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菅家后集》所见杜甫逸诗真伪考——兼谈九世纪杜诗东瀛初渐时之传播形态

被日本古人尊为“天神”的平安时期大儒菅原道真《菅家后集》卷头收有一首《自咏》诗,此诗在江户时期就已被林罗山等人相继指出为杜甫逸诗。然而时至今日,日本古典文学、史学研究者仍将其视作菅原道真最重要作品之一,未对此诗之真伪予以必要的存疑与考辨。本文拟从贞享四年刊本《菅家后草》之《自咏》题下注入手,勾稽古文献,指出林罗山等人所说不谬。同时从菅原道真曾手书杜诗这一新史实出发,厘清杜诗初传东瀛之时间点,对唐抄杜诗在九世纪日本的传播形态作出一些新的考证。

《北溪字义》在日本江户时代的传播、理解与演变

陈淳的《北溪字义》在江户时代初期便传入日本,各版本广泛传播,受到日本众多儒者的关注。本文以江户时代著名儒者林罗山、新井白石和伊藤仁斋对《北溪字义》接受和讨论为例,从传播、理解、演变的三个维度系统性考察《北溪字义》在江户日本的具体面貌和演变轨迹。本文指出,儒学在日本传播必然要经历模仿、吸收、改变,甚至是批判的过程。儒学在日本的发展历程体现出它的灵活性、流动性和可塑性。

日本“京学派”神道叙事中的朱子学

日本“京学派”的工作,除了回应政治秩序的要求外,复与神道意识形态的确立密不可分。朱子学无论是充当排佛力量还是神道附庸,它的道具底色,在整个德川时期都从未发生过根本性的改变。由此也可以看出日本何以不可能有纯粹的朱子学者,以及日本之所以走向民族主义膨胀之路是一种文化必然。

论林罗山诗文对“楚辞”的接受

日本江户时期的著名儒学家林罗山诗文多达数千篇,其中文学作品甚多,且深受"楚辞"的影响。林罗山崇敬屈原、熟读并深研"楚辞",故自觉从中撷取题材,大量选用化用相关语词意象作为艺术资源,并对楚骚句式、体制加以合理而灵活的运用,从而丰富了其表现手段,增强了其诗文的抒情性和生动性。林罗山对屈原与"楚辞"的接受主要表现在形式方面,但在对峻洁品格的坚守、有志难骋的悲怅和"老冉冉其将至"的惜时焦虑方面,也与屈原精神有一定程度的相通之处。然而林罗山不具备屈原那种强烈的批判意识和为追求真理不惜身死的抗争精神,其诗歌浅显平易、辞赋典重繁褥,总体上缺乏"楚辞"那种错落流利、瑰丽奇诡的特殊韵致。

宋代的“三教合一”思潮与其在日本“五山禅林”的嬗变

兴盛于宋代的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潮,伴随着大批来华留学僧为主要形式的中日文化交流,在日本"五山禅林"引发了广泛而持久的三教关系论争。考察藤原惺窝和林罗山从儒、释、道"三教合一"论内部畸变出"神儒一致"理论的历程及其目的和意义,不仅能把握日本对中国思想文化汲取和吸收的"冲击——反应——变异"思维模式,还能洞察到其背后所隐含着的日本"民族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文化心态。

罗钦顺与日本朱子学

在东亚儒学的发展中,不论中国的明(1368-1643)、清(1644-1911)时代,或是韩国朝鲜时代(1392-1910),乃至日本德川时代(1603-1868),朱熹(号晦庵,1130-1200)思想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在朱子学往东亚传播的过程中,明代朱子学者罗钦顺(号整庵,1465-1547),对朱子思想提出修正观点,也引发了触媒的作用,不可忽视。本文乃以罗钦顺《困知记》为线索,择取德川时代藤原惺窝(1561-1615)、林罗山(1583-1657)、贝原益轩(1630-1714)等三位朱子学者的思想为例,探究日本德川时代朱子学者对明代朱子学者罗钦顺思想的受容,以呈现东亚朱子学发展的面貌。

林罗山对朱子理气观的继承与发展

朱子以理为天地万物的终极依据,通过对理、气及理气关系的探究,建构了以"理"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日本朱子学者林罗山适应日本近世现实的文化环境和社会现状,对朱子学进行了本土化的改造。林罗山继承了朱子"理"的内核,运用朱子"理"的思想构建了自己的"理当心地神道",但他的思想与朱子理气观有很大的差异。研究林罗山的思想和学术取向,对于把握日本近世朱子学者的学术性格,深刻理解日本文化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和方法以及吸纳外来文化的思维模式,都具有重要意义。

“徐福逸书”与近世日朝交涉中的东亚文脉

徐福传说在流传过程中逐渐衍生出“止居日本”和“逸书百篇”等内容,并由此进入日本的历史叙事和东亚各国的日本观。名诗《日本刀歌》中提出“逸书百篇今尚存”之说,自此引发东亚文人阶层的广泛关注。17世纪以降访日的朝鲜使节多次追问“逸书”,引发日朝双方的讨论与思考,背后则是对“逸书”所代表之中华文化正统的争夺,以及壬辰战后日朝之间复杂的政治交涉与相互认知。由此传承、延伸的东亚文化脉络,于中国不在场的“东亚共同体”中依然影响深远。

德川幕府的中国政策与近世日本学术道统的“自立”诉求——以林罗山和新井白石为中心

近世初期的日本儒学者林罗山主动附和统治者的意图,调适"己见"和"上意",协助德川幕府构建国家意识形态。随着德川日本社会的稳步发展,中日贸易的主导权发生了消长,这也构成了近世日本知识分子思想及言说生产的背景和基础,新井白石策划的信牌制度及德川幕府对中国商船的打杀即是这条脉络中的产物。近世日本知识分子对学术道统的诉求是一种"去中国化"的"自立",对近代以来的中日矛盾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林罗山的易学观

林罗山作为日本江户前期朱子学派的汉学家,他在易学方面亦极有建树。他提倡从象数和义理这两方面研习易学,并应将易学提升到了天人之学的高度加以理解和践行。同时,他在学易的方法上讲求学而思之,而非盲从。在儒学及易学的大智慧的指引下,罗山不仅广招门生,还历仕四代大将军,将他的才学发挥的淋漓尽致,成就了他的人生追求。

日本神话的诠释与近世朱子学——以林罗山的神话论为例

围绕《古事记》与《日本书纪》神话的诠释,日本后世形成庞大的文本群。这是诠释者信仰体系与日本古典相结合的结果。作为其中一系的儒家的神话解释,日本近世朱子学者林罗山的神话论以理气、阴阳、五行等范畴为分析工具。他将记纪神话的叙事看作某种儒学范畴的隐喻。这种方法虽然可以消解神话的荒诞,却也抹杀了故事情节的丰富性。受北畠亲房日本优越意识的影响,林罗山的“三种神器”说以及其构建的创生世界的日本神统,与中国圣王系谱之间产生了张力。这显示出林罗山在借用中国神话诠释日本神话时所内含的矛盾。

唐代排佛论对林罗山神道思想中的排佛思想影响——以《怪谈全书》中傅奕的排佛观为中心

林罗山是日本江户时代初期的儒学、神道思想家和汉学家。历来的先行研究关于他的排佛思想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他是对朱熹排佛思想的继承,一种认为他受到了韩愈排佛思想的影响。本文通过分析林罗山所编译的中国怪异小说集《怪谈全书》中的唐代傅奕反佛的故事,证实林罗山的反佛思想各方面均受到了傅奕的影响,并就他对傅奕和韩愈反佛思想的接受以及与朱熹反佛思想的差异性和差异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探讨。

日本朱子学者的产生与新汉学的传播

以朱子学为核心内容的新汉学从镰仓时代开始传入日本。然而,日本的文化承载者禅僧们仅选择性地吸收新汉学的禅宗和诗文等部分而疏离朱子学,博士家同样对于新汉学的核心内容朱子学吸收有限。只有到了江户时代,随着日本朱子学者的出现,日本社会才得以系统地吸收朱子学,从而实质性地推动了新汉学在江户时代日本的传播。

日本近世儒学思想与文学实践--以林罗山的文学创作为例

日本近世儒学思想盛极一时,幕府将军大力提倡朱子学,将它奉为官学,于是朱子学成为整个日本近世意识形态的主流。在这个过程中,京学派的创始人藤原惺窝(1561-1619)与其门人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尤其是林罗山(1583-1657),早年就学习朱子学,后来为幕府所录用,成为自德川家康至德川家纲四代将军的侍讲,从意识形态领域为幕府政治的形成和完善做出极大的努力,为儒学在日本近世的繁盛奠定了基础。除了思想领域的贡献之外,林罗山还在文学(这里所说的文学指的是狭义的"俗文学")创作领域留下足迹,这就是他的《怪谈全书》。从表面上看,儒学思想中不乏涉及"怪力乱神"之语,尤其是朱子学,鬼神论成为构成这个学派的重要的一个方面,林罗山在继承儒学思想的本质的基础上,在其文学实践方面也体现了儒学思想的传承精神,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思想家林罗山的另一个面貌。

林罗山对朱熹“文”论的继承与展开

"文"是汉字文化圈中的重要思想概念。日本江户时代大儒林罗山秉承朱熹"文"论的精神本质和立体特征,重视孔子的斯文传统,并运用于其本人及林家三代在德川幕府的儒教实践中。林罗山的"文"论思想以六经为典范,重视"自然成文",与朱熹论"文"隔空对话,对江户时代的文治、思想史进程有着关键影响。林罗山"文"论的特质与精神,对朱子学研究、儒学研究及中国哲学研究均有重要推动意义。

谢灵运与江户前期文坛——以林罗山和石川丈山为例

进入江户时代后,六朝文学在日本的传播因中国编纂出版的诗文总集的输入而呈现出有别于以往的时代风貌。明版书籍的流布使得近世初期的日本儒者、诗人能够更为全面而系统地了解六朝时期的人物和诗文。作为六朝文学的重要代表,谢灵运在以林门交游圈为核心的江户前期文坛收获了为数众多的异域读者。灵运的诗文以及与之有关的典故、逸事,为近世日本汉文学的蓬勃生长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本文主要聚焦于林罗山和石川丈山的诗文创作,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管窥江户前期文坛对谢灵运诗文的接受状况。

《本朝一人一首》再考

笔者曾围绕《本朝一人一首》的成书过程、版本系统及其对松尾芭蕉的影响发表过一系列的学术论文,但尚有一些不可忽视的细节问题未遑在先前发表的文章中展开讨论。作为前阶段研究成果的补充,本文主要以《嵯峨日记》诸注对《本朝一人一首》的误解为切入口,通过对文献的梳理与精读,讨论《本朝一人一首》所收日本汉诗的年代下限等悬而未决的学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