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词“何等”的形成及其功能扩展

主观程度副词"何等"的形成,经历了由词组→代词→副词的过程。由词组而代词,成于汉代,深受汉译佛经的影响。由代词而副词,成于元末明初,与其所在句语气功能的转化以及所饰成分的述谓性变化有很大关联。副词化后的"何等",功能也在不断地扩展。

魏源与邓显鹤的交游

湖南新化人邓显鹤是清代诗人、学者、文献编纂学家,梁启超称之为"湘学复兴之导师"。邓显鹤勤于与当时名流交往,魏源即为与其密切交往的名人之一,深受邓显鹤的赏识和器重。魏源的成长、进步、发展始终离不开邓显鹤的关心和鼓励。

东汉佛经疑问代词“何等”“何”地位演变差异探究

"何等"与"何"是东汉佛经使用最为广泛的两个疑问代词,从安世高译经到康孟详译经短短60余年间,"何等"在特指问句中的使用频率下降了,而"何"却稳中有升。之所以此消彼长,是因为"何等"过分集中地使用在事物疑问句中,作主语时,与谓语的搭配形式过于单调,优势地位逐渐丧失;"何"在事物、原因疑问句都有较多使用,作主语时与谓语的搭配形式丰富多变,因而获得了稳固的地位。

“何许人”的语源、语义考

＂何许人＂一语,初见于王充《论街》,而源于司马迁《史记》＂何所人＂。＂许＂、＂所＂一声之转。但在这里,＂所＂、＂许＂并非表示＂处＂的名词,而是用同＂等＂的助词。＂何许人＂犹＂何等人＂,相当于＂什么样的人＂,指来历不明的人,不是历来所谓的＂何处人＂。现代的＂何许样人＂、＂何等样人＂,是＂何许人＂白话化的表现,也是证明。

《皇极声音文字通》简述

《皇权声音文字通》是明代初年的一部音韵学著作，它因袭了《声音唱和图》的框架，但又突破这种格局的束缚，按实际语音来分类列字，保留了明代初年吴方言许多重要的语音材料，在语音史研究上具有重要价值。

邓显鹤《沅湘耆旧集》选录杜甫相关文献略说——兼论沅湘杜诗学的传承发展

邓显鹤编纂的湖湘诗歌大型总集《沅湘耆旧集》240卷,收录湘人题杜诗杜韵诗93首,显然邓显鹤特别发扬杜诗学,尽量保存杜诗学承传脉络文献。大有重任在身,企补国史之阙的使命感,一往情深为后世杜甫研究者铺垫基石,拓展门径,杜甫沅湘行旅遗迹及其相关文献有很大的研究空间,还有很多课题待关注待深入待开拓,沅湘杜诗学史需要再研究,需要拓展新研究。此集题杜诗杜韵诗及其相关文献对于研究杜甫晚年时期其人其诗及其遗迹,以及对后世湖湘诗坛巨大影响与传承研究是极其难得的珍贵资料,对于杜诗学沅湘一支的延续发展承传脉络的开拓新研究亦弥足珍贵,而对于振新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光大杜甫及其诗歌及其忧国忧民精神更具有重要社会意义和学术价值。

越南汉文学中的东南亚新世界——以1830年代初期为考察对象

从越南阮朝(1802～1883)使节出使外国的第一手汉文学资料中可以看到,19世纪初叶起,越南文人与中国和东南亚各国有许多交流,彼时西方文化亦透过海外殖民势力大举传至东方。在这传统与现代交替的重要时刻,越南与东亚各国一样也都面临东西方文化交会与冲突的新处境,越南阮朝使节于此扮演着关键且艰巨的角色,他们的所见所闻、所作所为正是我们认识东亚人文传统与文化动力不可或缺的一环。1830年代初期越南使节李文馥、邓文启、何宗权、潘清简及其与南洋有关的汉文学作品,为我们认识他们为何奉派到南洋、认识他们当年笔下所记录的东南亚新世界提供了生动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