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语文教育与河南蒙古族的认同建构

位居青海东南的"藏化"的河南蒙古族自1980年代初以来开始在全县恢复蒙语文教育,希望以此重塑本族群的蒙古民族文化特征,建构民族认同。但是蒙语文教育在河南县开展并不顺利,并逐渐式微而流于形式。从总体上看,蒙语文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河南蒙古族民族认同的建构。

仪式庆典中的认同建构与国家的“在场”——以河南蒙古族的“那达慕”为例

在青海省黄河南部有一部分特殊的蒙古族群体,在与周围藏族长达700多年的互动往来中,因逐渐丧失本民族的文化特质,而常常被外界误识为"藏民"。80年代以来,在国家民族政策的影响下,这一族群尝试通过复振蒙古民族的文化传统,重塑民族特色和形象。本文以其中较为典型的文化复振活动--那达慕为例,通过对河南蒙古族恢复那达慕的过程的叙述,旨在探讨该族群如何借助这一仪式活动,来建构和强化身份认同意识,并进一步揭示了该仪式中地方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关系。

论青海河南蒙旗文化变迁的影响因素

河南蒙古族自治县位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地理环境的制约,藏传佛教的信仰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河南县蒙古族在语言、服饰、饮食、习俗等方面已经发生很大改变,与当地藏族基本相似。本文对影响河南蒙古族文化变迁原因作了分析。

青海省河南县蒙古族服饰的演变及其文化内涵

青海河南县蒙古族服饰的变化与当地所处的地理环境、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文章通过特定的民族服饰语言,揭示了河南蒙古服饰发展演变的过程及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青海河南蒙古族自治县蒙古语的衰退与复兴

河南蒙古族自治县位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因社会环境的变化,地理环境的制约,藏传佛教的影响,长期与周围藏族往来等原因,蒙古族自身原有的传统民族文化发生改变,许多表层文化现象如服饰、饮食、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已基本与当地藏族相同。20世纪80年代当地政府和蒙古族群众开始蒙古语教育复兴工作,试图通过制度化的教育有效传承蒙古族文化,然而这一工作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却暴露出诸多问题,蒙古语的学习陷入困境。本文以此为案例,运用田野调查的方法,对河南蒙古语教育发展状况作了剖析。

过渡礼仪:“河南蒙旗”婚俗的人类学考察

孤悬于藏文化中的河南蒙旗的百姓在婚俗方面独具特色,这种婚俗是由一系列仪式构成的。在仪式的背后蕴含了丰富的人类学内容。通过应用上个世纪产生的"过渡礼仪"等人类学理论对婚俗中订婚、迎亲、结婚及回门等阶段的仪式进行分析,能够更加清楚的认识婚俗中包含的象征意义,更好地了解此地蒙古族的独特文化。

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三产融合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

作为纯牧业县,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在充分利用草场资源优势、优良畜种优势和特色蒙藏文化优势基础上,积极进行产业结构改革,已初步建立了基地+合作社+牧户的有机畜牧业发展模式。同时,还不断延伸产业链,加强商贸活动,着力打造民族文化旅游,促进三产融合的发展。但在发展中仍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继续推进畜牧业产业园区建设,改革和发展牧民专业合作社,扩大销售渠道,增加产品附加值。还要构建全域旅游链条,借助节日平台加强民族旅游建设,实现三产融合的升级发展。

豫北蒙古族源流及其文化认同

豫北滑县、获嘉县、辉县分布着几个蒙古族聚居村,依据家谱、碑文、地方志等综合考察,获嘉县张、可、冯三姓蒙古族、滑县可姓蒙古族以及辉县冯姓蒙古族系同源。该支蒙古族是元代蒙古人的后裔,他们分别于1985年和1986年恢复了蒙古族身份。河南省蒙古族在对汉文化不断调适的过程中,从语言、生产生活、风俗习惯等方面逐渐与汉文化所融合,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蒙古族自然地对汉文化趋于认同和接受,与周边的汉族融为一体。

黄河南蒙古族民居文化变迁研究

位于青海省的黄河南蒙古族由于受现代化的席卷,其民居文化发生了重大变迁。通过文献搜集和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后发现,黄河南蒙古族无论是民居的显性文化(如村落成分、外形构建、室内设计等),还是其隐性文化(如妇女地位、代际关系等)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迁。这些变迁是民众内部要求和外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影响着牧民的生活,从一个侧面也展示出我国游牧文化的失落。

河南省叶县司庄村蒙古族族源、族风、族称恢复刍议

元朝的建立与覆亡过程中,有不少蒙古族散居河南境内,发展为现今的河南蒙古族,平顶山叶县便是河南蒙古族的主要聚居地之一。该地司庄"易汉"之蒙古族在语言、风俗习惯等方面深受当地汉族影响,但又有所不同,表明不同民族在民族融合、文化演进后依然会有一定差异性,这种文化差异性反映了民族的不同性。近些年当地村民要求恢复蒙古族族称的愿望悄然强烈,并得以实现,体现了在不同历史时期,当地"易汉"之蒙古族在国家认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方面的基本情况。

《先祖言教》的史学价值探析

仲优.昂青嘉布撰述的藏文史书《先祖言教》,记述了黄河南蒙古迁徙、发展、变化的历程,为研究这一支远离蒙古本部、处于藏族文化包围圈中的蒙古族的历史,以及民族杂居地区文化涵化问题,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仲优.昂青嘉布摆脱了藏族史家以及受其影响的蒙古史家,以弘扬藏传佛教为宗旨,以佛教史为主要内容的撰史传统的束缚,以客观诚实的态度,从世俗的角度考察河南蒙古史。

蒙藏关系下的文化变迁和民族认同——以青海省河南蒙古族为例

青海省河南蒙古族与藏族交错而居,两个民族长期相互接触,由于族体规模上的差异和自然条件的原因,在文化传播中主要表现为蒙古族对藏族文化的采借和适应,以致从外部特征似难将当地蒙古族从藏族中分辨出来。但细加考察,蒙古族的客观认同和主观心理归属感仍然清晰可见。在融洽的民族关系中,蒙藏之间仍然保持着融而未合、和而未同的特点。

青海河南蒙古族自治县蒙语丢失的主要因素分析

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总人口为33363人,其中,蒙古族占全县总人口的95.5%,却出现了蒙语丢失现象。有学者认为,地理环境的制约、民族上层的宗教导向、教育模式、蒙藏通婚以及蒙语教育的断层是河南县蒙古族人放弃母语的关键因素。然而,导致蒙语丢失的主要因素尚不清楚。本研究将这些因素归结为地理环境、宗教导向、蒙藏通婚、蒙语教育的断层和生存压力等五个因素。以这五个因素为变量,说蒙语人的数量为应变量,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求证蒙语使用现状与上述五个因素之间的定量关系。结果表明,宗教导向和生存压力是导致河南县蒙语丢失的最为重要的两个因素。如何抢救或延缓蒙语在这一地区的丢失?我们认为,要从影响蒙语丢失的主要因素着手。考虑到民族地区宗教信仰的敏感性,在不改变宗教信仰的前提下,创造蒙语的就业环境,提供蒙语使用者的就业机会以减轻河南县蒙古族人的生存压力。这些举措有可能延缓蒙语在河南县丢失的进程。

黄河南蒙古高僧学者简介

今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史称"黄河南蒙古",自进入河曲草原后全面接受藏文化,先后创建拉卜愣等多座寺院,大批蒙古族青少年入寺学习,涌现出许多顶级人才,他们著书立说,对蒙藏文化交流和藏文化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文章主要介绍二十多位具有代表性的高僧和学者。

青海省河南县三叠系伊利石结晶度与极低级变质作用

在开展“青海省河南县托叶玛地区I47E007023、I47E008023、I47E009023、1I47E009024四幅1∶5万区域地质矿产调查”时,为验证该地区三叠系变质情况,针对三叠系中泥岩(页岩)的伊利石结晶度做了分析测试。30件样品的实验结果表明北部宗务隆—泽库地层分区三叠系泥岩(页岩)伊利石Kübler结晶度指数为0.312~0.537,晶胞参数b0为0.8980~0.9032 nm,判断其变质温度小于350℃,具葡萄石-绿纤石和沸石相;南部西倾山地层分区三叠系泥岩(页岩)的伊利石Kübler结晶度指数为0.21~0.318,b0为0.8981~0.9014 nm,变质温度主要分布在200~350℃,局部>350℃,具葡萄石-绿纤石和绿片岩相。研究认为青海省河南县地区区域变质程度较低,为极低级变质作用或者未发生区域变质作用,且南部西倾山地层分区的变质程度略高于北部宗务隆—泽库地层分区变质程度。这一变质相带研究结论与前人认为的“区域低温动力变质作用及低绿片岩相变质带”不一致,变质程度相对更低。该研究证实了在青海省河南县地区三叠系地层中不存在大面积区域变质作用,仅存在极低级区域变质作用。

文化变迁下族群认同的多重表述——以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的蒙古族为例

本文以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的蒙古族为例，分析了在文化变迁过程中由于文化要素的变化，族群边界变得模糊，族群认同也呈现出多重表述的现象。

河南省蒙古族的生存现状与民族认同心理

本文介绍了河南省蒙古族的来源、历史、语言、风俗习惯和心理状态.在确定其生存现状与当地汉族没有本质差别的前提下,根据问卷、访谈的结果,密切联系中国的特殊国情,着力探讨这些法定的河南省蒙古族的民族认同心理,寻找他们的存在与意识不相协调的原因.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提出了自己对其身份的看法,为国家制定有关政策提供了依据.

生存的策略——青海河南蒙古族“藏化”现象的探讨

青海省蒙古族的"藏化"现象,值得关注。由历史文献出发,检视元代乃至现代青海蒙古族军事、政治、经济与宗教势力的消长;以人类学理论的"同化"概念,辅以作者田野调查成果,探讨青海河南蒙古族的语言、宗教、服饰、饮食与婚姻家庭形式等现象,回馈比对西方对中国境內"汉化"的论述,可看出在自然生态环境、人文条件与政治社会因素交互的作用下,族群间接触的结果,突显着弱势少数民族求取生存策略的考量。

关于黄河南蒙古人族群性的历史考察

黄河南蒙古在13世纪以来的族群历史中,逐渐吸收植根于青藏高原发展而来的藏文化因素,发生广泛而深入的文化涵化,从而使其族群性也发生演变。本文旨在从历史的视野对黄河南蒙古人族群性的演变过程进行长时段的考察,认为罗卜藏丹津事件是包括黄河南蒙古在内的青海蒙古发生全面深入“藏化”的重要转折点。如果说此前青海蒙古由于特殊的政治地位还能维持其族群特征,那么在此之后清政府推行蒙藏分治、盟旗制度,造成各旗蒙古不相统属,蒙古诸旗的衰落,进一步促成了“藏化”进程的发展。直到20世纪50年代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建立之后,黄河南蒙古人开启了复振民族文化、回归蒙古族身份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