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传统兵学对幕末变革思想的影响——以山鹿流兵学家吉田松阴为例

关于日本幕末时期变革思想的现有研究多侧重来自西方的影响。实则以山鹿流兵学家吉田松阴(1830-1859)为代表,日本幕末变革思想深受日本近世(17世纪初至19世纪中叶)传统兵学的影响。吉田松阴是日本近代最有名的人物之一,他的门下曾涌现出久坂玄瑞、高杉晋作、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倒幕维新运动的重要领导者,可见其地位之重要。松阴自幼奠定的以山鹿流兵学为中心的学问基础,从根本上塑造了他独特的变革逻辑,他对"约"和"博"的辩证关系有着较为深刻的体认,所以才会对其他流派的兵学以及各种学问都抱有积极开放的求知态度;他对"理"与"变"的辩证关系也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形成了以不变的"理"为指导并且与时俱变的理念;他所服膺的日本近世兵学具有强烈的政治关怀,这使他不仅在军事上能够随机应变,在政治上也日渐萌发了独特的变革意识,直至促使他和他的门下前仆后继,投身于倒幕维新运动,最终推动日本走上了近代化之路。

论吉田松阴的亚洲侵略思想

吉田松阴(1830—1859)身为武士而以兵学为业,是其形成亚洲侵略思想的前提。以《幽囚录》(1854)为标志,松阴确立了通过侵略亚洲对抗西方的基本战略,急切要求强化军备。以《狱舍问答》(1855)为标志,松阴转而提倡民政和仁政,重视整备足以对外扩张的国内体制。以《对策一道》(1858)为标志,松阴开始提倡航海通商,为侵略亚洲服务。松阴以邻为壑的国防思想,显示了儒学普遍性规范在幕末日本的解体。但松阴在放弃儒家普遍主义规范的同时,又固守儒家之道德政治合一的传统,并且转向集团功利主义的狭隘道德,提出极端日本中心主义的"国体论",使其亚洲侵略主张正当化。松阴亚洲侵略思想中"国家理性"和"国体信仰"的奇异结合,使其成为近代日本亚洲侵略思想的真正原型。

吉田松阴的兵学与其激进主义——论吉田松阴安政五年与六年的政治策划

日本倒幕维新运动的先驱吉田松阴的思想与行动,从安政四年(1857)末开始越来越激进。其政治主张前后经历了向幕府进谏、针对幕府的直接行动和针对长州藩的直接行动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政治主张都是其对当时局势变化的应对。吉田松阴的兵学观深受儒学影响,故其兵学对策论始终没有脱离"大义名分"和"时势利害"这两个方向,且前者优先。这赋予吉田松阴的激进主义以鲜明的两面性:其政治理性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毕竟依然存在;其非理性的侧面虽然会妨碍其对具体状况的准确把握,但毕竟带来了打破现状的可能性。

论日本近世前期山鹿流兵学的确立——以山鹿素行的朱子学批判为中心

山鹿素行是 17 世纪时日本著名儒学者和兵学家。朱子学虽基本符合当时幕藩制度的需要,但也有引发体制批判的可能性。在此背景下,山鹿重新解释"理"的概念,批判朱子学,提出"古学"。他把认识天地大道的权力归于圣人,以限制普通人的自由思考;又自居为圣人道统的继承者,赋予自己解释圣人之道的特权。由此,山鹿获得了根据儒学重新解释日本传统兵学的思想依据,最终确立了独特的"山鹿流兵学",成为幕藩制意识形态的思想先驱。

日本近世兵学与儒学的关联——以“文武合一”思想在日本的嬗变为中心

中国的文武合一思想传到日本后,在日本各个时期发生了不同的演变,对日本的兵学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中国,文道的主导地位毋庸置疑,而日本由于武士执政的特殊性,文武合一论始终伴随着文与武孰优孰劣的争论。在争论中,武道的地位逐渐上升,最终发展为武国日本的民族自豪感。这种自豪感与文武合一论共同影响了近世的兵学思想。兵学家认同文武合一,积极吸收儒家思想,同时在武国意识的作用下,始终坚持武道的优越性,他们探讨武道兼容文道的兵学思想和治国策略,使兵学从军事学上升到修齐治平之大道的地位。日本近世的兵学不仅是军事学,还兼有治国理政的政治学的特征,与军政分离的中国相比独具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