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集解》引何晏注考论

裴骃在《史记集解》中征引何晏注共计44条,占其征引《论语集解》注释条目数量的六分之一,数量可观、内容丰富,极具研究价值。对所引何晏注方式进行分析,可知《史记集解》对何晏注的征引方式共分迻录原文、删要引用、改写引用三种,从中还能够看出裴骃引何晏注大多有语气词,更好地保存了《论语集解》的原始面貌。对所引何晏注内容进行分析,可知裴骃侧重于征引何晏的主观性注释。这种侧重说明裴骃在重视史注“达事”的同时还重视“明理”,研究中并不能单纯地用看待史注的眼光看待《史记集解》。

孟河京派治疗泄泻的临床用药经验传承研究

目的:本文针对泄泻的治疗比较孟河京派与孟河医派用药的异同,梳理孟河京派用药特色的传承与发展。方法:基于与孟河京派有传承关系的各代医家治疗泄泻的医案建立数据库,应用关联规则、层次聚类等数据挖掘方法,分析各医家常用单味药频次、药物组合频次、治疗泄泻通用药物、孟河京派特色用药等,并梳理形成孟河用药传承脉络。结果:京派医家擅用白术治疗泄泻,高频药物组合为"茯苓,白术""茯苓,陈皮""茯苓,薏苡仁",置信度为1的关联规则为"龙骨→牡蛎"。结论:孟河京派对前人经验既有传承又有发展,治疗泄泻的用药更趋平和,且尤重脾胃,形成了独特的用药思想。

何晏玄儒兼治思想发微

正始清谈领袖何晏会通儒道建立起比较成熟形态的本体哲学,但是深入到“以无为本”的抽象思辨未能完全熔接传统儒家。《论语集解》致力经学玄化开创了学术新局面,然比之王弼则基本仍是汉儒正统立场的延续。史书记载何晏玄学政治观指导下的正始改制言行多有牾,矛盾背后正是时代命题“名教”与“自然”之争。何晏遵循儒术的的政治实践体现出儒术与道体分立的鸿沟,进而探讨圣人情性表现为玄学理想人格构建的缺失。

何晏的交往及其与王弼的思想分野

何晏与同时代人的交往有着交接广泛与阵营渐趋明显的特点。在中年时期,何晏与王弼在学术渊源和治国方略上有着本质区别。其中何晏所宣扬的玄学内核为官方哲学,意在为统治阶级服务;王弼所宣扬的玄学内核为在野哲学,意在为当时的在野阶层(包括司马懿集团)张目。何晏主张圣人无情,君本臣末,希望君主有为;王弼主张圣人有情,以贱为本,以下为基。二人各属于不同的政治集团,并代表了不同集团的意识形态。

“补天谶言”:何晏《景福殿赋》中的人才观念探析

何晏的《景福殿赋》表达了对当时统治集团用人不当的深沉忧虑。结合当时时代背景和历史发展趋势,证明了何晏担忧和预言的正确性。

何晏《论语集解》版本考辨

何晏等人所撰《论语集解》,自成书后一直流传不废,本文对其版本源流作了大致考察,勾勒出了它在我国唐代、宋明时期、清代以来三个阶段的递藏情况,并对其在日本国的情况作了考辨,文章还考察了《论语集解》的版本存佚,介绍了现存的重要版本。

《论语集解》何晏注初探

在何晏《论语集解》中,何晏自己所加《论语》注文极具汉魏注经的两面性,充分显示了何晏《论语》注由两汉经学《论语》向魏晋玄学《论语》的过渡性特色:从注经风格上其基本属于汉注系统,但不乏重义解的魏晋新学风:何晏既承袭了汉儒注经的重字词训诂、稍讲阴阳五行,又决不征引谶纬;更是在其少部分注文中偏重义解,不过其大多数的义理发挥又不离字词训诂;从汉晋间论语学的前后走向看,何晏《论语》注透露了一些玄学信息,将一些儒学观念初步玄学化,更规定了以后魏晋《论语》注经的主要发展方向;若具体到其《论语》注与魏晋《易》、《老》、《庄》的关系,何晏则较为系统、全面地以三玄之学注解了《论语》,并有意使其玄学化。

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龢言》析案

《释龢言》是郭沫若先生早年研究古文字学之著《甲骨文字研究》中的一篇涉及中国古管乐器器名考释的专文。在该释文中,郭氏仅据《尔雅》中的“小笙谓之和”“大箫谓之言”的两句释语,通过由文字到文字的辗转曲说,一反千百年来众口一词的历史记载,将本为单管乐器的“龠”(以“龢”字为论)定说成了“编管”乐器“箫”(排箫);又将本为“编管”乐器的“箫”(以“言”字为说)断定为“单管”乐器(洞箫)。这些考释都是与历史的成说完全相悖论的,但却在没有得到任何证据证实的情况下,被当代学界拿来用作定论;从而给中国古管乐器的正本清源,乃至整个古乐史的贯通带来了严重的影响。那么,郭氏的考释有没有真正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呢?其观点究竟可不可能成立呢?本文试秉学术之天下公器,对《释龢言》全篇作一客观条理的全面析案,学者由此自可辨其真伪与正讹。

道:中国文化的字徽

道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概念 ,它起源于原始仪式 ,理性化于先秦 ,关联到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 ,通过与无、气、理的关联 ,与心、路、言的关联而展示了中国文化的特质。

何晏的《论语》学研究

何晏是现存最早的《论语》学代表著作《论语集解》的编纂者,同时也是《论语》学的研究者。他的《论语》学研究主要由两方面构成:一是对他人《论语》学成果的裒集;一是自己对《论语》的注释和理解。何晏的《论语》学研究体现了从汉儒到六朝学者《论语》学研究的因革创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古学术转型的方式与规律。在中国古代学术史,特别是《论语》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

魏燕战争以后的北魏与高丽

北燕被北魏灭亡后,高丽接纳了原北燕国主,北魏太武帝朝与高丽的关系一度紧张。此后,双方的关系经历了25年的空白时期。直到文成帝朝,高丽才两番往北魏派遣贡使,但是双方关系依旧冷漠。从献文帝朝起,高丽向北魏遣使进贡的次数显著增多。献文帝当太上皇以后的延兴年间,北魏也对高丽做出积极的回报。由于频繁的使节交往,更因为北魏遵循不介入高丽与百济间矛盾的原则,双方关系的主流一直沿着缓和的轨道发展,这为后来孝文帝朝与高丽的关系进入友好期作了铺垫。不过,延兴末年北魏文明太后要求和亲,却被高丽拒绝,这说明双方关系仍需磨合。

《左传》对《荀子》音乐理论的影响

《左氏春秋》在三方面启发荀子（《乐论》）。首先，音乐贵平和。《左传》叙述以和为名的良医类比音乐与医药，晏婴主张调和五声令人心平德和；泠州鸠提出“和声”入耳藏心，反对乐音过度强弱。荀子亦重和亲、和敬、和顺。其次，音乐产生伦理政治效益。晋侯力言音乐稳定德性，士强调“乐和”则可用。荀子洞察音乐中平可使人民谐协。第三，音乐披露国家境况，如吴国公子季札从《郑风》侧重男女琐事而正确预测郑国将亡。荀子主张“和乐而不流”，以“流”形容郑国音乐式的淫荡。

何其芳·民间文学·延安文学传统

何其芳在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是位重要人物,他在民间文学领域的贡献,更多的是在思想层面。他对于民间文学的"艺术性"和"社会性"、民间文学领域"整理和改编"、"民间文学和新文学"的关系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这与他从事民间文学研究开始的特殊时段——延安时期以及他本人的文学优长有着直接的关系。他的民间文艺学思想对于20世纪下半叶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论何晏的思想轨迹和在正始玄学中的历史地位

何晏是正始玄学的实际领导者,他早年倡导绝对贵无论,晚年则转向王弼的相对贵无论,这和他与曹魏皇权的关系是密切相关的。正始玄学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弄清正始玄学的发展线索对于我们研究中国文化的历史进程意义非常之大。对正始玄学的支柱之一何晏的历史地位和思想轨迹不能客观地去评价,对正始玄学的面貌就不可能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论莫言小说的复调叙事模式

复调是莫言小说的一种重要叙事模式。他的很多小说打破固有的单一的表现方式,采用开放性的结构,通过主人公的“诉说”揭示主题;小说以“他者”的角度去观察世界,对主人公的视野进行补充;创作主体也发出自己的声音。

何晏《论语集解》探微

《论语集解》是目前全帙具存之最古《论语》注本，也是“十三经”中的第一个集注本。它虽成于众人之手，但何晏在其中起着决断作用。它不仅创立了集解体，保存了大量的古注，而且“有不安者，颇为改易”，增加了许多词丰义富的新解释；其序文不仅探讨了《论语》的撰集者、內容、版本和传授情况，而且历数了《论语》研究方法的演变。其注释中少有玄虚之语，后人以此来攻击何晏等人是不正确的。它在《论语》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正始文学与后正始文学

以高平陵事件为分界的正始时期和后正始时期,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历史阶段。因此,在两种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正始文学和后正始文学,不论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艺术上都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风貌,是不能混为一谈的。以何晏为代表的正始文学,其成就虽比不上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也比不上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后正始文学,但它在文学史上也留下了自己的印迹,并对两晋文坛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尽管有些影响可能是负面的。

陈衍、何振岱福州文儒坊恩怨述略

陈衍与何振岱相见恨晚、相邻往还、偕游山水、结社吟咏、里居修志,两人志同道合,结下友谊;后失和断交,其原因颇为复杂,或将成历史谜团。

天人合一述论

邹衍第一次把天人合一变成了系统的学说。从天地的形成谈起 ,融阴阳与五行为一体 ,用五行生克、阴阳消长和五德转移的理论解释一年四季的诸多变化和历史演进的规律 ,并进而规范人类、特别是王者的行为 ,是邹衍学说的实质和核心。但邹衍的天人合一理论和它所自出的巫术原理一样 ,归根结底是错误的和虚妄的。有人把天人合一等同于人和自然的和谐 ,完全是对古代文化的曲解。

恽鹤生与颜李学派考略

恽鹤生自识李塨,尽弃前学,而学习斋之学。他私淑颜元,在与李塨的交往中,立日记省心改过,坚守三物之学,六艺之教。他的著作《大学正业》,继承了颜李学说并有所发挥。晚年归常州,将颜学南传。常州今文经学的兴起,与之有一定的渊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