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二年河东盐池水灾述论

河东盐池主要有水灾、旱灾、地震等灾害类型,通过对乾隆二十二年(1757)河东盐池水灾相关史料的梳理,进一步分析水灾对盐池的影响,探索人类应对盐池水灾的方式。水灾主要原因为:解州村民聚众盗挖硝地堰工,破坏了部分禁墙;雨水较多;黑河被淹。政府的应对措施主要有:筑堰垦畦;利用黑河现存的卤气,继续灌畦浇晒,并兴修黑河。此次水灾的影响为:河东盐池东池与西池都深受其害;新盐产量不足,商人日困,招商困难;为了维持盐池供给,掘井浇晒,开发六小池,买蒙古盐。这次水灾直接影响持续了两年有余,导致河东盐产量下降,盐价提高,盐商积极性不高,政府财政收入下降,间接影响持续了三十余年。从此之后,盐商一蹶不振,直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河东盐池不得不进行课归地丁改革。

试析清代河东盐商

在清代,政府督理盐政,掌控国内的食盐供应活动。其管理方式,主要是通过盐商开发盐矿资源,配销盐货来完成的。河东盐区的盐商,是由负责组织生产的坐商和承当远途销售的运商组成。坐商和运商长期互相配合,共同进行河东盐区的经济建设。他们二者,于特定的引税制和引岸制下,坚持协作,常常连续完成朝廷赋予的盐政任务,保证了河东盐业经济的稳定;同时,双方之间,往往相互制约,甚至发生冲突,从而又妨碍了当地盐业经济的发展。

乾隆年间河东盐商的食盐生产

河东盐商是晋商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分析了乾隆年间河东盐商在河东盐业生产过程中的经营情况,着重从数量方面对坐商占有的畦地数量,分布情况,额畦、余畦的变动等方面进行了统计与分析。

人类学视角下幼儿园课程本土文化资源路径初探——以河东盐文化为例

在开发利用本土文化资源建设幼儿园课程时,整合特色各异的地域文化和幼儿的生活经验是一种有效策略。文章以人类学为视角,通过追溯河东盐文化历史发展,挖掘河东盐文化对幼儿的教育价值,以盐文化学术话语体系为科学依据,尝试建构了以“盐用文化”为脉络的幼儿盐文化图式。认为提升教师河东盐文化自觉、研发河东盐文化园本课程、创建儿童河东盐文化博物馆以及开展河东研学旅行等工作,可以促进幼儿积累盐文化经验、自我建构盐文化图式。幼儿园课程开发应该遵循河东盐文化的选择、重组、改造和传递的路径,才能形成一套回应幼儿盐文化图式需求、适宜幼儿学习和发展的园本课程教育体系。

河东盐池旅游形象设计与营销策略分析

独特的形象对旅游景区的生存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从旅游形象理念、旅游形象行为和旅游形象视觉三方面,对河东盐池旅游形象进行了设计。研究指出,河东盐池旅游形象理念设计为打造独一无二的河东盐文化;旅游形象行为设计在于规范管理、引导公众环境和完善外部支撑系统;而旅游形象视觉设计是打造良好的第一印象和醒目的标识符号。在此基础上,从形象品牌、新闻传媒、活动营销、新媒体传播和口碑营销等方面提出旅游形象营销策略。

金代河东盐业经济

河东地区自古以来就是盐业的重要生产基地之一。河东地区的盐业分池盐与土盐两种,其中,大同府及解州所产食盐为池盐,太原及平城外郭盐场和浑源县所产盐为土盐。金朝建立后,十分重视对河东盐业的管理与控制,并因地制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了河东地区盐业经济的发展,使得河东盐业成为金朝重要的财赋收入之一。不过,由于金代官盐盐价过高,河东地区私盐贩卖兴起,并出现了一批以运销盐业为生的商人。金朝政府虽设置巡捕使等机构打击私盐贩卖,但收效甚微。本文以金代河东盐业为研究对象,并结合相关史料,对金代河东地区的盐业经营与管理、盐业销售及私盐贩卖等问题进行分析。

河东盐业研究述评

食盐是人类生存繁衍所必不可少的物质,河东作为中国早期的食盐重镇,其在中国盐业史上地位不言而喻。对于河东盐业的开发年代、影响、主要人物、制盐法及管理、遗址、文化等方面,学者们都有深入研究。梳理河东盐业的研究,能为进一步研究河东盐业奠定基础。

论河东盐文化在当代的作用

山西省的运城市、临汾市、河南省的三门峡市和陕西省的渭南市,共同构成了晋陕豫三省边缘黄河金三角区域的核心地区,是以山西省运城市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圈。通过研究河东盐文化的内涵、河东盐的开发历史和历史上河东盐的行销地域范围,剖析了河东盐文化在促进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经济文化一体化发展进程中的作用。

明清时期运城的盐业与教育

明清时期,在盐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为了方便盐商子弟的入学受教,运城形成了以河东运学为主,三大书院和五所社学相互补充的较为完备的教育体系。而这些教育机构创立与发展也都离不开运城盐务机构、官员以及盐商的支持。教育的兴盛已然成为了明清时期运城盐文化的一大特色。

东西魏时期河东大族的政治选择--以盐利为中心的讨论

北魏时期的河东地区,当地豪强控制了盐业的生产与销售,形成一个盐利利益集团。东西魏时期,河东盐业销售区域分别为东西魏控制,河东大族在两个政权选择之中,没有明显的倾向。宇文泰占领弘农地区之后,河东盐业销售区域为西魏全部掌控,河东大族基本上投靠宇文泰。宇文泰也采取了维持河东大族利益的盐政,河东大族成为西魏北周政权的重要力量。

先秦两汉河东盐业资源的开发

现有史料表明,至迟从春秋时代起,河东盐业资源已进入商业流通,社会影响日益提升。西汉时期,盐业经营被视为河东地区最为显著的致富渠道,在盐铁专营政策实施后,河东盐更加受到政府的重视。东汉章帝在制定盐铁政策时两次巡幸河东,盐池受到了空前的关注。为了保障盐业生产的正常进行,东汉政府还兴修水利,对盐池加以保护。

唐朝河东制盐技术考

从科学技术史的视角,对影响"垦畦浇晒"这一制盐工艺的自然条件、风向等因素进行了探究。

潞盐管理局对恢复河东盐池生产的贡献(1948—1949)

1948年初,受战争等因素的影响,河东盐池经营者或离散逃亡,或消极怠工,盐池产盐设施损毁严重,盐业生产停滞不前。针对如此复杂困难的局面,潞盐管理局积极作为,完善所属机构,组建国营盐场,扶持私营盐场,改善盐工生活,实施正确的盐业经营方针,促进了食盐生产的快速恢复。此外,潞盐管理局还组建成立了盐务大队和运销公司,恢复盐栈、盐行,推动了潞盐运销的发展。

清至民初河东盐务管理研究

有清一代,运城盐池生产属于“专事畦种”,其经营管理则归“商种”;后盐商又有“坐”“运”之分,虽课税日重,但盐务管理依然稳定。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浪潮席卷全国,运城地区亦成立河东晋军政分府,以河东临时盐政处接管了清政府在河东的盐务主权,随后在河东盐场逐渐恢复生产之际,晋陕两大军事集团因盐利再起风波,终以陕西方面得食盐馈赠而收场。阎锡山在夺得山西军政大权后多次插手河东盐务,盐利之争复起,但最终以1913年初袁世凯设立的盐运使署为标志,“央地之争”宣告结束。1913年4月“善后借款”合同签订,以保列强外债为目的,成立河东盐务稽核分所,自此河东盐务在稽核分所与盐运使的纠纷冲突之下走上改革进程,盐政主权在此期间遭到侵害。

清代潞盐入豫道路及渡口考释

清代潞盐入豫以陆路为主兼有水路。陆路沿盐池东南西三个方位翻越中条山经茅津渡、太阳渡、陌底渡过河入豫,分别称作运茅道、运太道、运陌道。乾隆二年(1737),经有关运商禀请,原运往偃师县、宜阳县、永宁县、新安县、汝州、宝丰县、伊阳县7县潞盐由运太道改由运茅道入豫,运太道不再运盐。乾隆十二年(1747),经运商卫天泰禀请,原运往内乡县的潞盐由运茅道改经运陌道,从陌底渡过河。水路经夹马口等渡口上船经潼关转至阌乡、淅川等地。入豫盐道中,运茅道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河东盐池调查总结》史料价值探微

1948年的《河东盐池调查总结》(稿本)是运城解放后河东盐业职工会对河东盐池进行的第一次全面调查总结,数据资料翔实,盐工特色明显,在民国河东盐业史、区域经济史等方面的研究上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该总结报告回顾了民国时期河东盐池的生产管理,摸清了当时河东盐池的生产经营状况及盐工生活状况,为恢复潞盐生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唐代河东地区矿产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

唐代河东地区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主要包括盐、铁、铜等。开发和利用河东矿产资源,既表明了国家发展经济和巩固政权的需要,也展示了当时先进的采集、冶炼与制造技术,同时,开发活动还促进了当地文化、交通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乾嘉时期吉盐与河东盐在碛口的博弈

吉盐产自阿拉善,乾隆初年始输入山西北部。在河东盐歉收、吉盐深受山西民众欢迎、阿拉善王与清廷关系密切等因素的影响下,乾隆五十一年(1786),清廷同意吉盐水运至碛口。水运碛口的开通和河东盐政疲弊使吉盐销售量大增。为防止吉盐越界行销,山西地方官以碛口为界加强对吉盐管理。吉盐越界行销,干扰了河东盐政,影响到国家食盐政策和财政收支。在清廷的干预下,吉盐退出碛口,使受政策保护的河东盐占了上风,同时推动了碛口的兴起与发展。

古代河东盐业的产业集聚效应研究

唐代至明清,池盐业在山西河东地区的产业集聚形成中作用极为显著。河东盐业的集聚效应不仅体现在池盐产业自身的发展及其在国家税课中的突出地位,还体现于其对运城整体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和引导作用。文章首先从理论上解释其产业集聚的形成及主要影响因素,然后分析其产业集聚效应,并论述盐业集聚对产业发展的动因和盐业集聚效应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

论白银资本对明清山西经济发展的影响——以河东盐业为例

河东盐池在中国古代是重要的食盐产区,所产食盐销往山西、河南和陕西的一百多个州县。通过河东盐的销售,山西地区相对于河南、陕西形成了地区间的"贸易顺差",由此导致白银长期流入山西,山西地区的白银存量持续增加。白银流入促进了明清山西的经济发展,也是明清晋商辉煌发展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