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物居方:明代文人生活文化及其当代启示

我国古人的生活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下国人建构美好生活的重要资源。文章以文震亨所撰《长物志》为对象,分析明代文人日常生活实践,解读其中主体与物的互动和生活空间的建构,审视其背后主体的自我表达及生活文化营造策略。研究发现,《长物志》中主体的役物实践表现为从器物品鉴向建构生活意境递进展开,整体呈现出具有自适和雅致特征的生活文化,这对于实践主体具有内在与外向双重意义。古人的生活文化建构对于回应当前消费社会中如何处理人与物的关系,辨物居方以实现物为己用而不是人为物役,使物服务于营造美好生活这一现实需求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论刘知几处世思想的成因与史学思想的渊源

现实生活中的刘知几从敢于直言劝谏 ,有着强烈的济世之志 ,逐渐发展到随波逐流、明哲保身 ,其中既与严酷的政治现实有关 ,也与其受老庄消极处世思想的影响有关。他的史学思想深受王充、刘勰等人的影响 ,但决不盲从前人的观点。他注意广泛汲取古今学者的思想精华 ,创造性地对中国史学理论进行了首次总结 ,开了史学批评的先河。

清代高级官员贪腐犯罪案件的审断

清代一、二品官员贪腐案件众多,涉案人员广泛,一、二品官员位高权重,因此对其审判科罚有严格规定。在错综复杂的案情及人为因素面前,法律规定变得非常模糊,甚至在一定情况下,法律会被弃置不用,而皇帝的态度及喜怒对案件的审判起着决定作用。

“文”名的确立与“文的自觉”

与"文学的自觉"相比,"文的自觉"这一命题更符合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在西汉以前,"文"是礼乐、制度、经学的附属物,尚不具备本体意义上的独立地位。西汉末、东汉初,以"文"名的确立、"文人"群体的出现为标志,中国文学才揭开了"文的自觉"的历史序幕。在这个历史过程中,王充是第一位明确讨论"文"与"文人"独特价值与意义的人。他对"文"与"文人"存在价值、意义、历史及其功能的全方位论述,对于推动"文的自觉"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东汉初年的王充等人,在积极肯定"文"的社会价值时,对"文"精诚由中、情辞相称特征的强调与推崇,强化了自先秦以来文质并重的文化基因与性格,为"文以载道"的中国文学传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艺文类聚》引《论衡》考略

《艺文类聚》是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欧阳询与裴矩、陈叔达等人奉敕同修的一部较为精审的类书。本文从《艺文类聚》所引《论衡》篇目和文句入手,发现《艺文类聚》中有明言引自《论衡》,实为误引者;也有抄录《论衡》段落或者文句而又有所省简者;除此之外,还存在不少异文;通过对《艺文类聚》所引《论衡》进行考略,既校勘了《论衡》,又可体现出《艺文类聚》在保存古籍方面的重要学术价值。

许衡直解作品两种版本的差异比较

目前现存的许衡直解作品主要有四种版本,比较清乾隆五十五年怀庆堂刻本《许文正公遗书》中的许衡直解作品与《文津阁四库全书.鲁斋遗书》中的许衡直解作品,发现两个版本各有利弊:四库本虽存在较多谬误,但使用了很多同义词对译怀庆堂本中的说法,丰富了文章的表达方式,也便于读者理解;怀庆堂本尽管也存在个别疏失,但相对而言更接近于元代口语原貌,故更为可信。

朱右《唐宋六家文衡》与曾巩散文

在中国文学史上,朱右不是因文学创作成就闻名于世的,而是因其文学选本《唐宋六家文衡》而为世人所知。《唐宋六家文衡》接续了南宋以来集唐宋八大家为古文流派的趋势,首次仅集中编选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三苏"八家"之文,并大幅度提高曾巩散文的入选比例,对曾巩散文的最终经典化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这种独特的安排是朱子理学的不断强化,科举考试机制的长期存在,浙东地区学术文化的理学氛围,朱氏家族的儒学传统,交往群体的儒学观念以及朱右自身"尊经重道"的文学思想等多重因素联合作用下的产物。

王充《论衡》“造论著说”的文体学意义

历来学者考察“论体文”演进史,多以诸子为创作渊薮,《文心雕龙》为理论基准,其实,王充“造论著说”正是承上启下的关键。“造论著说”出自《论衡》“五文说”,其核心目的是“辩然否,疾虚妄”,在当时文体中最能切中时弊。由于仕宦不成,王充转而希求“以文立业”,实现其个人的“造论著说”,此即《论衡》一书。而王充所提出的一系列“造论著说”的写作原则,如“师心独见”,“明白晓畅”,“不务华辞,不为曲说”,及“多说有益”等,后世有不少逐渐演变为“论体文”的体式规范。作为最先将“造论著说”别为一体者,王充大力抬高“论”的地位,从此,“论”才开始得到曹丕、刘勰等历代文论家的重视与推进。总之,王充的“造论著说”在文体学上实具有导源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