽管今天的帝国并没有超越民族国家,也没有抵挡住新民粹主义的兴起,但是哈特和奈格里的分析仍然具有内在价值,尤其是他们提出的数字时代的资本主义造成的实质从属。数字技术的进步带来的不是人的解放,也不是世界范围内的国与国之间的差距的缩小,相反,资本对人的奴役、西方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掠夺和盘剥随着数字技术的推进被强化,导致了数字帝国主义的兴起。数字帝国主义正在成为今天世界政治格局的重要形态,在一定意义上,今天的数字帝国主义正是19年前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理论的实现。

诸众:对马克思无产阶级理论的重构——哈特和奈格里“诸众”概念评析

资本全球化浪潮对马克思无产阶级理论提出了全新挑战:无产者的消亡。哈特和奈格里运用生命政治学框架对无产阶级理论进行了重构。诸众作为帝国主权形式下反抗资本统治的全球政治主体,是受资本宰制的贫者的普遍联合。诸众的全新阐发旨在通过概念的双重性阐释、生命政治学以及时空维度的超越对无产阶级的历史身份进行自我指认,生成后现代性语境下革命的潜能和主体性。

马克思的剥削理论过时了吗?——评奈格里和哈特基于“共同性”的剥削理论

奈格里和哈特以后工业时代劳动范式从物质劳动向“非物质劳动”或“生命政治生产”的转换为由,对马克思基于物质生产的剥削理论提出质疑和批评。他们认为,一方面,资本剥削的对象不再是剩余价值,而是所谓的“共同性”;另一方面,受资本剥削的主体不再是工人阶级,而是所谓的“诸众”。就前一方面而言,他们虽然论述了在新兴的数字技术条件下资本剥削的新变化、新特点,但不仅混淆了原始积累中(对自然资源和公共财产)的“剥夺”和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剥削”,而且混淆了本质层面商品(如城市建筑物)价值的一元决定和现象层面价格的多元决定。就后一方面而言,由于剥削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关系和生产关系,所以他们所论述的资本剥削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新变化、新特点,并未形成对马克思剥削理论的否定和解构;他们所罗列的所谓诸众的具体形象,都不过是对工人阶级的生产和生活状况的描述,因而并未形成对马克思工人阶级范畴的否定和解构。无论是“诸众”还是“共同性”,由于在内涵上模糊不清、在外延上过于宽泛,所以它们与其说是揭示本质和规律的科学概念,毋宁说是流于现象性描述的日常用语。

“帝国”如何可能,有何新变——20年后重访哈特与奈格里的《帝国》

在哈特与奈格里的《帝国》出版20年之后,当代资本主义的全球秩序呈现出他们并未完全预知的新变:传统的民族国家与帝国主义仍然在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方面突显着决定性作用,而数字技术在21世纪的迅速发展则进一步展现着“帝国”所指对象的新变。我们有必要重访《帝国》,一方面从生命政治、权力逻辑及其自身的免疫力出发来认清“帝国”如何可能,另一方面与斯蒂格勒、斯洛特戴克和库比特的代表性成果加以比对,从“超级工业时代”“电子全球化”与“数字化管控”出发来考察当代资本主义全球秩序有何新变。我们会在这一过程中发现,哈特与奈格里的部分看法已经因时代的新变而不再有效,我们必须在当今的全球状况中不断进行及时的思考。

公共资源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基于“共同性”和“共享资源”的视角

基于共同性的视角,哈特和奈格里主张公共资源已经成为资本主义所有经济部门的核心要素,私有财产是一种共同性失灵。他们通过考察公共资源的作用,强调以共同性作为斗争的焦点创造大同世界,并提出夺取公共资源的革命斗争模式。基于共享资源的视角,哈维认为对公共资源的圈占和私有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核心,他将公共资源视为一种社会关系,主张集体劳动创造公共资源,提出把公共资源用于社会利益的政治认知,并将其定位为一个反资本主义政治的框架。

“非物质劳动”批判:奈格里和哈特的艺术生产思想及其当代美学意义

非物质劳动是奈格里与哈特共同提出的关键性概念和理论观念。他们将“诸众”、社会关系、抽象与现实、生产与再生产等重要命题置于非物质劳动的理论框架内进行考察,成功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与后现代艺术语境中激活了非物质劳动的概念,并融入美学与艺术方面的思考,提炼出以救赎与抵抗为核心的艺术生产美学思想。非物质劳动思想在生产问题上提出了新的理论视角,为当代艺术生产理论的拓展与深化提供了新的理论范式与话语思路。

现代工业社会的劳动——围绕马克思劳动概念的考察

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工作形式正在发生快速的变更。按照哈特和奈格里的观点,从事物质生产的工业劳动已经被新的后工业形式的劳动所取代,这些已经不能通过马克思所阐述的以工业模式为基础的劳动理论来理解,我们需要崭新的关于“非物质的劳动”和“生态政治的生产”之概念。然而,哈特和奈格里对马克思劳动概念的批评是错误的,他们关于后工业社会劳动理论的阐述是混乱且无用的。适当地理解并且恰当地发展马克思的理论将会继续提供一种在现代世界中了解劳动本质的更为恰当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