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渊源及其确立

美国司法审查制度是指法院尤其是联邦最高法院有权对国会立法、州立法以及各州法院进行审查,判断其是否与宪法条文相抵触。它是在英国习惯法司法理念的熏陶下,在北美早期司法实践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而成的。尽管在宪法中没有明文规定最高法院拥有司法审查的权力,但从殖民地时期起,相继有判例表明最高法院对这一权力的实施,可以说,它的建立来源于实践而非理论。

公众表达自由权视阈下图书馆社会角色与行业自律研究——以“美国政府诉美国图书馆协会”一案为考察对象

文章就"美国政府诉美国图书馆协会"一案为考察对象,分析该案的案件事实、法律意见以及对于图书馆发展的启示。在法律意见方面,分别评析本案的多数意见、协同意见、反对意见的主要观点。在对于图书馆发展的启示方面,借助当代法律社会学家贡特·托依布纳的"反身法理论",阐释图书馆的社会角色与行业自律。这些观点的借鉴意义在于,通过指出图书馆在本案涉及的少年儿童免受淫秽色情信息污染方面所具有的重要规范作用,表明图书馆不仅是当代社会信息流通的重要渠道,亦在形成与规范公众共同价值取向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论《反垄断法》的解释及适用范围 美国跨密苏里案及其启示

尽管我国《反垄断法》立法框架与欧盟更为近似,但其制定、解释和实施仍受到美国经验的深刻影响。在进行域外经验借鉴时,往往仅注重规则的简单趋同,而忽视制度发展阶段的匹配性和制度预设市场前提的差异性。跨密苏里案(1897)是《谢尔曼法》颁布后的早期案例之一。该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就《谢尔曼法》的适用范围和解释进行了首次激烈争锋。虽然时隔100余年,但由于我国正处于《反垄断法》实施初期,处于案件的相似阶段,该案对我国《反垄断法》实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反垄断法》的解释中,应特别注意文义解释与历史解释的合理运用;在界定《反垄断法》与行业管制法的关系时,应明确整体上二者相互补充,并行不悖;当存在具体法条竞合时,应适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规则。

胡适使美业绩制约因素考察

1938—1942年,胡适奉命出任驻美大使进行战时外交。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等人对胡适的牵制和排挤,前任王正廷的遗留问题,构成了胡适使美业绩的多重制约因素。尽管如此,胡适无疑仍是一位称职合格的战时外交官,也是"学人外交官"的杰出代表。

马歇尔法院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上诉管辖权的建构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上诉管辖权的主要法律依据是1787年宪法第3条和《1789年司法法》第25条,二者对联邦最高法院的上诉管辖权给予了较为清晰的界定。然而,在二元联邦体制下,州权主义者频频对联邦最高法院的上诉管辖权予以抵制,以约翰·马歇尔为首的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对重要案例的解读,重申宪法和《1789年司法法》中最高法院的上诉管辖权,将法律文献变成了宪政实践,奠定了美国早期宪政体制的根基。

分权制衡:从两起典型案例解析美国最高法院司法权的政治性

无论何种形式的司法权,都是在一定的政治架构下进行的制度配置,从这个意义上说,司法权都具有相应的政治性。美国是典型的分权制国家,司法系统是当今美国社会的重要权力中心之一。本文通过两个典型案件的对比揭示了美国最高法院司法权的政治性,并结合美国的分权体制、联邦法官的选择程序及其他政治因素分析了这种司法政治的成因。在美国那种极为敏感的多元主义政治模式下,美国法院系统决不可能超然于政治系统之外。

论总统行政保密特权:以“合众国诉尼克松案”为切入点

总统行政保密特权的法理基础源于美国宪政原则下的三权分立制度,根据类型化区分,美国将该特权分为绝对、相对两种,其中相对行政保密特权经司法机构合理说明具有可司法性。通过分析"尼克松案"中总统行政保密特权的可司法性与特别检察官刑事追诉权,法院证据传票要求的合法性,政府决策过程、刑事审判公正的争议,论证总统行政保密特权可司法性的合理性。

论“尼加拉瓜诉美国案”对南海仲裁案的启示

中菲南海仲裁案虽涉及国际法问题,但却不限于法律。未雨绸缪,我们有必要对南海仲裁案的最终结果进行相应的预判,特别是研究如何应对潜在的不利裁决。对此,"尼加拉瓜诉美国案"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表现为两案均在管辖权问题上存在较大异议;案件当事人均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案件均涉及复杂的政治纠纷与特定的国际关系。为最终化解"尼加拉瓜诉美国案",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法律与非法律措施。类似地,中国在南海仲裁案中也可参考美国的部分实践,具体包括:围绕法律问题提出相应的抗辩,就案件的后续问题妥善制定相关策略,寻求长远的一揽子解决契机,以及做好国际公关与国际政治平衡。

林诉亚利桑那州案与美国的死刑陪审团制度

林诉亚利桑那州案是美国死刑量刑制度中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判例,自该案之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确立了陪审团在量刑中的无可替代的法律地位,即量刑中加重情节必须由陪审团而不是法官加以认定。该案的背景情况以及法律争议在美国死刑程序中极具代表性,对法官独立量刑州以及混合程序州均产生了重大影响,立法机构也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其深远的影响将极大地改变美国死刑制度的未来发展。

柴油加氢装置长周期运转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文中分析了反应器内构件、床层压降、铵盐结晶、设备与管线腐蚀及造成催化剂快速失活等因素对生产国V柴油加氢装置长周期运转的影响。提出了加强工艺管理规范化、设备维护与腐蚀防护常态化,原料管理科学化的保障措施,建议加快开发高性能加氢催化剂与反应器内构件等新技术。

“美国诉米切尔案”对现代信托法的拓展

诞生于英国中世纪土地受益制的信托法,随着17、18世纪英吉利法系的扩张,开始传播到其他英联邦成员国家,并不断丰富,日趋成熟,从土地民事信托,到金融商事信托,乃至国家治理活动中的政府信托。在现代信托法拓展过程中,其发展之里程碑(或者说标志)之一,就是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美国诉米切尔案”。这是一桩由美国历史遗留的森林托管问题引起的经典案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为此作出了两次意义深远的判决:第一次判决确立了索赔法院对印第安信托事务的管辖权;第二次判决确立了联邦政府与印第安部落间的信托关系,开辟了美国信托制度下国家信托的新样态,并对现代信托法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论Davis v. United States案——排除规则的革命仍在继续

引言在过去的开庭期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了三起以宪法条款规制执法行为的案件。Kentucky v. King案~①(简称King案)提出了一个关于宪法第四修正案的实体性问题——警察在自己所导致的'紧急情况'下能否实施无证搜查?虽然支持执法行为的判决结果不难预测,但是联邦最高法院立场之极端,裁判之近乎一致,还是让人有些惊讶。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监听证据中的运用——以美国法为蓝本的考察

我国刑诉法修改后,技术侦查措施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均引起广泛的关注。监听是技术侦查的基本措施之一,在如何协调监听与排除规则的问题上,美国有着丰富的经验,也许可作为他山之石。在将排除规则运用于监听证据中的发展历程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卡茨案判决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由此确立了合理隐私期待的主客观双重判断标准。2012年最新的Jones案基本指明了排除规则在监听证据中运用的未来方向,对监听证据谨慎适用排除规则将继续成为大法官们的基本态度。

观往知来:美国第四修正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新发展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的证据排除规则是一项饱受争议的排除规则,曾经历过从严格适用到不断受限的发展过程,赫灵案的判决进一步削弱了该规则的基础。在未来,对该规则进行限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是一种主流趋势,其例外规则的适用范围将进一步得到扩张,而该规则本身的适用范围也将被进一步缩小。中国目前初步建立起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具体运用该规则时应当从美国的发展历史中学到一些经验。

约翰·马歇尔与“麦卡洛克诉马里兰”案

约翰·马歇尔是美国第四任首席大法官,在其长达34年的任期内,他带领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重要的宪法案件来加强联邦权,削弱州权,引发州权主义者猛烈的批评。其中,"麦卡洛克诉马里兰"案是其任期内最为重要的案件之一,也是最为引起争议的一起案件。在该案中,马歇尔的法律意见超越案件本身,直指联邦属性,就宪法的阐释问题、联邦和州的主权问题等进行了原则性的解读,奠定了美国未来对联邦主权的认知的基础。不过,尽管马歇尔极力加强联邦权,但由此案所展现出来的国家主义准确地说是防御性的。

林诉亚利桑那州案对美国死刑案件量刑制度的深远影响

林诉亚利桑那州案是美国死刑量刑制度中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判例,自该案之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确立了量刑中加重情节必须由陪审团而不是法官加以认定。该案对法官独立量刑州以及混合程序州均产生了重大影响,立法机构也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其深远的影响将极大地改变美国死刑制度的未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