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国家观

无论对于马克思主义抑或非马克思主义,国家起源问题从来都直接关乎政治问题的根本立场,因为未必找得到第二个问题,会像国家问题那样比其他一切问题更加牵涉到统治阶级的利益。鉴于此,从多个视野对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意涵进行阐释,将有助于从不同维度理解、把握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

港澳参与国家治理实践的三重向度及特质演变

港澳参与国家治理实践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组成。以大历史观看,港澳参与国家治理实践与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相伴而生,但迄今尚未引起学界足够关注。从公共参与的视角率先对“谁来参与”“参与什么”和“如何参与”这三个基础性问题进行探讨,对于廓清港澳参与国家治理实践的理论内涵具有重要意义。“谁来参与”明确了包括港澳的公众个人、社会团体、行政机关等的多方参与主体;“参与什么”涵盖了港澳在全球事务、全国事务、跨境事务和地方事务中的参与内容;“如何参与”则体现为港澳参与政治生活、经济建设、社会民生和行政管理等功能领域的具体方式。港澳参与国家治理实践的内在特质,体现出由个体行动者的自觉参与向组织行动者的法制化参与逐步拓展、由“外”向“内”对国家治理的多层级事务体系渐次融入、由单一参与向包容性参与渐进迭变的历史演进轨迹。在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政策环境下,港澳参与国家治理实践的内涵和样态值得持续观察和深入研究。

马克思的利益观及其对深化改革的启示

马克思利益观经历了从理想主义到理性主义,从人本唯物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再到专注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从资本和雇佣劳动角度来对个人利益和整个人类的解放进行分析五个阶段。马克思利益观认为利益在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关系,个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根本动力,利益的实现随着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变化表现为不同的形式,个人利益的实现要处理好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关系问题,个人利益的实现既不是极端的个人利己主义也不是盲目的自我牺牲,个人利益的实现是"现实的个人"即劳动大众的合理利益实现。马克思利益观对于利益本质、作用、实现方式、利益冲突、个人利益实现中要反对的两种倾向及利益的实现就是劳动大众合理利益的实现的揭示,对于当前深化改革中如何更好地维护好、实现好公民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启示。

“历史唯物主义”国家观与“市民社会”国家观的比较——从马克思到葛兰西

国家问题是马克思和葛兰西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其中,马克思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出发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国家观;市民社会理论贯穿葛兰西国家观研究始终,故称其国家观为"市民社会"国家观。葛兰西"市民社会"国家观是对马克思的继承和发展,但二者又有所不同,区别在于国家的概念、国家的职能、国家的权力、国家的消亡等方面。葛兰西从市民社会的角度探讨国家问题,为全面认识和发展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提供了重要借鉴和有益参考,但受其理论缺陷的限制,未能从根本上超越马克思的国家观。

论马克思实践观形成的历史环境和具体规定性——兼评实践美学论者的一些观点

实践是马克思创立的实践唯物主义的核心范畴,也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石。将实践这一重要范畴引入美学,并依此建立起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和实践观点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和主要视点的美学流派,最重要的还是看其是否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条件。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观的诞生是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改造"和对费尔巴哈哲学的积极"扬弃"的中介环节,他对实践范畴含义的理解及阐释,也经历了一个从唯心到唯物再到辩证唯物的成熟发展过程。马克思既看到了费尔巴哈比黑格尔正确的地方:唯物主义的感性对象性原则;又看到了黑格尔比费尔巴哈的深刻和高明之处:人的对象性活动的作用,即人们通过意识和实践创造对象世界的主观能动作用。在继承黑格尔唯心主义劳动观和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马克思创立了唯物辩证科学实践观。马克思的实践观与其他中产阶级哲学实践观的根本区别点应当明确:其一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有着直接现实性;其二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具有普遍性。进而可以总结其实践观至少具有如下具体规定:第一,实践是"革命的"活动;第二,实践是具有"批判意识"的活动;第三,实践是辩证的运动发展过程。基于以上论述认为,不能将存在论、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混为一谈。

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建立的逻辑演进与启示

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是由马克思建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国家观,其国家观的建立并非一蹴而就,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即对理性唯心主义国家观质疑、对理性唯心主义国家观的彻底扬弃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国家观的建立。探索马克思在建立科学国家观过程中的思想转变,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用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提供的科学方法来认识分析当下的国家问题。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唯物史观向度

生态问题的解决需要科学理论作指导。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以人与自然辩证关系为核心内容,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阐述了生态问题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指明了解决生态问题的途径是实现共产主义。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区别于其他流派生态观的理论特质。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能够为解决当代中国的生态问题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

历史唯物主义国家观的逻辑理路与当代价值——兼谈马克思对“虚幻共同体”的批判

历史唯物主义诞生以前的国家理论囿于阶级立场和时代局限,将国家作为至善实体、“地上的神”、契约关系、理性化身、必要的恶等,实际上这既不符合国家现实政治发展之规律,又不能实现绝大多数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历史唯物主义国家观的生成过程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以理性主义国家学说批判神权国家观,二是以历史唯物主义国家观解构理性国家观。历史唯物主义国家观科学揭示了国家的起源、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趋势和基本规律,同时在批判“国家哲学”意义上,马克思用“共同体”概念以区别一切剥削性质的“国家”概念,克服以往具有压迫性质的国家哲学和虚幻共同体话语,建构一种“真正的共同体”或“自由人联合体”。历史唯物主义国家理论作为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是我们推进美好政治生活的科学纲领与价值遵循。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国家理论的指引下,我们应当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同时积极建构真正共同体的当代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以历史唯物主义国家理论为核心要义,彰显着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治国理政的政治智慧和政治魅力,向世界昭示着国家治理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习近平历史观研究述评——基于整体性的考察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无不闪烁着耀眼的历史光芒,这些光芒聚集在一起呈现出一幅习近平历史观的整体性画卷。“习近平历史观”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学术界的重视和关注,一系列有价值的学术成果相继发表,主要从理论来源、形成背景、形成过程、主要内容、构成要素、理论特征和当代价值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探讨,然而,已有的成果中只是选取其中几个方面进行研究,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研究体系,在基础理论建构、研究思路调整、基本概念厘清、研究方法拓展等问题上有必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因此,以时间整体性、空间整体性、理论整体性和实践整体性四个维度,以及四个维度之间的辨证关系,来探讨习近平历史观的整体性,对于全面把握习近平的历史观具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形成和确立

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促使毛泽东不断审视和思考救亡道路,苦苦寻觅“国家”问题的真谛。五四运动前后,他为了追寻“劳动民众的解放”实效,先后批判了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民主主义,并在此过程中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自此,毛泽东自觉运用唯物史观认识国家问题,了解到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共产主义是国家的发展方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决定国家变革、经济基础决定国家性质。更重要的是,他从唯物史观的立场出发,坚持“阶级斗争”是历史前进的动力、“无产阶级专政”是科学的救国道路、“共产党”是救国的领导核心,从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国家观。

楚士阶层壮大原因与时代影响——兼论楚国人才观

基于战国秦汉的文学作品与史料分析,发现楚士阶层在春秋中后期开始逐渐壮大,其壮大的根本原因则是传统的井田制解体所带来的宗法制与分封制的崩溃。私学的兴起,士的自由流动所带来的审美文化的兴盛,以及楚国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是主要原因。但思想、文学之士并未受到君王重用而大量外流为他国服务。楚国士阶层的壮大和楚士阶层的外流对楚国及整个春秋战国时代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国家治理现代化”对历史唯物主义国家观的推进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多种因素共同推动,一种新的公共事务管理模式——现代治理日益兴盛,其核心就是如何看待和处理国家地位、权能、职责、边界等问题。质言之,就是国家问题,它的出现就是对传统国家观念及其现实问题反思的结果。"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既是对西方现代治理理论的辩证分析、合理借鉴,也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国家观某些内容的创新推进。后者具体来说,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国家消亡与社会主义国家及其长期性问题;国家管理与国家治理问题;国家与社会长期共存、良性互动问题;社会主义民族国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