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档案学学科体系建设回顾与展望

学科体系建设是中国档案学“三大体系”建设的基础。回顾历史,中国档案学学科体系发展历经基本成型期(1952—1996年)、转型发展期(1997—2011年)、创新发展期(2012年至今)三个阶段,实现了从单一学科向完整丰富学科体系的跨越发展。环顾当下,中国档案学学科体系的发展主要得益于长期以来对立足中国国情与深耕中国实践的重视、对学科体系和内容彰显中国特色的重视、对创造性地转化国外理论和经验的重视。面向未来,中国档案学学科体系建设仍需扎根中国大地,进一步提炼档案学学科体系中的中国元素;立足专业内涵,进一步发掘档案学学科体系中的特色元素;放眼国际社会,回应学科体系建设的世界之问和时代之问。

历史经验与科学方法之间:历史政治学如何走向未来?

如何处理中国的历史经验与一般的社会科学方法之间的关系,决定着历史政治学研究的质量乃至未来,也是所有“历史转向”的社会科学学科都需要解决的普遍难题。根据是否运用历史学方法与社会科学方法,可以尝试对目前所有以历史为导向的政治学研究路径进行归类和分析。而未来处理好历史经验与科学方法关系的历史政治学,需要在逻辑基础、文献积累、问题意识、史料运用和比较方法五个层面做出改变。这一“宽视野,窄标准”的进路,既有利于借助和运用国内外学界积累的丰厚资源,也有助于总结和提炼中国历史上积累的实践经验,最终发展出普遍而坚实的理论。

中国音乐史研究对音乐史料学的依赖——中国音乐史学问题思索之七

“史料”是据以为研究或讨论历史时的根据材料。史料学是研究史料的源流、价值和利用方法的学科,它是历史学的辅助学科,同考古学、文字学、档案学等均有密切关系。中国音乐史料是研究中国音乐史所需要的各种资料。中国音乐学史料繁多,根据不同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类型。音乐史料学主要从事史料搜集、校勘、考订和编纂,把价值不同的史料区别开来,把正确的记载和错误的记载区别开来,并确定史料的绝对年代和相对年代。音乐史料可以分为“实物史料”“口传史料”和“文字史料”等。中国音乐史研究必须依赖音乐史料学的研究成果,把记载正确的音乐史料和存在错误记载的材料区别开来,确定音乐史料的绝对年代和相对年代,正确利用音乐史料,还原中国历史进程中正确的音乐历史事实。

中国情报学理论研究四十年回顾(1980—2019)(五)

本章回顾了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点是1980-2019年四十年来我国情报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内容主要包括情报学理论研究的环境与条件、情报学学术会议、情报学专业教育、情报学教材建设、情报学专著出版以及情报学论文发表等方面,旨在回顾历史、认识现状、展望未来,提升我国情报学理论研究水平,并推向新的阶段。

经济安全治理体系的生成逻辑和实现路径

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经济发展的前提。首先,文本从人民至上的价值观、唯物史观、科学思想方法三个层面,探索了经济安全治理体系演变的方法论基础;其次,以开放条件下社会再生产理论为依托,对经济安全治理体系生成的理论逻辑进行研究,对为什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为什么要提高自主生产能力、为什么要提高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进行分析;再次,以经济思想史为视角,对经济安全治理理念标识性概念从统筹革命与建设的关系到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再到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最后到统筹发展和安全演化进行梳理;最后,从全面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总体国家安全观、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步伐、提高国内外双循环的动力和活力等方面,对如何增强经济安全性的主动权,推动经济安全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进行分析。

中国科学教育研究:历史沿革、发展逻辑与未来展望

建设高质量科学教育体系是“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统筹推进的基础性工程,而坚实的科学教育研究则是其关键支撑。在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学教育关键政策和重要事件的基础上,本文将我国科学教育发展历程厘定为四个阶段:恢复调整期、快速发展期、创新探索期和系统建设期,并以“政策—建制—研究”的分析框架梳理了各个阶段的进展,描绘了我国科学教育过去四十余年的历史沿革图景。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发展动力、基础保障和知识生产三个维度剖析了我国科学教育研究的发展逻辑,并从“构建科学教育资助体系”“凝练关键科学研究问题”“组建跨学科研究共同体”“开展多元实证研究”和“联动政策和实践多主体参与”五个方面提出了推进我国科学教育研究未来发展的具体建议。

科技自立自强的历史逻辑、理论内涵与实现路径

科技自立自强是我国科技事业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新目标。纵观我国科技发展史,党的全面领导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根本保证,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统一是基本原则,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是制度主线,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客观要求。科技自立自强与自力更生和自主创新一脉相承,科技自立自强是指我国能够依靠自身力量创造出适合发展需要的足够数量的高水平科技成果和知识产权,这些科技成果和知识产权能够有效支撑我国产业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强调通过自主研发、自主生产和自主应用来减少对外部科技资源的依赖,从根本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综合国力。为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政策体系、知识产权严格保护制度、科技创新生态体系和科技评价考核制度,建设科研兴趣导向的高水平科技人才队伍。

作为政治学研究范式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制度主义——以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为考察中心

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制度主义作为两种独立的政治学研究范式,实则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关系,通过考察斯考切波的著作《国家与社会革命》,可以发现这两种研究范式的联系与区别。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的对比凸显了国家理论、阶级分析法和比较历史分析法的学术价值。历史制度主义采用结构性的视角、多变量因果分析推进了革命研究。历史制度主义在继承历史唯物主义国家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组织现实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等新观点,推动了国家自主性问题的研究。在动态维度,历史制度主义提出的路径依赖、比较历史分析方法有助于推进历史演变规律的总结;在价值维度,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都强调对制度变迁、革命爆发原因的阐述离不开观念。由此,中国政治学应当启发于历史制度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承袭和发展,站稳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立场,将研究着眼于以中国国家建构的实践、路径、特点为基本内容的本土国家建构理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资本论》的历史认识论释义

《资本论》开创了历史认知的新范式并掀起了一场历史哲学领域内的革命。在对思辨历史哲学和客观历史编纂学的批判性考察中,马克思洞察到了二者不过是诉诸“抽象”来诠释历史的叙事策略,旨在完成对历史的形而上学论证。马克思积极扬弃了历史的形而上学筹划,他不仅以“感性的人的活动”为出发点来科学阐发了历史的生成根基及其演进过程,还以“新世界观”为指导而有效地审视了历史。面向“现实”而“整全”的历史,马克思完成了对诸多社会历史存在形式的辩证叙事,构筑了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发展的“历史科学”。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劳动”和“资本”这一具体的现实关系为抓手深刻而实质地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及其时代格局的全面“解剖”和历史“审判”,藉此呈现了社会历史演进的理据与逻辑。《资本论》就是马克思旗帜鲜明地用“发展论”来对“现代史”进行批判考察和对“未来史”进行理性展望的科学,它是我们创造并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宝贵理论资源。

刍议笔记小说的史料价值及其与他类典籍的关系

笔记小说是一种古代特殊文体。它或者记载有趣、有价值的人、事或知识,或者在事实基础上依靠虚构的故事阐释某个道理,并以传世为目标。笔记小说内容的多向性,决定了这类典籍与小说、史书和类书等其他类别典籍有着复杂的内在关联,甚至有时难分彼此,有必要对其深入辨析。鲁迅、谢国桢等著名学者都在著述中从多个视角揭示过笔记小说的史料价值;但客观地说,笔记小说内容也不无诸多局限性。比较而言,它是包括科技文化在内的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类重要文献。

文野形构--华中科技大学的武陵干栏研究40年

2024年1月20日在四川李庄成功举办的“中国民居--传统居住形态研究展”上,华中科技大学团队以武陵干栏为主题,展出了其深耕武陵40年的研究脉络,包括“致敬传统”“武陵干栏研究进行时”“未来发展趋向”等版块。在此契机下,文章试图回溯华中科技大学民居研究的若干重要阶段,梳理研究团队40年来从经典史论转向田野实证、深耕营造技艺体系化调查并面向当代乡土实践的奋进线索。

中国古代天文科技档案名词“候簿”源流考

中国是世界历史上天文记录保存最完整、最系统的国家。中国古代辉煌的天文学成就与之息息相关。“候簿”为中国古代指代原始天文观测记录簿的专业名词,在中国古代天文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天文观测记录的内容包括日照时数、行星位置、星月运动、太阳高度角、风向等。“候簿”一词的产生可追溯到唐代,自唐代以后一直延续使用到清代,并在清代的使用频率达到顶峰。其义项在历史沿革中未发生较大嬗变。民国时期,“候簿”一词随着近代天文学的产生而逐步消亡。

论习近平经济思想对资本逻辑的三重超越

习近平经济思想立足由现实的生产方式变革所决定的社会关系变革,客观分析了我国经济社会所处的“新发展阶段”,并自觉提出“坚持新发展理念”的基本原则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历史任务。就此而言,习近平经济思想不仅是对资本增殖逻辑的价值增殖之生产目的,价值第一性之生产内容,劳动者片面发展之生产本质以及资本权力逻辑的内在结构、根本特征和存在基础的超越,而且实现了对资本逻辑的形而上学范式之核心问题、合理标准以及思维方式的超越。

法律科学与法政策学

要作为法律科学的一部分,法政策学是关于法秩序中应然事物的学说,它是对既定法律状况的批判研究,以及在法律状况经不起检验时,对它的进一步发展和变革提出建议。法政策学虽然与政治学有密切关联,但它有自已的独立领域。对未来法的研究曾在18世纪被冠以自然法之名,而到了19世纪,即便主张法律自然生长的代表保守倾向的历史法学派看似排斥了面向法律创制的法政策学,但实则也需要法政策思维的补充。法政策学如果想要成为一门科学,其最重要的前提就是摒弃具有单方利益的阵营选择。另外,科学的法政策学一定不独是法学的事业,而是全体人民的事业,同时,它也需要一般的政治、经济、道德、历史知识作为补充。时至今日,尽管自然法的影响式微,但法政策学本身就已然呈现了一种现代化、不具有实证效力要求和影响的自然法。

基于Web of Science数据库的抑郁症患者病耻感文献计量学分析

目的分析抑郁症患者病耻感的文献研究现状,为该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方法以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为基础,运用HistCite文件管理软件,对从建库至2018年11月的抑郁症患者病耻感文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共检索抑郁症患者病耻感文献442篇,其中中国发文量在世界排名第5位;文献中出现频次最多的关键词为“stigma”和“depression”;高产作者为Prasko和Grambal等;主要发文期刊为“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主要发文机构为大学。结论抑郁症病耻感的研究正逐渐成为新的学术热点,我国在该领域的发展仍需进一步探索。

Developing a Historical Phenology Dataset through Community Involvement for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There has been an increased effort to utilize untapped sources of historical phenological data such as museum specimens, journals written by nature-minded citizens, and dated photographs through local phenology projects for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Local phenology projects have contributed greatly to our current understanding of phenological changes over time and have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ublic’s engagement with natural history, but there are also significant challenges in finding and analyzing historical data. The West Virginia Climate History Project collected historical phenology data (1890-2015) from citizens in West Virginia with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results. We discus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ject, issues we overcame,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projects, and the conservation value of local phenology projects. Local phenology projects lend value to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and conservation education. Policy directed towards supporting humanities grants and museum collections, including herbariums, is crucial in the success of these projects.

An Historical Inquiry on Geometry in Relativity： Reflections on Early Relationship Geometry-Physics （Part Two）

In order to present an historical discussion on spherical geometry in relativity between the 19th-20th centuries, the current research divided into two parts-papers is presented. Part I： Reflections on geometry-physics relationship is an excursus focusing on the role played by geometry in history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physics. Part II： Reflections on Late Relationship Geometry-Physics is an epistemological investigation on the history of the foundations of geometry in special relativity focusing in S4（0, x, y, z, O. In this sense, the two parts are complementary. By considering the large literature, we decided to present the main and basic accredited references, maybe useful for very young scholars, as well.

现代化模式与现代政治理论的起源

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话题的兴起,现代化研究再度成为中国学术界的显学。“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在比较现代化研究中方能更加彰显,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一是现代化模式的差异性。英美现代化是商业阶层推动的,法德日的现代化是官僚制起主导作用,而俄国中国等则是政党主导的现代化。二是现代化组织形式的梯次性。现代化运动组织化程度一浪高过一浪,依次是公司制、官僚制和政党制。然而,殖民地遗产是碎片化政治,国家组织不起来,这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困境所在。三是性质各异的现代政治理论产生于不同的现代化模式,或者说以政治理论为核心的现代社会科学理论诞生于不同的制度变迁方式。流行的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分别是英美商业阶层主导的现代化模式和官僚制推动的现代化模式的产物,而俄国-中国的政党组织主导的现代化则应该催生政党中心主义的知识体系。但是,社会中心主义知识体系的宰制性地位不容忽视。

中国“天下观”与西方“国际观”——兼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观

中国关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一系列倡议,意味着中国的角色从“国家”转变为“全球”,那么“谁是中国”这个根本性问题就需要得到回答。历史政治学有助于解释中国身份问题。比较文明发现,作为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华文明的最高政治目标是“人”,在起点性结构上是形成于轴心文明时期的天下主义大一统对“万邦”的伦理论,在过程性结构上是“华夏”对“四夷”的以文化人而化成天下,在结果性结构上追求治平论。与此相对,西方国际观虽然有希腊-罗马的历史背景,但其城邦国家-帝国-神权政体-封建政体-绝对主义国家-民族国家的多重巨变,决定了其国际观主要形成于民族国家形成时期,民族论是其起点性结构,在对外关系中信奉实力政治,结果性结构必然是帝国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避免不了两种文明观之间的纠缠,文明之间不存在替代论,但中国天下观应该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注入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