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图档·道光朝》所见盛京地区立嗣纠纷档案研究

中国古人为确保祖先祭祀与家庭血统的绵延不绝,通过立嗣来弥补自然子嗣继承的缺憾。目前已有的立嗣纠纷研究多基于清代内陆地区,对于清朝“龙兴之地”即盛京地区涉及较少,且研究粗疏。文章通过对《黑图档·道光朝》内立嗣纠纷档案的整理,从立嗣前嗣子人选、立嗣时行为要件和立嗣后权利义务三部分研究立嗣纠纷档案的构成,总结立嗣纠纷档案具有呈现立嗣程序、反映立嗣纠纷过程和揭示立嗣纠纷解决方式等方面的价值,不仅补充清代盛京地区立嗣方面的研究,而且为研究清代东北地区的社会治理提供了重要参考。

《民法典》必留份适用范围和资格精确化的体系进路

《民法典》第1159条第2分句将必留份制度扩张至法定继承和民事执行法,同时《民法典》第1131条遗产酌给请求权降低了《继承法》第14条的实质标准,在法定继承范围内,必留份制度扩张的法律效果是引起了法典体系的不协调,实际上架空了第1131条。因此,有必要放弃第1159条第2分句,让遗产酌给请求权只适用于法定继承,让必留份制度回归遗嘱继承、遗赠领域,在遗产处理时将必留份制度中“必要的遗产”与《民事诉讼法》第251条之“生活必需品”作统一解释。为防止必留份制度重新被改造成特留份制度,应建立《民法典》第1141条必留份制度与婚姻家庭法上法定扶养义务的体系关联,必留份权利人的资格应结合法定扶养义务进行次序安排。

继承权向所有权转化探究

继承权向所有权转化 ,并非瞬间完成 ,而是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继承人的期待继承权先转化为既得继承权 ,再转化为所有权。在继承权向所有权转化的过程中 ,继承权主体成为这一时段的权利主体 ,且该主体的确定是由下述环节决定的 ,即 :继承人范围的确定、遗产的保管与分割、继承人接受继承或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继承权的丧失以及继承人应继份的确定等。只有继承人享有、行使既得继承权 ,并依据物权的公示公信原则实现了所有权主体的更替 ,继承权才能转化为所有权。

特留份制度的比较研究——兼论对我国特留份制度的构建

特留份制度已经成为很多国家限制遗嘱自由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然而我国尚未建立该制度。通过追溯特留份制度的历史渊源,阐述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有关规定,在此基础上予以比较评析,最后结合我国现行立法和现实国情提出构建我国特留份制度的构想。

特留份制度之伦理价值分析

特留份制度的设置建基于法定继承人的亲属身份关系,其目的在于维护亲属身份的伦理价值,保护一定范围近亲属的继承期待权,从而维护家庭的稳定,实现家庭养老育幼的职能。我国现行继承法规定的必继份制度的内容过于原则且缺乏可操作性,没有充分体现继承法所应蕴涵的伦理价值,应当改必继份制度为特留份制度。修订与亲属身份密切相关的继承法,既要遵循财产法的规则,保护公民个人财产的所有权,保护其处分财产的自由权,也要考虑亲属身份的特殊属性,考虑人情、伦理以及传统习俗。

论遗嘱自由的限制

从狭义的角度对我国遗嘱自由的限制进行了比较分析 ,指出其主要缺陷 ,认为我国未来立法对遗嘱自由的限制应主要考虑社会经济条件、社会保障制度等 ,并应借鉴特留份制度等外国立法 。

遗嘱自由的限制之法理分析

遗嘱是公民生前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对自己的财产做出处分并在其死亡时发生效力的一种法律行为。无论古今中外,各国都不同程度上确立了遗嘱自由,并使遗嘱继承成为现代社会普遍接受的继承方式。基于私法的伦理性因素和私有财产的功能,需要对遗嘱自由进行必要的限制。

域外配偶继承权制度立法修法之争及启示——以配偶继承权与夫妻财产制的关联性为中心

域外配偶继承权制度立法或修法之争显示,配偶继承权是和夫妻财产制紧密相联的,要构建配偶继承权制度,必须注意与夫妻财产制相对应,以平衡对配偶继承权和对直系血亲继承权的保护。因此,在夫妻财产共有制下,无需修改现行《继承法》有关配偶的继承顺序及份额,亦无必要通过规定居住权即用益权以及先取权再行保护;但在夫妻约定财产制下,则有必要通过明确配偶的继承份额和特留份这一有效方法,保障别产制下的生存配偶在另一方死亡时的财产清算。另一方面,通过完善老年配偶的必继份制度、建立后位继承制度来保障老年配偶的继承权,构建少子高龄化下的我国配偶继承权制度。

必留份制度与特留份制度的比较研究——以中韩法律为例

特留份制度是各国限制遗嘱自由的主要措施。而我国继承法没有设立特留份制度,只规定了必留份制度。韩国法律规定的特留份制度的内容比较全面与完善。我国必留份制度与韩国特留份制度的比较研究,对构建我国特留份制度有较好的借鉴意义。

论新时期民歌演唱艺术的继承与发展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生和发展的过程,民歌演唱艺术也不例外。新时期,在学习和借鉴西方声乐艺术中有用的东西,创造发展我国歌唱艺术时,要继承和发扬本民族的优秀民歌演唱艺术传统,不断完善发展我国的民歌演唱艺术。

《法国民法典》中的特留份制度研究——兼评对我国建立特留份制度的启示

特留份制度是继承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起源于罗马法上的遗嘱逆伦诉和日耳曼法上对遗产进行自由份与特留份的划分,具有对遗嘱自由原则进行合理限制的独特价值和功能。《法国民法典》在继承日耳曼法上对遗产进行自由份和特留份的划分基础上,构建了较为完善的特留份制度,主要表现在详细规定了特留份份额的确定、特留份继承人及其顺序和特留份扣减等方面。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以下简称《继承法》)没有特留份制度,仅规定了给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遗产份额的必留份制度。基于必留份制度与特留份制度在价值基础和适用范围等方面的差异性,我国在将来修改继承法的过程中,应当在改进现有的必继份制度的同时构建特留份制度,而《法国民法典》上的特留份制度在坚持原则性同时兼顾灵活性和具有可操作性的特点对此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民法典编纂背景下我国特留份制度的构建

我国民法采用必留份制度对遗嘱自由进行限制。随着社会的发展必留份制度的缺陷愈加明显,许多学者都认为有必要引入特留份制度,但在特留份制度的立法模式和立法内容方面还存在分歧。因此,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有必要在继承编中设立特留份制度,在立法模式和立法内容的选择上充分考虑中国国情,使该制度发挥应有的功能,弥补现行立法的缺失。

中国继承法中的扶养考量:功能与局限

中国继承法以其无处不在的扶养理念而独具特色。依被继承人是作为扶养义务人还是接受扶养的对象,这一理念又具体转化为继承人的需求和贡献这两个关键词。在我国继承法中,扶养关系的有无可能影响继承资格的取得、继承份额的多寡以及遗产债权的存在。这一模式与我国的法律文化相协调,与老龄化社会的现状相契合,也有助于疑难案件中实体正义的实现。当然,我国现有的这一继承法体系仍然存在诸多缺陷:既有的规则粗糙,缺乏可操作性;单纯依据扶养因素决定部分继承人(尤其是继父母子女)的资格,缺乏说服力;忽视扶养关系中对遗嘱自由不可避免的威胁,缺乏全面性。然而,上述局限并非全盘推翻我国继承法体系的理由,如何在保留本土特色的基础上对既有规则予以完善优化,应当是未来继承法理论实务探索的方向。

我国遗嘱继承制度背景下的遗嘱信托法律制度探析

我国关于遗嘱继承和遗嘱信托相关法律问题的研究仍然处于起步的阶段。本文通过比较附义务的遗嘱(遗赠)和遗嘱信托的关系、遗嘱信托和遗嘱执行人制度的关系,论证遗嘱信托制度独特的制度功能;通过探讨遗嘱信托的形式、成立要件和生效的时间、特留份制度对遗嘱信托的限制、遗嘱信托中受托人的确定、遗嘱代用生前信托之特点等核心问题,梳理完善了我国遗嘱信托制度的关键点和理论构成。

民法典继承编引入“特留份”制度的合理性追问——兼论现有“必留份”制度之完善

关于特留份制度的引入,在我国未来民法典继承编制定的讨论中占有重要地位,主流学者对此持肯定态度。然而通过分析可以发现,特留份制度的引入与我国继承法的传统原则存在冲突,其在实际操作中也会产生诸多难题和漏洞,该制度引入的必要性论证并不充分。因此,在未来的民法典制定中放弃引入特留份制度的尝试,是明智之举。为了能够更有效地实现对遗嘱自由的限制,我国有必要对既有的必留份制度加以完善,尤其是扩大必留份权利人之范围、明确必留份资格之判断时间及份额的确定标准、强化必留份权利人的救济途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