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风东渐:日本平安初期天皇子女的教育

日本平安初期,嵯峨天皇提出文章经国的理念,即以中国的典籍知识作为国家运行的可鉴之道。在这种理念指导下,以天皇为首的皇室积极学习汉文典籍,并对天皇子女教育施以各种办法。在精心挑选才学兼备之士教授诸位子女的同时,往往超越制度给教师以顺畅仕途。天皇本人亦会在朝政之余亲自加以教养。

作为风俗画的日本绘卷《病草纸》——兼与宋代图像相比较

绘制于12世纪末的《病草纸》出自日本后白河上皇的宫廷绘师之手,是一部以疾病为主题、图文并茂的绘卷作品。先行研究主要关注《病草纸》与《饿鬼草纸》《地狱草纸》在绘画风格等方面的相似性,因而将《病草纸》视为佛教艺术“六道绘”的一环,即通过形形色色的疑难杂症来表现“人道”的苦相。本文将《病草纸》置于东亚的视域下重新理解,着重比较《病草纸》与《村医图》等宋代图像的异同,指出《病草纸》具有较强的风俗画和“戏画”特征,患者的失态形象、旁观者的嘲笑表情等,都暗示着这是一部旨在满足后白河上皇等平安时代末期没落贵族猎奇欲与自尊心的绘卷作品。

《红楼梦》与《源氏物语》的人性观研究

该文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出发,通过对《红楼梦》与《源氏物语》两部作品中的人物进行事例分析及情感剖析,挖掘曹雪芹与紫式部所传达的人性观,并将两者的异同进行比较。《红楼梦》中借贾雨村“论气”阐明了“正邪两赋”的人性观,肯定了善恶并存之人性,即人性与兽性共生于我们心中,此消彼长,此长彼消。《源氏物语》中亦将光源氏及其情人们于交往时微妙的两极心理变化统一在瞬间的描写之中,以此间的内心博弈体现最真实的复杂人性。两部作品虽所处时代和社会背景都不同,但在人性刻画上却都深刻且全面,都传达出人性与兽性共生共存的真谛,指引着我们对人性积极追求的方向,彰显着对人性的包容和谅解。

日本平安时代对中国文学的移植与创新

平安时代是日本民族文学觉醒的时代 ,该时代前期日本文学的主要特点是对汉文学 (中国文学 )的吸收和借鉴 ,自从 894年菅原道真提出“和魂汉才”的主张 ,并建议朝廷废除遣唐使制度开始 ,日本文学开始摆脱汉文学的重压 ,走上了民族文学发展之路。

论日本平安时期女性文学的繁荣

日本平安时期是日本古典文学的高峰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诸如紫式部、清少纳言等等一大批杰出的女作家,形成了一个世界文学史上罕见的女性文学的繁荣景象,这与封建时代男尊女卑的社会形成巨大的反差,这种特异现象的出现,与平安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摄关政治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日本奈良平安时期神佛习合思想的形成及其影响

神佛习合思想是日本思想史上的重要一环。奈良平安时期作为民族宗教的神道这一日本本土文化在吸收佛教这一外来文化的过程中采取一种包容的态度,以神佛习合这样一种比较灵活的方式使得作为本土文化的神道得以延续和发展。探讨奈良平安时期的神佛习合思想的形成过程,分析该时期神佛习合思想形成后产生的影响,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日本神道和日本佛教。

隋唐长安城市规划中的模数制及其对日本城市的影响

在东亚,城市建设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其漫长的发展历史过程中,中国城市经历了重大变革和细微的演变,这些变化有时是受到客观因素的影响,但某些时候是由于统治者的意愿或是受到规划者个人智慧的影响。本文从都城长安的城市布置,推测出隋代城市规划的一个重要原型。建于新纪元开端的长安城,折衷都城规划的两大传统,以模数制为基础,开创了一种崭新的城市模式,并以之来回应新王朝的勃勃雄心,它的规划深刻影响了东亚城市的演化,八世纪日本的平城(奈良),长冈和平安,以及渤海帝国的五都,皆以其为范本。[1]

日本平安朝斋院文学沙龙考

日本平安时期,后宫文学沙龙的兴盛成就了贵族女性文学的繁荣。作为后宫文学沙龙的延伸,以皇女为中心的斋院文学沙龙亦不容忽视。以平安时期最具影响力的大斋院文学沙龙以及六条斋院沙龙为中心,就斋院文学沙龙的形成、具体文学活动及其特质展开考察,分析其对平安朝贵族女性文学的积极影响。

国风文化对日本平安时代教育的影响及其历史意义

平安时代中期以前日本一直盛行"唐风文化",但在中期以后却盛行"国风文化"。在此影响下,日本平安时代的教育也从"唐风"盛行时的移植、模仿中国教育走上本土化道路,并形成以"和魂汉才"为核心的教育兼容特征,进而为日本近代教育"和魂洋才"指导思想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浅析程度副词「いと」在平安时代的使用特点

本文对平安时代表示程度极高的副词[いと]的使用状况进行了调查和分析。确认了平安时代的[いと]沿用了上代的[いと]为乙类的[いと]的词义。与上代[いと]的贫乏的使用状况、平安时代其他程度副词的使用状况相比较。再加上对[いと]使用者语相的调查，使用频繁的[いと]不容置疑是平安时代日常会话中的主要程度副词。本文也同时确认了和语的[いと]与训读语的[すごふる][はをはだ]散文作品中使用上的对立。

“元白”在日本平安时代的受容

"元白"指中唐诗人元稹与白居易的并称,从产生之初就颇受争议,赞赏者推崇其为诗酒唱和、挚友交契、才华横溢的象征,批判者主张其是轻俗浮浅诗风的代名词。但在日本平安时代,"元白"却深受好评。二人诗文集进入日本后共同流传、共同受容,并很快成为平安文人最为崇拜的诗人。平安朝文人常以"元白"来自诩或高度评价他人,甚至在梦中同时拜谒元稹与白居易。在创作上,他们利用"元白"来革新当时的诗风,学习二人的诗歌唱和方式与诗歌语句。二人在日本平安时代的流行对于我们重新评价和审视"元白"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新撰字镜》与汉语俗字研究

日本平安时期的古辞书《新撰字镜》收录了许多汉语俗字,是俗字研究的重要材料。由于作者是用汉文撰述,中间不乏中国文献中失传的文字,而在抄手笔下又不时出现一些俗字,有不少因字形接近而混、不辨正俗而混或因抄手笔误而发生的讹混,也有因书写变异造成的同形字。依据《新撰字镜》的文字材料,不仅能与敦煌、碑刻等出土文献中的俗字进行比较研究,还能补充中国大型字书中的一些失收字,有助于汉语文字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日本平安前期释奠对唐礼的继承和本土化

释奠是中国古代祭祀"先圣先师"的一种仪式。8世纪初,日本模仿唐朝建立大学寮制度,释奠被引入日本。8世纪中叶,吉备真备借鉴《大唐开元礼》,整顿释奠,使其初具规模。平安前期,嵯峨天皇时设定了"天子幸释奠"的情况,并首开"七经轮转讲读制"、诗宴和内论义,后两者的恒常化凸显了日本释奠的本土化特色。日本释奠既包括准备、馈享、讲论等固有仪程,也包括诗宴、内论义等衍生仪程。讲论是大学寮教官展现才华的重要舞台;诗宴是文人表达尊师崇孔、以忠事君志向的场合;内论义是天皇参与释奠讲论的折衷方式。释奠是尊崇道统的表现,道统与治统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但当皇权衰弱、大学寮衰败,释奠代表的道统也随之衰败。

日本汉文小说《大东世语》的汉风呈现

《大东世语》是日本汉文小说的代表作品,主要辑录了平安、镰仓两朝的人物轶事,天皇是其人物形象系列中描写较多的一组群像。通过这组群像,作者突出展现了日本平安时代汉风盛行的图景,他们崇尚汉学、热衷汉诗文创作以及与中国有关的各种艺术形式及文化。这一风气也直接影响到了朝廷的人才选拔和任用。作者在描写中,少有涉及日本在政治、宗教等领域向中国学习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方面。究其原因,既与作者设定的"情协令旨"、"言中韶音"的审美标准有关,也与日本进入平安朝后期,天皇多成傀儡,除了醉心文艺,没有更多可以施展能力的舞台有关。

从万叶恋歌漫谈日本古代的婚姻制度之访妻婚

婚姻是人类自身生产关系的一种表现。当人类迈出动物界门槛,开始社会生活的同时,就开始对自身繁衍的婚姻形式逐渐形成种种社会规范和禁忌。而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民族和地区,婚姻形态又制约和规定着不同的血缘集团结构,并与一定的血缘集团形态相对应。因此,婚姻不仅具有生物学的意义,而且还具有文化人类学和历史学的意义。在日本,平安时代贵族婚姻门第等级观念的主导作用下实行访妻婚的婚姻形式,严重地影响日本贵族的婚姻观,而访妻婚成为了日本婚姻制度中一种独特的现象。

奈良·平安前期日本与新罗使、渤海使之间的汉诗交流——从分韵诗到次韵诗

奈良、平安前期,日本在东亚复杂的政治环境中经营着与新罗、渤海的外交关系。外交场合上,由于语言相异,除正式的汉文文书以外,汉诗也是重要的信息交流媒介。8世纪初,日本官吏在接待新罗使时使用的汉诗形式为分韵诗,而9世纪后叶与渤海使酬答时则采用次韵诗的形式。针对这一现象,可从当时中国汉诗文学的特征和日本外交史出发来探究其原因。分韵诗诞生于中国六朝宫廷文学,于初唐宫廷再次流行,其创作行为具有政治等级色彩。而8世纪初叶正是日本"小帝国"意识增强的时期,分韵诗的创作可谓体现了日本对新罗的宗主国意识。另外,次韵诗由中唐白居易文学集团兴起,以切磋诗技、增进友情为目的,诗人间的关系较为平等。日本与渤海自8世纪后半期起建立了主要以和平通商为目的的外交关系,使用次韵诗与渤海使唱和深受这一政治背景的影响。此外,日本政府采用当时中国流行的诗歌形式,其目的还在于彰显本国文化的发达程度。

王昭君故事在平安时代物语文学中的流变

古代中国王昭君的故事最早见于《汉书》,在《西京杂记》的创作下,王昭君从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变为流传于后世的文学形象。王昭君故事传入日本后,在平安时代对中国先进文化消化吸收的大背景下,日本文学作品创作者糅合自身物语文学的写作手法,对王昭君故事进行了更为丰富的加工创作,使王昭君故事在平安时代的多部物语文学中大放异彩,不仅丰富了王昭君的文学形象,也凸显了王昭君故事在平安时代物语文学作品中的流变。

论平安时代汉诗文中的“猿声”与“鹿鸣”

"猿声"与"鹿鸣"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文学中的重要题材。"猿声"多用来表达长江流域愁人迁客的悲哀情绪,"鹿鸣"则来源于《诗经》小雅的鹿鸣篇,多用来烘托君臣筵宴场面的和睦气氛,二者在表达的内容上并没有相似之处。但在日本的平安时代,二者却都多出现于描写秋天景物的诗文中,并且都带有悲哀的色彩。通过考察得知,这是因为平安时代汉诗文在接受中国文学并受其影响时,既吸取了中国固有的用法,同时又受到了本土文学的影响,具有其独创的一面。

中日“海上丝路”与唐诗东传

与通往中亚、西亚的"陆上丝绸之路"不同,通往日本的"海上丝绸之路"除运载香料、瓷器外,还是一条"书籍之路"。从汉至唐,中日主要交通路线有三条:汉代开始经壹岐、对马后途径朝鲜半岛的陆路,412年开通的中日"海上丝路"北线,702年开通的中日"海上丝路"南线。其中南线与唐诗关系最大,顺着南线,唐诗被遣唐使、留学生、入宋僧和往来商人等大量携至日本。唐诗到达日本后,为适应日本读者的需要,经历了一个"日本化"的过程,主要包括:重新抄写以扩大传播、重新编纂以优中选优、加训点以符合日文习惯,还将诗意画成绘卷以使其意象、意境更形象具体。

从《源氏物语》看日本平安时代贵族女性的社会地位及对政治的影响

平安时代的文学主流是主要反映贵族生活和思想的贵族文学,其中最有名的要数紫式部的《源氏物语》。《源氏物语》是从作者自己的切身体验出发,从妇女问题切入,对整个贵族社会进行审视。她不仅亲身感受了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为女人带来的无限灾难,而且作为朝廷女官,又亲眼目睹了贵族社会的极度黑暗,敏锐地意识到了平安王朝在"尊崇"女人的面纱下的冷酷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