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历史音/像的音乐人类学解读

以人类学为视角的物质文化研究,是以交叉学科的方法,关注作为研究对象的"物"以及环绕"物"的人及其事务(thing)的关系,包括制作材料、背景、历史、保存和文化诠释等内容。本文以此视角,通过哈佛燕京学社收藏的赫达·莫里森摄于1930年代老北京的照片档案,以及奥地利国家音响档案馆收藏的芬兰语言学家兰司铁于1909年采录的蒙古声音档案等近现代历史音像的研究案例,讨论以物质文化体现的历史图像及历史录音自身,作为"历史场所"的档案意义,以及档案背后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历史的关系。

西方戏剧经典在传统戏曲中的本土化再现——以《海达·高布乐》改编为例

西方戏剧的改编是传统戏曲曲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心比天高》是成功改编的范本。改后的剧本对女性主角形象从人物身份、主体意识、死亡观等方面作了本土化处理。戏曲改编中之所以会出现本土化现象,是因为戏曲和西方戏剧在作品使命、传统伦理及观众的接受习惯上存在着差异。

论跨文化戏剧语境中的越剧《心比天高》

越剧《心比天高》在挪威易卜生戏剧节上大获成功,是跨文化戏剧的成功典范,为中国戏曲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从跨文化戏剧的角度,《心》剧在戏曲表演符码的转换、文本的本土化处理、舞台审美的处理以及形象符号的跨文化多义性等方面表现出一定的改良与创新,为中国传统戏曲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探索。梳理中外学者跨文化戏剧理论的研究成果可发现,跨文化戏剧在目前仍然受制于不同国家或种族的政治与经济斗争,而这一理论在实际发展中,并非是一种平等的二元对立,而是"目标文化"达到利益最大化的手段和方式。

奥尼尔的“诗人”与易卜生的“野鸭”

奥尼尔的《诗人的气质》一剧明显带有"易卜生意识"的痕迹,这表明,易卜生可能对奥尼尔剧作法方向上的转变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他使得奥尼尔在20世纪30年代这一过渡时期,建构了体裁与结构的新方法。这种"易卜生联系"在奥尼尔的剧作中体现甚丰,比如易卜生的两部剧作《野鸭》和《海达·高布乐》同《诗人的气质》之间的联系,不仅情节相似,主题对应,而且结构上也有明显的关联性。

“疯癫滋养出的一朵恶之花”——论易卜生笔下的海达·高布勒

易卜生后期创作开始转向戏剧人物的内心。《海达·高布勒》作为其后期作品之一,刻画了主人公海达厌倦社会,生活在恶中,同社会抗争,体验癫狂等。米歇尔·福柯疯癫史的撰写打开了人类精神的另一扇窗户,海达的疯癫体验造就了她的永恒。

叙述冲突中的海达·高布乐:一个自我中心主义者

《海达·高布乐》是易卜生探讨人物性格和命运的代表作。该作品通过叙述框架下多个叙述人格的冲突,塑造了海达这一复杂从而引起不同解读的人物形象。海达是一位以自我为中心的悲剧人物,这不仅体现在她对周围人物带有主观认知的叙述中,也在周围人物对海达的多方面叙述中得到揭示。而剧中的其他人物也并非如海达这个叙述人格所描述的那样无趣和庸俗,相反,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更多是正面形象。

《海达·高布乐》中的象征主义

现实主义剧作家易卜生的晚期作品带有明显的象征主义倾向 ,文章分析了《海达·高布乐》一剧中三种看似普通的事物所含的象征含义 ,以及它们对主题、人物。

剪了翅膀的娜拉——与娜拉比较谈谈海达·高布乐的形象

易卜生前期剧本中的女主角,都怀着追求个人独立的理想,而后期剧本中的女主角则怀着自我舍弃的理想。海达.高布乐一直是一个颇受争议的形象。如果说娜拉是一只展翅飞翔的小鸟,那么海达.高布乐是不是剪了翅膀的娜拉呢·通过与娜拉的对比解读,主要来探索海达.高布乐这位受挫的女性形象。

海达:一个诗性的悲剧女人

《海达.高布乐》(HeddaGabler)是易卜生作品中争议较多的一部剧作。这部剧本发表并上演至今已有一百多年,人们关于海达是怎样一个女人和她为什么自杀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从现代女性主义的视角去重读该剧以及易卜生的注释,海达的形象给人以新的启示。海达是一个充满了诗性气质的女人,对生命意义的诗性追求是她的心灵之光。海达的死并不是命运的安排,也不是她本身的缺陷所致,而是她的诗性人生追求促使她选择以死的方式去实现人性的自由。

“女儿”或“妻子”:论海达·高布乐的伦理身份与伦理选择

作为易卜生晚期创作的重要女性人物之一,海达·高布乐因为复杂却充满魅力的形象在学界的讨论和研究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本文采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分析海达的两重伦理身份——高布乐将军的女儿和泰斯曼的妻子——承载的不同伦理内涵。海达不能顺应从"女儿"到"妻子"伦理身份的转变使她陷入了伦理困境。海达为解决这种伦理困境亦做出了尝试,但是由于她没有认清问题的本质,海达无法解决自身的伦理困境。剧中海达共五次使用她父亲的手枪,均是她无法解决伦理困境的表现。海达认识不到她的伦理身份具有客观性,幻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其伦理身份,但最终失败而选择自杀。从这个结果看,海达看似缺乏动机的行为背后实则有着深刻的伦理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