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江西族谱研究

明代江西官僚士大夫编纂族谱,从“一本万殊”和“民胞物与”的观念出发,也视修谱为利用宗法观念治理宗族,还受到欧苏族谱学影响,视修谱如同修史。明初族谱较简,明中后期族谱内容充实,收录对族人的规训。族谱修纂盛行,吉安府尤为突出。修谱求真者有之,攀附冒充者亦有之。修谱谱例谨严,保留了一些珍贵谱例。修谱经费、间隔与族谱保存方面的讨论较为充分。

怀古、苏古与复古——鲁迅《河南》著译对传统的发明

从心声、神思,到艺文、文明,鲁迅擘画了心-文-人-国的兴国蓝图。在蔑古、笃古(故)、览古、怀古、学古和复古的多维重构中,鲁迅采取了苏古(国民精神)掇新(世界识见)兼顾的策略,力行以人为本、以个性和精神为径、以神思为用的文学革命。鲁迅兼用历史望远镜与现实显微镜,希图铸造现代化的民族魂。在个、心、本、战与人的字里行间讽喻改良派,鲁迅以另类方式参与了革命派与改良派论战。

“过客”与“独语者”——鲁迅《野草》和何其芳《画梦录》比较研究

《野草》和《画梦录》分别是鲁迅和何其芳具有重要意义的散文诗作品。他们在思想上具有相同的精神特质 ,就是知识分子在革命低潮期找不到出路的孤独和彷徨。但是二者又有着本质的不同。同时 。

赖和:鲁迅的精神镜像——《过客》、《前进》及其周边

《前进》是台湾新文学初创期卓然鹤立于台湾文坛的优秀之作,它深受鲁迅《野草》的影响,是赖和在"台湾文化协会"分裂之后苦闷与彷徨的产物。《前进》中氤氲着的与鲁迅《影的告别》、《过客》等散文诗篇极为相似的情绪与气氛,正表明赖和与鲁迅的思想交集。

论何逊诗由“形似”向“神似”的深化

何逊的诗"多形似之言",这在当时是一种进步。"形似"的实质是真实,包括真实的景物描绘和真实情感的抒发。与谢灵运相比,何逊的诗歌不但具有"形似"特征,更具有意境和神韵,在南朝诗歌艺术发展史上显示出了较高的艺术成就。

钟理和:与文学者鲁迅相遇

钟理和早年与受到鲁迅影响的左翼文化人交往颇多,他生命的最后十年又恰好处于台湾官方贬损、诋毁鲁迅的年代,但就其个人对鲁迅的接受而言,却与当时的左翼"鲁迅传统"、"右翼"反鲁论述的立场都不相同,显示出他与鲁迅文学心灵的深度共鸣,从而与作为文学家的鲁迅那孤独、寂寞的气质接榫。在台湾的鲁迅接受传统中,钟理和与文学者鲁迅的相遇具有独特的意义。

杜甫“颇学阴何苦用心”考论

杜甫创作上善于学习前人,且独具慧眼,梁、陈诗人何逊、阴铿颇受其推重。究其原因,一方面,杜甫与阴、何二人有相似的生活经历,情感上有很多共鸣;另一方面,阴、何诗的律化程度较高,风格清丽自然,多写生活经历与人生体验,内容和形式上亦贴近唐诗审美趣味。杜甫学习阴、何二人是有侧重的,他从何逊诗歌中学习较多的是意象,何逊独创的一些诗歌意象在杜甫手中得以发扬光大。杜诗句法方面虽兼学阴、何,但受阴铿影响更大,特别是其中的倒装句,大多能在阴铿诗中找到原型。杜甫学阴、何,亦在句意镕裁上下功夫,或化繁为简,或化简为繁,或活用句义,或变换形式,皆得其精华,合其神韵。杜甫通过对阴、何诗歌的学习,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创作技巧和表现手法,这是他“转益多师”文学理论的重要实践。

何逊卒年新考

何逊卒于何年,史传无明文记载。学术界一般据《梁书》本传“除仁威庐陵王记室,复随府江州,未几卒”的记载等,将其卒年定于天监十七年(518)或十八年(519)。但何逊《赠江长史别》之诗却写于天监十八年秋,《赠族人秣陵兄弟》之诗写于普通三年之后,《日夕望江山赠鱼司马》之诗写于中大通五年八月,何逊不可能卒于天监十七、八年,而是卒于大同元年(535)四月之后,大同三年(537)春正月之前,他有可能参与过《文选》的编撰工作。

论何逊仕宦不达的原因

何逊一生仕途蹭蹬、怀才不遇。何逊仕宦不达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其一 ,何逊出身在不同于寒门的次门之家 ,这种出身给何逊从政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其二 ,何逊耿介不拘的性格也影响其仕进 ,导致他直接失意于梁武帝 ,只好辗转于诸王藩邸 ,郁郁而终。

台湾作家钟理和与鲁迅比较研究

钟理和《故乡》系列四篇小说独立成章,却又有密切的联系,构成光复后台湾的社会写实画。其风景的冷峻、晦暗与鲁迅《故乡》有着惊人的相似,笔下的形象都是受到时代局限的与主人公有较为密切关系的悲剧式人物。他们身上有最为淳朴的一面,也有在世事沧桑下拘泥、古怪的一面。两个故乡互文性的最核心部分,在于钟理和与鲁迅在精神上的相通性。

《文选》研究四题

《文选》“难”本独立为类,“临终”本“诗”之子类;《古今诗苑英华》的“犹有遗恨”,指其未能达到“集其清英”的目的与体例上不像后来的《文选》那样兼收其它文体;《文选》不再收何逊诗乃因其分量比《古今诗苑英华》少了三分之二的缘故,这与刘孝绰的“忌避”和《文选》的体例如何无关;以《头陀寺碑文》之得入《文选》为刘孝绰“有意图的徇私情”一说,是断不能成立的。

由帛书《易传·缪和》解《谦》卦申论清华简《保训》的“三降之德”

帛书《易传·缪和》解《谦》卦,为申明《谦》卦所强调的谦恭、卑处之思想,每每以舜、禹等圣君之事迹相比附。舜、禹等行事极为谦下、卑处,但最终却能广致万民、君临天下,其手段与结果之间形成强烈反差。由此出发,清华简《保训》的“三降之德”之“降”当理解为“下”或“谦下”,而“三”为虚指复数,故所谓“三降之德”当指舜这样的圣君能多行卑恭、谦下之德。舜之能“降”与尧之“克攘(让)”、禹之苦劳、文王之“卑服”含义一致,都强调卑恭、处下才能成功,传统上多认为这是儒家的所谓“道统”,但道家思想实亦与此多有关联。

延安时期何干之对鲁迅思想的研究

1936年鲁迅逝世后,毛泽东从中国革命和中国政治的立场出发,在许多公开场合或者著述里反复强调鲁迅为中国革命作出的巨大贡献,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向鲁迅学习,一股研究鲁迅思想的热潮在延安学界蓬勃兴起。何干之在深入阅读鲁迅原著的基础上,于1946年撰成《鲁迅思想研究》一书,深入解读了鲁迅思想的丰富内涵和精神作用,成为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学者以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为指导而对鲁迅思想进行系统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为什么说鲁迅小说不同于问题小说

对比于冰心的《超人》与王统照的《湖畔儿语》,鲁迅《狂人日记》和《故乡》中的"他"指称不明、难以明确断定。这个身份不明的"他"是鲁迅文学世界多义而深刻的显在标志,一条永远无法弥补的裂缝。随"他"而来的是言说与理解的哲学性难题。

何逊山水诗略论

在何逊诗中,山水景物的描写完全服从于诗人主观感情抒发的需要,并与诗人特定时刻的情绪融为一体。何逊作诗不受时俗影响,能超拔于当时颓废的文风。他的山水诗绝少纯粹写景,景物描写总是包裹、浸润在浓浓的相思惜别的愁绪之中,寓情于景,景中有情,以景托情,情景交融,景物进一步和心灵结合,景物心灵化的特征十分明显。何逊尤擅长于状物传神,他对于自然景物的描绘,体物细腻,意态横生,画面鲜丽。何逊致力于五言诗的创作,现存的九十五首诗均为五言诗。在语言、声律及意象选择与抒情的配合方面,比同时代的任何诗人都更接近唐诗的风格。何逊在诗歌艺术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并且对唐诗产生了深远影响。

杜荀鹤诗歌创作的语言特色

杜荀鹤以苦吟的创作态度炼字炼句,其诗颇多名言警句,但常有“有句无篇”的缺憾。他以“伤时”、“济物”为创作宗旨,又接受白居易的影响,其诗语言通俗自然,但一些诗过分俚俗,缺乏诗意。

何逊、阴铿的创作技巧与诗境追求

南朝梁陈时期的何逊和阴铿是成就突出的山水诗人。他们在创作中深受"永明体"的影响,在遣词造句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其诗歌较古体诗更为工巧精炼,也渐入情景交融的诗歌境界。

王夫之《古诗评选》论何逊

《古诗评选》是对何逊诗歌作出重要评价的批评文本,是研究何诗的重要资料。王夫之认为"古雅"是何逊诗最重要的特征,具体表现体为:雅正和缓、从容温厚、优游不迫的气度;委婉曲折,劲密,含蕴不尽,不蔓不枝、内敛贯通的气势;情景相入的情景关系。

意识形态偏见、众声喧哗与经典认同——美国华人文化圈的鲁迅研究

美国华人文化圈的鲁迅研究具有三个明显特征:首先,部分鲁迅研究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甚至沦为反共或冷战的工具。其次,总体上呈现出多元解读、众声喧哗的生态格局。"正读"和少部分的"误读"现象共存,很多"正读"达到了一定的学术高度。再次,由于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学术生态和研究传统等的影响,美国华人文化圈对鲁迅的评价观点各异,甚至有霄壤之别,但有一点基本能取得一致:承认鲁迅在文学上的成就,承认鲁迅某些作品是杰作,表现出对鲁迅经典价值的认同。

论何逊和阴铿山水诗的情景交融

何逊、阴铿作为南朝梁陈时期重要的山水诗人,相比于谢灵运、谢眺、江淹等诗人,二人的山水诗中,景因情显得更加形象,情因景显得更加感人,情与景的关系更为和谐统一,情景交融,浑然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