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并进:如何开展史学论文的写作

史学论文是针对特定的研究对象或问题,使用规范的术语、范式、体系撰写的学术文章。史学论文写作能否成功通常取决于选题、史料、文字表达、逻辑结构、问题意识等诸多方面,还与作者的学术素养、知识储备有关,同时也受科研条件、学术环境、写作训练的影响。目前,史学论文写作中主要存在选题失当、主题不明、学术史评述失焦、问题意识淡薄、文字功底薄弱、史料简单堆砌、逻辑结构不合理等问题,这多与研究者缺乏写作训练与规范意识有关。为此,开展科学的写作训练,坚持严谨规范的写作态度,把握论文写作中的多维要点,才能提高写作能力与论文质量。

历史与历史的书写

历史是已经无可改变的既成的存在,具有与自然存在同样的客观性。历史不可能自我呈现,必须通过历史研究重构。历史的书写是对历史问题的研究,它既以事实为依据能合理地阐明历史由何而来,又能合理地推测历史向何处去。历史的书写必须尊重历史事实,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反对历史唯心主义。科学的历史书写就是使客观历史中蕴藏的规律性和内在连续性、继承性和因果性,通过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以及彼时彼地的人民生活方式,为人们所理解、所掌握、所运用。历史书写也必须具有客观性。历史的客观性和历史书写的客观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重视历史的客观性,是指重视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发展的真实客观过程;重视历史书写的客观性,即重视历史研究的客观性。

与中学教师谈论文的写作——以历史教师为例

中学历史教师在教学之余,应搞点史学研究,以收研教相长之功效。史学研究的选题,既要考虑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也要考虑自己的主客观条件。史料的搜集,要重视第一手资料的发掘,并进行细致的考证,去伪存真。论点的提炼与论文的写作,要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文字的表述,务求准确、规范、简洁、生动。

唯物史观与《资本论》的创作过程

《资本论》的创作过程是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开始,经历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方法的确定、理论体系的构建,最后明确为写作《资本论》"四卷结构"的过程。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过程,是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并论证其科学性的过程。唯物史观的创立及运用,使马克思在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结构研究中,逐步明确了《资本论》的研究任务,《资本论》"四卷结构"的形成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结构整体拓展的重要方面。唯物史观的创立及运用,也使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创作中,逐步明确了研究对象,并把对社会生产关系的分析放到了社会矛盾运动的整体中。

翦伯赞论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和“文史合一”的历史书写

文史关系是中国传统史学的重要命题,中国现代诸多史家对此作了多角度和层面的继承与发展。翦伯赞是在这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系统和深入地分析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及其原因,并大量引用文学作品来论证和阐释历史,开拓了"引文入史"的治史新径。他发扬"文史合一"的历史书写传统,强调历史书写的文学性,写出许多文采飞扬和饱含激情的经典史作与历史散文。同中国现代其它史家相比,翦伯赞所作的理论和实践探索特色鲜明,贡献卓著。

一部站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前沿的重要学术著作——读冯文慈师《中外音乐交流史》有感

冯文慈师撰写的《中外音乐交流史》是迄今见到的第一部系统论列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重要学术著作。该书史料丰富扎实,写作手法新颖别致,研究成果富有独创性和启发性。其中在涉及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上,作者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匡谬正误,以扎实的史学功底为依托开创新说,借鉴新的研究方法为中国音乐史学研究所用。从这方面看,它又是一部站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前沿,推动该学科研究的重要学术著作。

《史记》同一篇中有关矛盾记述通释

《史记》在叙史的过程中 ,存在着一些矛盾的记述。即使在同一篇中 ,也不无矛盾龃龉的现象。这些矛盾记述 ,除少数是因疏略或笔误所致外 ,其余大多是由于综括、结构不同来源的史料造成的 ,即因其不同的史料构成决定的 ;其次是由于太史公先录后补、先总后分的叙史笔法造成的 。

历史撰述与史料汇编相结合的创新成果——评《二战后侵华日军“山西残留”——历史真实与档案征引》

由山西省档案馆编著的《二战后侵华日军“山西残留”——历史真实与档案征引》（以下简称《残留》）一书，已由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公开发行。该书的编著被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列为“十五”期间研究项目。以孔繁芝为组长的课题组，通过对1000余卷原始档案爬梳筛选，

论葛亮《朱雀》的历史书写与《北鸢》的文化想象

《朱雀》《北鸢》是香港作家葛亮的两部长篇小说。葛亮立足民间视角,以家族叙事的形式表现历史和人性。阅读《朱雀》,读者可以明显感受到作家在审美结构中贯注的历史韵律。小说延续葛亮前期短篇小说演绎都市欲望神话与人性宿命传奇的个人化写作惯性,加上其消费主义的欲望表征,导致其对南京的历史书写表现得较为虚浮和断裂。《北鸢》通过写卢、冯等家族的兴衰来表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历史氤氲与文化裂变,对"文化民国"的铺陈叙写,昭示出作家对传统文化的自觉身份认同,但贵族主义的文化视角和消费主义的审美伦理,又相对弱化了《北鸢》文化想象的艺术性。

唐百戏赋简论

以唐代百戏赋为考察对象 ,分析了百戏赋的创作在唐代走向兴盛的原因 ,探讨了其在史料保存、题材开拓及创作手法诸方面的意义 。

一种范式的生成及可能——对《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1917-1937)》的再考察

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1917-1937)》一书,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范式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脉络建构的历史节点之一。1930年代唯物史观社会史的输入和撰写潮流为文学史书写引入了眼光,《思潮论》以"阶级性"为主导,建构了文艺思潮和社会变动的双层互动结构,整合了文学史叙述。并以鲁迅和瞿秋白作为其叙述的支撑者。而对鲁迅的叙述,展示着这种文学史书写范式的可能和限界处。作为与所叙数次论争同时而异地的不在场史家,和源于生命体验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李何林的书写位置影响了其书写风格——跳出人事纷争,单纯以"言"证"言";大胆评述,以理论统摄刚刚逝去的史事,做一颇具现代性的明了纯粹的结构。而《思潮论》自出版后几经浮沉,及其被承继的特性,折射着此类范式的历史命运和发展可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料学术品质探骊——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料子项目研究实践”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研究(1949-2019)”具有“国史”书写的意义与特征,因而对史料的学术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着为体育“国史”书写筑基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的史料应当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史观引领,坚守以史求真务实的学科属性,服务体育总体史学的编纂需求,构建针对叙事框架的证据支撑,发挥问题意识引领的研究功用。坚实的体育史料基础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长时段与总体史研究留下宝贵的“国家体育记忆”,推动中国当下的体育史学科建设。

文学史写作的求“真”精神

在多元化重写文学史的倡导下,文学史写作与研究仍需遵循一定的规范。文学史写作应遵循求"真"精神。所谓"真"的精神,即对文学历史抱以真诚而非凌虐、同情而非苛责的态度。"真"是文学史写作者保持文学史独立性的根本前提和最高原则。

近代日本史学理论著述与李大钊史学思想的变化

1923年起,李大钊史学思想较之前发生了微妙变化,在这过程中日本史学理论对他的影响不可忽视。当时,李大钊以铃木宗忠《社会哲学与历史哲学》和内田银藏《历史理论》两部日本史学理论著述为蓝本,进一步完善自身对唯物史观内涵的理解,以及对相应的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这种做法既反映李大钊学术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论逻辑,也表现了李大钊积极参与中西史学交融和中国史学理论话语建构,以期建设中国新史学的文化诉求。

林则徐《答奉化令杨丹山明府国翰书》成文时间与史料价值考释

通过对林则徐《答奉化令杨丹山明府国翰书》的合理解读与论证,可以得出该信的成文时间是道光三年(1823年)七月。该信是林则徐最早进行禁烟活动的文字记载,对于研究林则徐早期禁烟活动、林則徐的司法实践及林则徐与杨国翰的关系等极具史料价值。

从民国《神祠存废标准》看哥伦比亚大学“纸神专藏”——兼议年画的历史物质性

借助图史互证,解读民俗图像的“历史物质性”,有可能为政治文化变革与生产生活发展等历史逻辑的阐释,提供一些民本的图像证据。现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纸神专藏”,目前中文学界尚无介绍。通过对这一珍贵特藏进行整体考察研究,且选择民国政府颁布的《神祠存废标准》作为解读该项特藏的文化背景,意欲以民俗图像为佐证,追溯上个世纪初中国在历史转型期所遭遇的国家意志与民间信仰之间的紧张与平衡。

评齐邦媛林海音等的原乡创作

齐邦媛、潘人木、琦君、林海音、聂华苓等女作家在赴台之前即已开始进行文学创作,这些早年作品或因人事变迁而被作者遗忘,或因作家记忆不清而面目模糊,从而成为集外之作。这些集外文是作家们文学道路的起点与重要一环,为全面、完整地认识与考察她们的创作面貌与心路历程提供了珍贵的文学史料。

近十五年来伪满职官制度研究综述

对伪满职官制度的研究是史学界重要而又相对薄弱的环节,文章对近十五年来的有关研究状况作了简要综述,提出存在的问题以推动这方面的进一步发展。

也探《史记》纣王“自焚说”——兼论司马迁对史料的取舍与改造

在对纣王之死这一历史细节的记叙上,司马迁不采主流的"生擒说",而选用仅见于《逸周书》的"自焚说",并在改写中加入"宝玉衣"等词以弥合"自焚说"与其它记载间的矛盾。这实际体现了司马迁"寓义于事"的写作手法,他通过对史料有意识的选择、改造,将自己对"圣王合一"理想帝王的期待,以及"王道"式的政治理想,寄托在对武王的圣王形象的塑造之中,以期为后世君主提供借鉴。

周懋泰著述考略

绩溪县周懋泰是晚清徽州亦官亦商的一位较有影响的人物,但鲜见文字记载。2002年,有幸见其《同治六、七、八、九年在扬、宁致各处信稿》(稿本)和《松石斋诗草》、《松石斋诗续》、《松石斋印谱》等(均宣纸印本),感到弥足珍贵,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和文学艺术价值。尤其《信稿》,因从未刊行,从而为研究当时扬州、南京和徽州的历史场景,当时的经济社会文化提供了又一份第一手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