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修·阿诺德的Hebraism及其在中文语境的延伸解读

20世纪以降,中西学术界都盛行以"两希"来表达西方文化与知识传统中的二元对立,在这两个概念的运用和表述上也存在因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而导致的混淆不清的情况。不过,中国学术界对"两希"中的"希伯来精神"(Hebraism)的翻译、解读及误读颇具中国特色。本文结合马修·阿诺德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对"希伯来精神与希腊精神"的表述,分析Hebraism的本意、引申意义及其在中国的误读现象。

A Probe into English Idioms from Hebraism and Hellenism

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即指圣经,是西方语言的起源,在西方文化的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众所周知,圣经作为基督教的经典,被视为一项重要的文化遗产,并对西方的思想、文化、 意识形态以及语言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如果英语学习者不能了解来源于圣经故事中的词汇的背景,他们就不能理解这些词的真正含义.为了更好地了解英语语言文化、丰富英语语言知识、改善英文表达的能力、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际,本文对来自于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的英语习语及其典故进行了探讨.

重读《无名的裘德》——希腊精神与希伯来精神之冲突

本文从细读原文文本着手,借鉴了英国19世纪批评家阿诺德的"希腊精神与希伯来精神"的理论,用以剖析哈代的小说《无名的裘德》中三个主要人物——裘德、阿拉贝娜和淑的性格,用具体例子阐释了"灵与肉的冲突"这一主题,并指出了小说的悲剧根源就在于希腊精神与希伯来精神的冲突,并以代表后者的、束缚人性的僵化道德伦理压垮了小说主人公所体现的追求个人自由、反对常规婚姻约束的希腊精神而终结。

马修·阿诺德基于两希精神的文化观及其对文化选择的现实作用

分析了英国文化名人马修·阿诺德在著作《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提出的文化应致力于全面发展人性各方面以使其日臻完美的观念,探究了人性根本的智性和道德需求及其在希腊精神和希伯来精神中的体现,最后阐释了这种文化观对当今年轻人文化选择的现实作用。

多元而统一:《圣经·创世记》的游历叙事

对《圣经·创世记》的游历叙事进行了考察,发现移动因素在《圣经》叙事中占有支配性的地位,在卷首的《创世记》中,人物的移位是叙事者展示空间场景的一种重要手段,多样化的游历叙事增添了《创世记》的叙事艺术品质。这种游历叙事模式是一种类似线性的"永不回头"的运动,游历者在游历过程中会产生文化失落、文化固守等心理表征,希伯来精神内核正是在游历过程中造就的。

以马修·阿诺德的文化理论视角解读贝娄小说《赫索格》

马修·阿诺德的文化理论认为希腊精神体现了人类智性冲动的特征,希伯来精神体现了人类理性冲动的特征,人类的文化主要体现为希腊精神和希伯来精神的对立与冲突。在美国小说家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贝娄的代表性小说《赫索格》中,小说主人公赫索格对知识的热爱和对学术理想的追求体现了他身上的希腊精神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体现了希伯来精神的深刻影响,而他内心的矛盾体现为希腊精神和希伯来精神的冲突。

“二希文化”与英语习语

"二希文化"指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即圣经文化),是西方语言文化的根源所在。通过发现和分析来自于这两种文化的习语在英语语言中的大量使用,说明英语习语与源文化的紧密关系。在阐明这种关系过程中发现,了解英语习语的文化根源将有利于对英语语言的理解和掌握,培养英语学习者的文化意识,并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际。

《圣经》文学研究与西方“两希”精神

古希腊文学和希伯来文学是英美文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学发展的两大源头,而《圣经》对西方文学又具有终极坐标的意义,笔者分析了"圣经文学"对古希腊文学和希伯来文学的传承与融合,以期引起英美文学爱好者对"两希文学"的关注。

《丹尼尔·德龙达》对非利士主义的批判

"非利士主义"在维多利亚文化研究中具有丰富的语义,阿诺德将英国中产阶级命名为"非利士人",凸显了这个基督教国家主流社会庸俗市侩、追逐实利和远离理性的特征。乔治·爱略特的小说《丹尼尔·德龙达》中并置着两个世界:一是非利士主义占据的基督教社群,一是文化视野更为光明博大的犹太社群。爱略特对非利士文化进行了自内而外的审视和反思。本应与犹太教希伯来宗教传统一脉相承的基督教英国,却被信仰缺失的现代非利士人占据,而边缘犹太人中却出现护佑希伯来传统的"光明之子",为倾颓的基督教文明提供了光明的指引。

论《麦克白》中“两希”文化的融合

作为文艺复兴后期的代表人物,莎士比亚的思想在人文主义基础上进一步成熟,表现在对"两希"文化的思考和批判的接受。《麦克白》作为其后期作品,将作者的思想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从麦克白的英雄形象,麦克白的内心矛盾斗争及麦克白夫人引诱唆使麦克白弑君犯罪的三个角度,通过分析追寻自然欲望(野心或者恶)的合理性以及理性(神性或者善)制约欲望的必要性之间相互对抗又相互依赖关系,可了解其"两希"文化的碰撞和融合。

西方“作者问题”困境与反思

2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发生了语言学转向。受此影响,从新批评到结构主义再到解构主义的文学理论,“作者”的权威不断受到挑战,主体性地位不断被边缘化,甚至面临“死亡”窘境。现有的作者问题研究主要停留在文本阐释层面,囿于作者与文本的关系。本文回到西方文明源头,分析希伯来传统与希腊传统对语言功能与真理关系认知模式,反思后现代西方“作者问题”困境的实质。

《旧约》与希伯来精神的书写

希伯来精神是犹太民族持久而稳定的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旧约》中犹太教的基本观念标志着希伯来精神的发轫:人神契约、一神论、选民思想、先知论、律法约束下的道德主义和弥赛亚救赎。近世英国思想家阿诺德对希伯来精神有着深刻的洞见,他指出了希伯来精神的重要构件:道德主义和行动主义。但是,阿诺德泛化和挪移了希伯来精神的本质,错误地以基督教传统来诠释希伯来精神,完全无视二者在神学思想上的本质区别;同时,受英国深厚的道德传统的影响,阿诺德故意剔除了希伯来精神的理性成分,将其道德主义绝对化,彰显出实施道德教化的实用主义倾向。

《资本论》对死亡的哲学探讨

《资本论》探讨的死亡问题,实质上是一个作为历史科学的存在论—伦理学问题,它既属于又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死亡哲学。三卷本《资本论》主要通过关注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的积累、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与人的非正常死亡之间的关系,既从存在论角度揭示了人受资本逻辑宰制而死的事实,又从道德伦理角度对该事实进行了否定和谴责。但是,在否定之否定的意义上,《资本论》探讨的死亡是指资本主义本身的死亡,后者既需要对现代社会经济运动规律进行科学分析,又需要坚守和捍卫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并为之进行现实斗争。这种双重理论特质在《资本论》中上演双重变奏,表征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复杂性和辩证张力,它在最本源的意义上可以追溯到西方思想史的源头即"双希精神"那里。

田汉前期思想中的希伯来精神来源

学界关于田汉前期作品风格和文艺思想一般以新浪漫主义、积极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现代主义等概括表述,却忽视其背后更为深广的希伯来精神。田汉前期思想中的希伯来精神来源如下:第一,受到《圣经》和基督教文化的直接影响。第二,受到来自日本文学和文化方面的涉及希腊精神与希伯来精神的影响。第三,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如卢梭的《忏悔录》,歌德的《浮士德》,王尔德的《莎乐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带有人道主义的作品。后因田汉个人生命经验的突转和社会形势、文艺思潮的突变,对希伯来精神由吸收转化走向对抗和抛弃。

15～16世纪基督教希伯来学的兴起与发展

从15世纪上半叶开始,以波焦、曼内蒂和皮科为代表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在复兴古典文化的过程中,积极学习希伯来语,研究《希伯来圣经》,并利用犹太教神秘主义喀巴拉的方法阐释基督教教义和人的尊严,开启了基督教希伯来学的序幕。随着人文主义思潮越过阿尔卑斯山北传,基督教希伯来学的重心也由意大利转移到欧洲北部。在宗教改革爆发之后,一方面,新教学者利用希伯来学抨击天主教的传统教义和构建新教神学理论;另一方面,天主教也利用希伯来学作为内在革新和外在排除异己的工具,在双方的共同推动下,基督教希伯来学最终在16世纪发展成为西欧备受瞩目的学术运动。

《丹尼尔·德龙达》中对十字军东征的历史想象

十字军东征圣战蕴含了基督教对犹太人的迫害,是以皈依之名而行的劫掠。在《丹尼尔·德龙达》中,乔治·爱略特通过对这一历史的指涉,将小说中并置的"英国情节"与"犹太情节"颇有意味地关联起来。爱略特先是在英国情节部分讽刺了基督徒对十字军圣战历史的集体想象,解构了圣战宏大叙事掩盖下的帝国形态,揭示出英国这个基督教国家的自大和狂妄;在犹太情节部分,她又通过莫迪凯和德龙达的回忆,再现了十字军东征迫害犹太人的集体记忆,这些记忆反而使犹太人坚定了回归历史传统的信念。文章还结合维多利亚语境讨论德龙达"回到耶路撒冷"朝圣的深意,作者借此表达了促使基督教文化复返希伯来精神传统的愿望。

作为上帝意旨的世俗主义——贺拉斯·卡伦对多元主义即终极关怀的“希伯来式”理解

1965年,受人尊敬的犹太裔美国实用主义者贺拉斯·迈耶·卡伦(Horace Meyer Kallen,1882–1974)发表了一篇题为《世俗主义乃自由社会的共同宗教》(Secularism as the Common Religion of a Free Society)的文章,标题颇具挑衅意味。这篇文章高度浓缩了卡伦半个世纪以来发展出的思想,这些思想在今天得到了复兴。就我们对"终极关怀"(ultimateconcern)思想之历久弥新性的反思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