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布鲁姆论卡夫卡:从《小寓言》到《变形记》

卡夫卡的《变形记》是哈罗德·布鲁姆颇为关注的一部经典之作。鉴于卡夫卡作品浓郁的否定性特质,布鲁姆采用以卡夫卡阐释卡夫卡的形式解读《变形记》。他在论述中通过植入卡夫卡的《小寓言》,与《变形记》形成互文关联,凸显《变形记》的否定美学意义。布鲁姆认为《变形记》的否定性集中体现于格里高尔变形的“暗示性”和死亡的“悬置性”。

“自由的自我艺术家”——哈罗德·布鲁姆的哈姆莱特

莎士比亚笔下忧郁的丹麦王子哈姆莱特是世界文学宇宙的中心。历来莎评家都曾对哈姆莱特进行过多元阐释。当代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大师哈罗德·布鲁姆对哈姆莱特的阐释可谓独树一帜。布鲁姆诗学视阈中的哈姆莱特是最自由的自我艺术家。布鲁姆的哈姆莱特专注于其无限的内在性,探索内在意识以追寻自我;通过自我倾听,自我言说而不断进行自我变化以通向自由之路;超越尼采的虚无主义而达到一种淡然超脱的状态从而最终超越自我。布鲁姆的哈姆莱特多维度地呈现了一个黑格尔所谓的“自由的自我艺术家”。

自我阅读的方式与审美构建——对哈罗德·布鲁姆阅读主体的讨论与反思

阅读理论是美国当代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提出的重要理论。他在不同时期对“如何去阅读”做了丰富阐述,认为读者是以阅读主体的身份参与到阅读之中,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三种自我阅读的方式:其一,自我阅读指以强烈的自我欲望误读先驱者的文本,并以这种方式区别于解构主义以语言为中心的“误读”观;其二,自我阅读意味着以倾听自我的方式展开对经典的阅读,从而超越了当时文化批评对阅读的限制;其三,自我阅读强调在保持自我的审美自主性的前提下进行阅读,以此应对电子媒介所带来的影响。因此,不同于后现代主义对阅读主体的否定与颠覆,布鲁姆肯定了自我阅读的审美价值,有效地召回了阅读的主体性。但是,由于忽视主体是各种语境构建的产物,布鲁姆的阅读观也容易造成审美的虚无。

布鲁姆早期浪漫主义诗歌理论初探

本文通过对布鲁姆早期浪漫主义诗歌批评理论的研究,试图寻找它与新批评、宗教批评以及弗洛伊德理论的关系;探索他中后期理论于早期理论中的萌芽,以梳理出布鲁姆批评理论的发展脉络.文章认为,布鲁姆早期理论是他重建西方文学正典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的英国文学经典

英国文学经典并不等同于中国的英国文学经典,那些成为了中国的英国文学经典必然经过了文化的过滤和转换。英国文学经典的中国化与中国译介者的眼光和视野是分不开的,并与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主流文学传统紧密相关。英国文学经典中国化后,对中国文学和读者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和演变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并改变了中国文学的基本精神和特征。

哈罗德·布鲁姆理论在中国的接受与研究

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对哈罗德·布鲁姆文学理论研究的成果梳理、重审,可以看出:浪漫主义诗学、创造性误读、对抗性阅读、文学经典的重构的批评思想构成了布氏理论的主要部分;布氏理论实质是阅读的审美主体性、审美创造性、审美有效性;中国的“布鲁姆研究热”自有其中国语境与文化动因,是中国与西方文论的一次对话。

近15年来我国哈罗德·布鲁姆理论研究

本文从翻译出版、总体介绍研究、理论比较与实践运用三个方面比较全面地回顾了我国学术界近15年来的布鲁姆研究,认为无论在布鲁姆本人理论著书数量还是我国国内学者对其理论研究的力度上,其理论研究都将成为我国的显学之一。我国学者已从“浪漫主义诗学”、“诗学误读”、“对抗式批评”与“正典论”等多方面对布鲁姆理论思想的源与流进行了深入研究,然而,今后的研究应该重视三方面的问题:(1)加强对布鲁姆著作及研究成果的翻译和引进;(2)确立理论研究的本土意识和主体意识;(3)进一步拓宽理论研究的视野和范围。

文学经典之争向文学研究回归的迹象

1970年代兴起的"文学经典之争"让人发现了文学经典背后的文化问题,推动了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的转向,但其偏于文化研究一端的缺失导致了向文学研究回归的新动向,这种迹象在1990年代参与争论的几位代表人物那里已显露端倪。约翰·杰洛瑞、哈罗德·布鲁姆和乔纳森·卡勒都表达了在经典建构问题上回到文学和美学、保持一个文学和美学焦点的诉求。而他们的共同诉求又隐含着某种内在的逻辑,正有助于推动"文学经典之争"趋于一种合理的解决途径。

六种修正比——评布鲁姆的“逆反”诗论

本文总结了消解式文艺批评的一个重要支派,即70年代产生在美国的逆反式批评的来龙去脉及其主要特征:对传统的否定和对传统影响的“焦虑”;论述了其代表人物哈罗德·布鲁姆提出的旨在贬低前人而扶植今人的六条原则,即“修正比”。无论思想内容还是文风,都能印证其观点的标新立异,以新胜旧,厚今薄古的最终宗旨。

愉悦与变迁——弗兰克·克莫德的文学经典观

英国批评家弗兰克·克莫德有四本书专门论述经典,其中《愉悦与变迁》是其探讨西方文学经典的精髓所在。克莫德提出了评判经典的两个重要标准:经典作品必须包含一种哲学层面上的独特的庄严,并带给读者"愉悦"的感觉;在不同的时代,经典作品必须创造新意实现"变迁"。克莫德的经典观和美国批评家布鲁姆的西方正典理论异曲同工,成为西方文学经典观中和谐的二重奏。

哈罗德·布鲁姆文学经典观探赜

哈罗德·布鲁姆以《西方正典》开启捍卫和重构文学经典的征程。借助艾布拉姆斯的文学批评四要素(作品、作家、读者和世界)框架,可以清晰窥得布鲁姆文学经典观要义:经典作品需兼具民族性、陌生性和审美性;超越前人影响,进行创造性误读方可成就伟大作家;经典传承有赖于精英文学向大众化阅读转向;伟大作家的经典作品经由读者大众与现实世界贯通,构建了布鲁姆的经典世界。布鲁姆虽未刻意考量社会因素,却在文学实践中参与着经典世界的重构与历史文化传承,成为英语文学界时代文学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哈罗德·布鲁姆的宗教批评

由于种种原因,作为宗教批评家的哈罗德.布鲁姆或者说他的宗教批评常常为学界所忽视。哈罗德.布鲁姆的宗教(批评)思想及(批评)实践主要体现在《美国宗教——后基督教民族国家的兴起》一书中。他在阐释宗教批评的特点时,往往将文学批评与宗教批评进行类比与对比,从而凸显出宗教批评的特征;而同时,我们也可从这些比较中发现宗教批评与文学批评之间存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区别。本文主要揭示哈罗德.布鲁姆宗教批评与文学批评之间的互文、互动与互鉴关系,以及其互文性宗教批评的具体内容和特征。

经典的中心——谈哈罗德·布鲁姆的莎士比亚研究

哈罗德·布鲁姆是当代西方重要的文学批评家,在他对西方文学的历史建构中,莎士比亚居于经典的核心。布鲁姆将莎士比亚置于整个西方文学的历史上,运用其"影响的焦虑"理论进行考察,发现莎士比亚具有敏锐的洞察力、超常的语言表现力和伟大的创造力。布鲁姆的莎士比亚研究相对于传统和他人的研究而言,可谓独树一帜,这与其特殊的理论关照和特异的研究方法是分不开的。

“是他创造了我们”——哈罗德·布鲁姆的莎士比亚研究之二

哈罗德·布鲁对莎士比亚的研究可谓独树一帜,他不仅认为莎士比亚是西方经典的绝对中心,更坚持认为是莎士比亚创造了我们。莎士比亚通过自己的艺术创造,人物形象塑造,对人的心理的准确把握,以及对死亡的关注等方面,直接在精神和意识上创造了我们,扩展了我们。布鲁姆关于莎士比亚的这一看法,对我们理解莎士比亚不无启发,也不无借鉴意义。

“是人在写诗,是人在思考”——布鲁姆与德里达关于诗人自我之争

把布鲁姆影响与焦虑理论及其误读理论与德里达解构主义理论进行对比,指出布鲁姆批评理论的主旨之一乃是对自我的回归和守护。

“影响的焦虑”诗学视域中的杜牧“强梁”模式

如何面对"影响的焦虑",晚唐杜牧的诗学主张、诗歌实践堪为范例。从中西诗学的比较视域,比对杜牧诗学主张与布鲁姆的修正比的类同性与异质性,进而解析杜牧的诗歌实践,不仅可以得出新的诠释意义;而且寓殊相于共相,与布鲁姆现代诗学的"弑父"模式不同,在杜牧古典诗学的"根本既深实"模式里,所谓开新往往是在"循末以返本"的基础上进行的,最终得以成为晚唐的"强梁"诗人。

影响误读与互文性辨析——兼论哈罗德·布鲁姆影响诗学的性质

互文性与哈罗德·布鲁姆提出的影响误读同为现当代文学批评中的常用术语,虽然有一定的相似性,如同受解构主义影响,强调文本来源的多元性与意义的不确定性。但是影响误读理论强调文本中心理的、想象的和修辞的因素、作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传承与维护的是人文主义传统,而互文性则侧重于文本的语言层面,作者主体性的消解,体现的是文学批评中的科学主义倾向。

精神分析理论的内在发展逻辑及其对文学研究之影响——以拉康为中心

精神分析学派自创始之初,便以它每一次的理论修正或突破,给当时的社会思潮带来新的影响与变革。无论是荣格、阿德勒对文学批评的承认差异的影响,还是拉康对作者的彻底消解,以及受精神分析影响的布鲁姆的另类回归,都对20世纪的文学理论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以其内在逻辑来看,文学研究中的精神分析、后精神分析理论都是沿着消解中心、承认多元的内在逻辑而向前发展,这也正是19世纪末以来人类思想领域的总体趋势之一。

试论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终结”观——与希利斯·米勒“文学终结”观比较

与希利斯·米勒一样,哈罗德·布鲁姆也对当前电子媒介时代和后现代社会文化语境下文学以及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命运"危机"给予了理论观照和关注,并表达了与"文学终结"论相类似的理论观点。但与希利斯·米勒不同的是,哈罗德·布鲁姆的"终结"论论述的对象主体——文学——只指高雅/精英文化文学,并奉"崇高"为其惟一或主要的美学内质与特征;而且,布鲁姆认为文学"终结"的原因是多元化的:诱发和导致文学"终结"危机的原因,不仅来自文学外部的社会文化语境(即电子时代的来临,电子文化消费产品的风行),而且还来自文学内部。他指出,文学的衰落与消亡主要指的是高雅文化文学的终结,而大众文化文学在后现代的消费文化社会语境中的急遽繁殖、复制和扩张,和它通过经典化的文学制度以及文学教育体制对高雅文化文学的挤压、替代,尤其是当代文学(批评)的意识形态化,是导致高雅文化文学终结的重要原因。而对这些来自文学内外的诱因,他是极力反对的。布鲁姆反后现代美学的"文学终结"论有其局限性,但在当下社会文化语境中也有其价值和意义。

哈罗德·布鲁姆论蒙田和莫里哀——兼谈其文本批评实践的特点和启示意义

当前国内的哈罗德.布鲁姆文学批评研究存在着一个较大的问题,即大多是聚焦于对其批评理论的研究,而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其具体文本批评实践的研究。本文通过具体分析和展示哈罗德.布鲁姆对蒙田和莫里哀代表作的经典性的发掘和批评,归纳和概括其批评实践的特点,评估其价值,并思考这种批评对于当下中国文学批评的启发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