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子关系和环境敏感性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共同作用

目的从青少年人格-家庭环境交互作用的视角,考察亲子关系及环境敏感性对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共同作用。方法2023年3月-5月在陕西省西安市6个地区随机选取12所中学开展横断面研究,以7010名青少年为研究对象,采用高敏感儿童量表(Highly Sensitive Child Scale,HSC),病人健康问卷(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PHQ-9),长处和困难问卷(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SDQ)和幸福指数量表分别评估青少年的环境敏感性及心理健康水平。结果①女生与男生相比,对环境更加敏感(t=-7.504,P<0.01);②在预测青少年抑郁情绪和外化问题时,亲子冲突、支持和环境敏感性主效应显著(b=-0.263、0.237、0.332,P<0.001;b=0.201、0.220,P<0.001),同时亲子冲突与环境敏感性的交互作用显著(b=-0.072,P<0.05;b=0.092,P<0.05);③Widaman’s的验证和竞争分析发现,亲子冲突与环境敏感性对抑郁情绪和外化行为的交互作用分别支持差异敏感和素质-压力模型(BIC=2170.98、2162.6)。结论高环境敏感性的青少年更易受与父母更多冲突关系的负面影响,也更易从低水平冲突关系中获益,环境敏感性可能是一种易感因素而非脆弱因素。

乡村振兴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化调适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政策实践,指向了社会学持续关注的国家与农民关系问题。公共资源下乡中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互动不仅在器物和组织两个层面展开,还集中体现在价值层面。在乡村振兴的积极案例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新形态表现为器物层面上国家资源与社会需求的有效对接,组织层面上社会动员能力的提升,价值层面上农民国家认同感的强化。国家输入的公共资源只有以高度社会化的方式与农民互动时,农民才可能按照特定的行动逻辑将“国家”内化于心,国家权力才算实现了社会合法性的确认和再生产。为了实现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化调适,社会治理公共性的建设不应停留于权力运作的策略层面。国家应充分发掘、激活蕴藏于乡村社会中的本土资源,将自上而下输入的公共资源转化为推动乡村社会开展自主建设的内生要素。如此,公共资源的下乡才能在推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促成国家濡化能力在基层的再造,实现现代国家在社会中的扎根和成长。

韩国环境健康管理立法及对我国的启示

环境保护的水平直接影响着公民的健康状况,倡导“推动保障公众健康理念融入环境保护政策”理念,是我国“健康中国”发展战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如何在立法上妥善保护公民的环境健康利益,需要展开深入研究。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对环境健康管理进行单独立法的国家,韩国的《环境健康法》在环境健康管理立法方面具有代表性,其在风险预防原则和接触者中心原则的指导下,规定了针对环境健康风险的评估制度、与环境相关的健康损害预防和管理,加强易感人群的环境健康权益保护等。我国在环境健康立法保护方面可以借鉴韩国的成功经验,制定相应专门法规,坚持风险预防原则指导下的易感人群保护,“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更有效地探索中国环境健康管理的立法保护之路。

基于案例分析和小组合作模式的翻转课堂在环境卫生学课程中的应用效果

目的探讨基于案例分析和小组合作模式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环境卫生学课程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哈尔滨医科大学2015至2019级183名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本科生作为研究对象,将2015至2017级99名学生作为对照组,2018至2019级84名学生作为观察组。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模式,观察组采用基于案例分析和小组合作模式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比较两组学习成绩、成绩优良率,并分析观察组2019级学生对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效果的评价。结果观察组学习成绩为(85.30±8.72)分,高于对照组的(77.82±9.31)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成绩优良率为(75.33±5.95)%,高于对照组的(33.98±7.0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调查问卷结果显示,45名2019级学生中,89.74%的学生愿意自主学习教师布置的任务单,74.36%的学生认为学习任务单难度适中,97.44%的学生认为学习任务单对课堂任务有帮助,89.74%的学生认为学习任务单时间满意度好,89.74%的学生认为翻转课堂教学有助于提高知识的掌握度,94.88%的学生认为翻转课堂有利于解决实际问题;92.31%的学生喜欢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80.00%的学生认为翻转课堂可提高语言表达能力(84.62%)、自主学习能力(92.31%)、沟通能力(92.31%)和团结协作能力(94.87%),增强学习兴趣(84.62%)。结论基于案例和小组合作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有助于提升教学效果,在多方面对学生能力的发展具有积极影响,进而可促进预防医学教学改革。

环境健康权作为法律权利的证成

环境健康权是以环境健康利益为核心的一项新兴权利,具有公法与私法属性,环境健康权与环境权以及健康权有着密切的关联。环境健康权优先性是证成环境健康权的逻辑前提,环境健康利益能够满足人格尊严需求,具有伦理道德基础,并形成社会普遍的共识。环境健康权权利推定的合法性证成和权利创设的实践性证成将应然性的环境健康权利转化为实然性权利,可通过修订环境法律将环境健康权利内容予以明确规定。完善私法救济机制,法院在环境民事诉讼中应确立环境健康利益的优先地位,降低环境健康受害人的举证难度,发挥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损害填补功效。健全以环境行政部门管控环境健康风险为核心的公法制度,实施环境法律制度须以保障公众健康为导向。

农户环境健康风险意识对环保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研究——以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为例

基于“同一健康(One Health)”理论,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来分析和测量多个影响因素对农户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采纳意愿的作用。根据2021—2022年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进行的实地调研数据,采用分层抽样和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设定6个潜在变量:农户采纳意愿、同一健康认知、健康感、制度信任、政府宣导以及采纳条件。其中,同一健康认知是主要关注的变量,分析其对农户采纳意愿的影响,同时也考察其他潜变量在各路径中的作用。得出结论:农户的同一健康认知对其健康感产生影响,从而间接影响他们对环保技术的采纳意愿。同一健康认知并不能直接决定农户的采纳行为,而是作为中介因素影响其采纳意愿。在意愿得到普遍认同的情况下,行为才可能发生。因此,政府可通过宣传和普及健康教育,培育农户的同一健康理论和环境监控风险意识,同时也应维持自身的公信力,加强技术推广和政策补贴。

同伴关系与环境敏感性对青春期女性心理健康的影响及其相互作用的理论模型

目的从青少年人格及同伴环境相互作用的角度,探讨同伴关系与环境敏感性的交互作用对青春期女性心理健康发展的影响,以及其相互作用的理论模型。方法2022年9月至11月,在陕西省西安市4个城区6所中学(7~12年级)的120个班开展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问卷调查,随机选取5640名年龄在14~17岁的中学生为研究对象,其中女性有3135名(占55.6%),在完成心理健康问题(抑郁焦虑情绪、外化行为、自杀倾向、睡眠质量和主观幸福感)的测试后,进行同伴关系与环境敏感性的评估,并对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①青春期女性的环境敏感性、同伴关系、抑郁情绪、焦虑情绪、睡眠质量、自杀倾向和主观幸福感得分均明显高于青春期男性(t值分别为-7.504、-7.203、5.554、6.128、5.248、12.194、-2.864,P<0.05),而青春期女性的外化行为得分明显低于青春期男性(t=8.658,P<0.05)。②青春期女性同伴关系与抑郁情绪、焦虑情绪、睡眠质量、自杀倾向均呈负相关(r值分别为-0.073、-0.081、-0.121、-0.422,P<0.01),与环境敏感性、外化行为和主观幸福感均呈正相关(r值分别为0.087、0.079、0.221,P<0.01);青春期女性环境敏感性与抑郁情绪、焦虑情绪、睡眠质量和外化行为均呈正相关(r值分别为0.271、0.219、0.224、0.174,P<0.01),与自杀倾向呈负相关(r=-0.078,P<0.01),与主观幸福感无相关性(P>0.05)。③心理问题史在预测青春期女性主观幸福感、抑郁情绪和睡眠质量时,主效应均显著(b值分别为0.221、-0.361、-0.394,P<0.01);同伴关系及环境敏感性在预测青春期女性的主观幸福感、抑郁情绪、自杀倾向和睡眠质量时,主效应均显著(同伴关系:b值分别为0.283、-0.086、-0.431、-0.179,P<0.01,环境敏感性:b值分别为0.041、0.172、0.082、0.167,P<0.01);同伴关系与环境敏感性的交互作用均显著(b值分别为0.072、-0.074、-0.102、-0.093,P<0.05)。④同伴关系与环境敏感性对青春期女性主观幸福感、自杀倾向的交互作用符合差别易感性模型[主观幸福感:交互作用比例指标(PoI)=0.680,受影响比例指标(PA)=0.720;自杀倾向:PoI=0.250,PA=0.210],而同伴关系与环境敏感性对青春期女性抑郁情绪、睡眠质量的交互作用符合素质-压力模型(抑郁情绪:PoI=0.010,PA=0.008;睡眠质量:PoI=0.050,PA=0.030)。结论同伴关系与环境敏感性的交互作用对青春期女性主观幸福感及自杀倾向的影响支持差别易感性模型,而对抑郁情绪、睡眠质量的影响符合素质-压力模型,提示高环境敏感性女性更容易受到消极同伴关系的影响而表现出更多的心理问题,同时也更多获益于积极同伴环境的作用而促进健康发展。

“不确定性”是人类心理健康的重要风险因素

相比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与幸福是人类生存的更高追求,是“健康中国与幸福中国”的终极目标之一。在经济、社会、生态环境风险与日俱增的现代社会,“不确定性”挑战对人类心理健康的威胁已不容忽视。基于不确定管理理论和生命史理论等理论假设,个体对“不确定性”的厌恶与生俱来。“不确定性”不仅影响个体的决策行为,而且会增加焦虑情绪,引发抑郁、睡眠障碍等心理健康问题。尤其对于儿童和青少年等风险应对能力相对欠缺的弱势群体,以及不确定性容忍度和心理弹性较低的高敏感群体,“不确定性”对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更为严重。为此,面对“不确定性”陡增的时代特点,个体应准确识变,减少内在的不合理认知;应科学应变,增强风险应对能力;同时,联合家校社三方主动求变,汇聚保护心理健康的外部资源,在风险社会中构建心理健康的“确定性”支持网络。

针对连续暴露因素的广义倾向评分方法在环境健康领域中的应用

目的介绍针对连续暴露因素的广义倾向评分(GPS)方法原理,探索其在环境健康领域中的应用,为测量环境健康风险提供有效工具。方法利用北京市“空气污染与人群健康队列研究”基线调查数据(2017—2018年),评价针对连续暴露因素的GPS方法在大气污染对健康效应估计中的应用效果。结果应用针对连续暴露水平的GPS方法后,不同暴露水平人群的混杂因素均衡性得到明显改善。PM_(2.5)暴露每增加10μg/m^(3),高血压患病的风险增加比例从原来的10.3%上升到11.9%。结论针对连续暴露水平的GPS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为大气污染与健康的关联研究提供更准确的流行病学证据。

环境健康风险法律规制的限度及其调适

基于问题导向,环境健康风险法律规制呈现为环境联系健康的立法观与系统性的风险规制法制。然而,事实因应导向的环境健康风险法律规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过度干预权利、法律控制乏力与解释空间过大的风险,需要在既有理路框架下,由宪法从立法选择与法律实施层面对其进行结构性调适。在立法选择中,有必要重塑环境健康风险预防义务与基本权利并重的立法观,明确环境健康风险系统规制中事权协同的合宪性标准,搭建合理表达预防积极化与比例选择规制措施的规范结构;在法律实施中,需以基本权利作为解释标准,强化环境行政裁量与司法裁判的合宪性控制,避免给私主体增加不必要的损害或负担。

中国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的人体健康风险评估:研究进展与展望

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对食品安全和人体健康构成巨大的威胁。重金属主要通过经口摄入土壤、吸入土壤颗粒、皮肤接触和食物链摄取等暴露途径进入人体,其中经口摄入重金属污染土壤和农产品是主要的暴露途径。人体健康风险评估在农田土壤质量分类和风险管控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梳理了中国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的人体健康风险评估的发展状况,介绍了人体健康风险评估的基本流程和评估技术,论述了影响人体健康风险评价准确性的主要因素及优化措施。在农田土壤重金属健康风险评估中,应加强耦合污染源识别技术、重视食物消费暴露途径、精准识别不同敏感受体、本土化敏感受体的暴露参数、纳入重金属的生物可给性,同时提高农田土壤重金属健康风险评估的准确性。未来可从加强应对健康风险评估过程不确定性的技术方法、考虑各种饮食的暴露途径和建立本土化的重金属毒性标准数据等多方面深化农田土壤重金属健康风险评估,以期推动中国农田土壤重金属人体健康风险评估的理论和技术发展。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2023年刊出论文简评

本文简要地介绍了《农业环境科学学报》2023年刊出的论文涉及的研究领域,关注的热点农业环境问题,重点介绍了《学报》新视角与前沿、专论与综述、环境健康与农产品安全、土壤环境、水体环境和水产环境栏目发表论文的情况,并展望了这些领域的研究方向。

生物安全与环境健康安全协同保障的法治路径

生物安全与环境健康安全法律制度息息相关,须协同治理生物安全与环境健康安全问题。由于公众健康保护优先理念未得到充分贯彻,生物安全与环境健康安全制度体系之间协调衔接不畅,实现生物安全与环境健康安全协同保障的专门制度供给匮乏等问题,导致生物安全与环境健康安全协同保障实现公众健康目标的效果不佳。因此,生物安全与环境健康安全协同保障应坚持公众健康保护优先的价值理念,促进社会经济、生物安全与公众健康保护协调发展。实现生物安全与环境健康安全协同保障,须加强生物安全与环境健康安全法律制度之间的协同配合,构建协同生物安全与环境健康安全保障的专门性法律制度体系。

环境税影响居民医疗保健支出的机制及效应研究

本文利用2014-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和强度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环境税对居民医疗保健支出的影响。研究显示,环境税与居民医疗保健支出呈显著的负向关系,即环境税政策的实施有效减少了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主要表现为个人被动性健康支出的减少,而从根本上减少主动性健康支出的效果并不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政策效应的发挥得益于环境税的健康效应与转嫁效应。最后,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环境税具有一定程度的分配效应;相比男性、高收入群体和城镇居民而言,环境税对女性、低收入群体及农村居民健康支出的影响更大。本文的研究发现为进一步完善中国环境税制与降低居民医疗保健支出负担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

JCI标准下管理模式对医院环境卫生管理的价值分析

目的于国际医院联合委员会评审标准(Joint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JCI)标准下管理模式对医院环境卫生管理的应用价值进行分析。方法选取2021年1月—2023年1月钦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病区的97名医务人员作为研究对象。2021年1月—2022年1月采用常规管理方式,记作干预前;2022年2月—2023年1月期间采用JCI标准下管理模式,记作干预后。对比干预前后的环境质量考核情况、物体表面卫生合格情况、医务人员手卫生依从性情况以及医务人员满意率。结果干预后,环境质量考核分数显著高于干预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物体表面卫生合格率(97.95%)高于干预前(95.3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的医务人员手卫生依从性率(96.27%)高于干预前(91.1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医务人员的满意率(96.91%)高于干预前(89.6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在医院环境卫生管理中实施JCI标准下管理模式能够改善院内环境清洁度、物体表面清洁度,提高医务人员手卫生依从性,进而提高医疗安全性、降低院内感染发生情况,医务人员满意度较高。

《家畜环境卫生学》中环境智能监控教学探讨

该论文针对牧场环境智能监测发展的现状及其在《家畜环境卫生学》教学内容中欠缺的情况,总结分析智能监控系统在鸡场、猪场、牛场环境监测方面的应用,包括实时数据收集和分析、异常情况监测与报警等功能,通过教学内容改革、案列教学等手段,补充完善《家畜环境卫生学》中相关内容,旨在培养学生与时共进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更好地理解和应用物联网技术的环境监控内容,推动家畜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FMEA方法的射线检测实验室风险管理

射线检测是无损检测的主要方法,广泛应用于产品缺陷检测。X射线、γ射线是能量较高的电磁辐射,这使得射线检测实验室的管理不同于一般的实验室。基于此,应用故障模式及影响分析(FMEA)方法,参考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国际管理体系标准的要求,对射线检测实验室的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三大风险进行识别、分析、评价及控制。通过设计适用于三大风险的FMEA表和评分表对射线检测实验室的质量因素、环境因素、危险源开展识别及评价,通过计算风险优先数(RPN)获得重要质量因素、环境因素、危险源,并提出有效控制措施。研究结果对高等院校射线检测实验室的风险分析、评价及管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甘肃省碳中和路径下二氧化碳减排与环境健康效益协同分析

基于LEAP(the Low Emissions Analysis Platform)模型,并利用综合效益模型(Integrated Benefits Calculator,IBC),耦合建立甘肃LEAP-IBC模型。根据碳中和政策,结合甘肃省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建立基准情景与碳中和情景。通过自下而上不同部门的技术组合叠加,量化分析甘肃省2019—2050年的能源需求量以及CO_(2)与PM_(2.5)等污染物的排放量,并评估其带来的环境、健康协同效益,进而以碳减排成本及健康成本衡量综合效益。结果显示:在碳中和情景下,甘肃省CO_(2)排放将呈现达峰期、平台期、中和期3个阶段,并在2027年达到峰值,约为1.90亿t;随后,CO_(2)排放量将持续下降,到2050年CO_(2)排放量为380.82万t,根据甘肃省综合碳汇,可以达到碳中和。此外,实现碳中和可以使污染物协同减排与健康效益更好,较基准情景相比,碳中和情景下可以减少1.64亿t CO_(2)排放量以及4.15万t PM_(2.5)污染物的排放量。同时,PM_(2.5)质量浓度在2050年将下降为13.34μg/m3,符合国家一级标准。碳中和情景下可以多避免8636人(48.26%)的提前死亡和12.06万a(49.06%)的生命损失。因此,相较于基准情景,碳中和情景可以多带来477.7亿元的经济效益,具有更好的综合效益。

环境司法对居民健康水平的影响——基于相关环境裁判文书的文本分析

环境污染问题对居民健康水平的影响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环境司法积极发挥生态环境保护效应的当下,科学评价环境司法对居民健康水平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基于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公开的2012—2017年全国各地法院的环境裁判文书,采用机器学习的方法对案件数量、判罚金额、被告人数等数据要素进行文本识别以构建环境司法度量指标,并匹配“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等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司法对居民健康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环境司法对居民健康水平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提高环境司法水平可以显著提升居民健康水平。且其作用在环境司法实施的二年内持续效应皆十分显著,这一研究结论在进行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环境司法案件类型对居民健康水平的影响具有异质性,不同案件类别对居民健康水平的影响程度不同:刑事案件由于对社会造成的危害程度较大,其对应的司法处理震慑作用较强,因此对居民健康水平提升作用也更明显,而民事案件所带来的提升效果并不显著;环境司法的强度对居民健康水平的影响也具有异质性,当案件数量大于均值或判罚金额大于1万元或被告人数大于均值时,环境司法才能对居民健康水平产生显著的提升效应。(3)机制分析发现,环境司法能够通过降低地区污染物排放、提高居民家庭收入两个方面提升地区居民健康水平。(4)成本效益分析发现,环境司法可以显著减少地区医疗卫生支出和居民诊疗人次,降低公共卫生支出成本。该研究从理论和实证双重视角检验了环境司法对中国居民健康的影响效应,对深化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具有重要价值。

2017—2021年乡村振兴背景下江西省农村环境危害因素调查

目的了解江西省农村环境健康危害因素的水平及动态变化情况。方法2017—2021年,按多阶段抽样在江西省选取27个县、540个行政村和2700户家庭进行调查,了解行政村基本情况、公厕建造和使用情况、垃圾和污水相关情况,农户家中厕所与粪便无害化情况、垃圾和污水处理情况等。结果2017—2021年项目县垃圾处理厂数量有所减少,污水处理厂有所增加,不同年度垃圾和污水处理厂人口覆盖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值分别为12.55、12.00,P值均<0.05);村民主要经济来源于外出务工的占52.26%,来源于种植的占40.44%。2017—2021年调查的行政村垃圾集中转运率为95.89%,生活污水处理率14.89%,生活垃圾丢弃地点以垃圾箱为主(89.35%),生活污水以排入明沟为主(39.65%)。农村卫生厕所覆盖率为93.44%,卫生厕所以三格式为主(91.03%),卫生厕所粪便处理以排入沟塘为主(41.53%)。结论随着政策的推行,垃圾处理、厕所卫生等农村环境因素有所改善,但部分地区生活污水排放、厕所粪便还未得到有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