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作家建国后的文人心态与文学道路——以何其芳1949年之后的现代诗创作为考察

何其芳在建国之后的文学道路虽受到政治和文化环境影响,但却未停止诗歌创作。何其芳在建国后现代诗的创作中倾向对《讲话》精神的贯彻,但他之前倾心的唯美主义的个人抒情并未在这些诗歌中完全消失,而是游离与徘徊于“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文艺思想主线。从何其芳建国后的现代诗创作可以看出,中国现代作家经历《讲话》的洗礼后,加上复杂的文学生态语境,他们的文人心态与文学道路是曲折与复杂的。

对“何其芳现象”的思考

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上,何其芳是一个典型式的人物。“何其芳现象”不仅仅是简单的“思想进步,创作退步”的问题,应该多角度地看待它。本文从文学写作的历史语境和文化性格的视角对“何其芳现象”进行辨析。

作为话语仪式的忏悔--何其芳延安时期的诗歌话语分析

在延安时期的诗歌话语实践中,何其芳主要运用了一种双重性的忏悔话语策略,以此来认同并超越当时正日趋成型的革命文艺话语秩序。其中隐含了主流权力话语重塑或改造诗人主体的运作机制,即通过"排除程序"和"提纯程序"来制约主体的话语空间和话语方式。何其芳的话语困境植根于他的心理困境,也折射了当时面临创作转换的革命作家的普遍文化困境。

十七年时期何其芳诗性人格的呈现

建国后到文革前的十七年间,何其芳的精神人格经历了一个体制化的转型过程,但其作为诗人的精神文化基因并没有被彻底删除,我们在考察何其芳十七年时期的文学活动和文学评论时仍然会发现他的体制性人格背后被压抑的诗性文化基因。十七年时期何其芳的诗性人格一方面表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一方面表现在他的诗歌评论和文学研究中。

论何其芳对中国新格律诗的理论建树

本文对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何其芳先生创立的中国新格律诗的理论,从探索过程、立论基础、基本观点、影响和缺陷等几个主要方面,进行了比较系统深入的论析和评价。

延安时期何其芳的诗人心态与创作道路

1938年何其芳到达延安之后,一直思考着知识分子的转化问题,这一点反映在其心态和创作道路上,则体现为告别过去和真诚的忏悔。研究何其芳这一时期以《夜歌》为代表的创作,大致可以推究其诚实、矛盾、焦灼以及歌咏和叹息的心理意蕴。何其芳在《夜歌》中表现的诚实坦白和强烈的自卑心理、忏悔意识,使其成为战争时代作家群落中的一个悲剧典型。延安后期,何其芳从一个追求文学之美的诗人转变为一个政治的服从者。而在创作上,何其芳最终选择了具有"转变"性质的"暂时性停笔",其诗歌创作的"空白"更是引申出"何其芳现象"这一文学史命题,进而使何其芳成为一位跨越现当代文学史的作家典型。

“姿态”美学的建构——1930年代何其芳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

1930年代,何其芳在回望古典诗传统时以一位现代诗人的眼光重新阐释古典诗传统,多次表示"欣赏的是姿态",重新发现了传统中许多可资建设新诗的优秀质素,以此建构了其个人话语场域中的"姿态"美学,这是何其芳对古典诗传统的独特"再发现"。与此同时,他以"姿态"美学的审美要求建构其自身的诗歌谱系,由此呈现出独特的诗歌风貌,形成了对他自己新诗自身的发现。

早期“新格律诗”运动比照下的1950年代新诗形式问题讨论

1950年代围绕诗歌形式及其相关议题展开的数次大规模讨论,虽然受制于当时的历史语境和诗歌风尚,却也在相当强势的同质化声浪中出现了一些异质声音。何其芳通过对"现代格律诗"这一概念进行诠释,提出了一些富有建设性的见解,其论述一方面提供了检视1950年代诗歌发展的别样视角,另一方面与1920年代新格律诗运动中闻一多等人的主张有着明显的差异。

若干重要诗集创作与评价上的理论问题

以 2 0世纪 3 0年代出版的六本诗集 :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孙大雨的《自己的写照》、孙毓棠的《宝马》、戴望舒的《望舒草》、卞之琳的《鱼目集》以及何其芳的《预言》为“个案”研究的对象 ,围绕着诗歌的形式 ,技巧及评价等问题逐一分析 ,重点探讨了《大堰河》创作风格和艺术个性 ;《自己的写照》为“诗的格律”所作的切实努力 ;《宝马》“默默无闻缘底事”的原因 ;《望舒草》在情绪境界上的开拓 ;《鱼目集》由主情到主知的转变 ;以及《预言》集空灵幻美的诗风和追求“年轻的神”的诗歌理想等一系列的问题。作者试图在这些个案研究的基础上 ,发现其中贯穿的理论脉络 ,并理论联系实际 ,从而建立起“统一场论”

“在刹那间握住了永恒”——论何其芳1930年代诗作中的意象建构

何其芳在1930年代的诗歌创作中非常注重“一刹那”的感觉,尤其是抗战全面爆发前。这种感觉在他三十年代的诗歌创作中突出表现为对于意象的精心建构。这不仅受到西方象征主义影响,更重要的是何其芳本人对于西方诗学的接受与再创造。这些意象往往“自我化”程度很高,含有自身的生命悲剧意识,像“年轻的神”“声音”“古城”等等意象不是单一的而是或显或隐地贯穿在何其芳三十年代诗歌创作的整个过程,甚至是之后的创作中。这种意象建构的连贯性很多论者并未涉及。正是在三十年代创作中对于意象建构的重视,何其芳的诗作才充满张力而又精致唯美,“在刹那间握住了永恒”。

“独语”体:象征散文的独特创造

何其芳的《画梦录》享誉文坛已经半个多世纪,其“独语”体式成为中国现代散文领域的奇葩。从文本的解读入手,细致剖析《画梦录》的梦幻式朦胧情感的波动、丰富的感知意象的组合和含蓄、凝练、精致的语言的“独语体”艺术创造,可以发现其“象征散文”的独特艺术本质。

十七年时期何其芳文学思想的体制性呈现

共和国十七年时期,何其芳的精神人格中的体制性因素是其主导侧面。这种体制性人格或直接或间接地外化到他的文学活动和文学评论工作。何其芳在新的历史语境下肩负着继续宣传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任。他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活动以认识论为理论基础,阶级分析法为方法论,集体主义为价值理念,有力地配合了当时按照毛泽东思想进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政治行动。

诗歌观念的对话与重建——从何其芳诗歌定义开始的审思

本文从何其芳诗歌定义开始,把握其定义中的两个核心概念,从审美视点和言说方式上,重新发掘和阐释它背后所表达的想象,并在此基础上,以散文为参照,深刻地开掘出诗与散文在这两个概念上的巨大分歧,力图在诗歌观念的过去和现在的关系上有更为辩证和综合的理解,从而靠近诗的审美本质。

重庆时期何其芳的文学批评精神

何其芳在重庆时期的文学活动对于何其芳本人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这是理解何其芳文学批评的前提条件。何其芳文学批评精神主要体现在他的批评有一股正气,这股正气来自于他人品的高尚、思想认识的明确,以及他的批评有真感受和真依据。其次,他的批评分寸和尺度把握好。再次,他的批评诚恳、真切、公正、平等。今天的文艺批评界需要学习何其芳的文学批评精神。

“格式塔”下的“脚步”——何其芳诗歌《脚步》的艺术探析

作为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何其芳的诗歌特别是早期诗集《预言》因其具有鲜明的个人精神特征与超拔的艺术体验而备受读者与批评家的关注和盛赞。何其芳的诗文大都采用了"独语"的调式,在梦幻般的诗意中抒写"迷茫"、"孤独"与"忧郁"的心灵世界。诗人早期的诗歌文本及其体现出的独特的精神特质也恰恰符合格式塔心理学美学所展示给读者的"力"的内涵与交互阐释的魅力,而《预言》中的《脚步》一诗正是这样的优秀之作。

何其芳的悲秋情结——从何其芳大学时期(1930～1935)诗文看

何其芳大学时期的诗文显示出浓厚的"悲秋"情结。何其芳与"悲秋"母题的亲和力一方面是由于他的传统文化积淀,另一方面又是他的精神世界与"悲秋"母题的契合。通过对他人生的解读与对他诗文的解读,我们可以探触到他孤僻的心理个性与其人生的无指向痛苦交融成的忧郁、迷茫、孤独的心理场。这一心理场与传统文化的"悲秋"意识是异质同构关系。这种异质同构,使得悲秋意识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积淀下来,而何其芳的精神世界又以文化通约的方式予以接纳。

梦幻的抒写——论《画梦录》对象征诗学的借鉴与转化

何其芳的散文诗集《画梦录》在借鉴西方象征主义的同时又实现了自我的转化与创新,在梦幻般的个人性抒写中,何其芳基本上实现了中西诗学的互融与共生,即在对西方象征诗学的"中国化"的同时又实现了对中国古典诗学的现代对接。

十七年时期何其芳的自我调适

1949—1966年间何其芳的文学活动和文学评论具有极大的分裂性。一方面,他在体制内部紧跟中共中央的步伐,以文件和政策为依据,开展批判运动;另一方面,他又在体制允许的最大限度内表达自己对于艺术的理解与坚持。二者之间形成的巨大张力,使其精神人格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裂且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地做着自我调适。

何其芳文学创作风格转变原因探微

曾以诗集《预言》和散文集《画梦录》享誉中国三十年代文坛的何其芳 ,虽不能算是文学大家 ,却以其独特的风格而备受读者的青睐 ,甚至对不少文学青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何其芳的一生经历了巨大的转变 ,对于他的转变有人认为不可理喻 ,但只要对其生活经历加以考察 ,并结合文学发展的背景 。

带着民族特色走向世界的何其芳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何其芳是一位产生了一定世界影响的诗人和散文家。较长时期以来,不少研究者都一直强调何其芳早期诗文创作主要是接受了西方现代主义尤其是法国象征主义的影响,是西方现代诗学的东土移植。何其芳早期诗文创作虽然也学习借鉴了西方诗艺,但他毕竟是一位有着深深的民族传统文学情结、丰厚的中国古代诗学修养的现代作家。他早期诗文中的浪漫主义风格、象征主义、佳人芳草的结构范式以及诗化的散文与独语体散文等,都无不折射着中国传统文学与民族诗学的深刻影响,显现着鲜明的民族风姿。作为一位带着鲜明的民族特色走向世界的中国作家,其本土化创美倾向对当今正面临着全球化冲击的中国文学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