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档案编目问题初探

从编目工作"查找"和"聚合"的基本功能出发,分析了口述档案编目工作的紧要性和迫切性,并简要概括了国内外口述档案编目工作的基本现状。然后分析了口述档案与传统印刷资源相比较,其编目工作的独特之处,比如载体形态多元、没有现成的规则可以独立适用、著录信息源获取难度大、需要进行"前端控制"等。最后,从指导工作实际出发,给出了不同层级口述档案的著录方式和主要款目。

论岳麓秦简法律文献的史料价值

作为非科学发掘的文物,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收藏秦简中的法律文献《奔警律》《尉卒律》等首次出现的法律篇章,在经发掘所得、新近公布的睡虎地汉简律典中得到验证;其中一些律令内容,可以用来订正以前对秦律的误解,或者与里耶秦简所见的行政制度相互印证,因而这些简册真实可靠。岳麓秦简法律文献有助于推进秦汉律体系的复原,开启秦令研究的新局面,丰富秦律令的细节性认知,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敦煌科举文书的社会功能──兼论敦煌写本中的社会史料

我们可以把敦煌社会史料中与科举制相关的资源分为两大组。一组是直接记载了科举制度及其风俗的史料，如Ｓ．４４７３等写卷。另一组则是科举教育史料或进士文学史料，如Ｐ．２６１７号、Ｐ．２４８８号等写本。故察证明，敦煌所出的一些儒学经书实际上是科举教育用书，一些诗赋文章是启发士子准备科举考试的进士文学。我们看到，对敦煌文书在中古沙州社会中功能的探索，对于研究敦煌社会史大有裨益。

南阳楚文化研究述评

20世纪80年代以来,楚文化日益成为一门显学。因在楚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且考古发现众多,南阳楚文化也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与重视。关于南阳楚文化的研究成果十分丰硕,主要集中在考古资料研究和文献资料(传世文献资料、铭文资料、竹简资料)研究两大方面。考古资料研究主要包括:断代及分期研究、楚国物质文明研究、楚国精神文明研究、楚文化地域划分研究四个方面;文献资料研究主要包括:方国历史地理研究、楚国政治生活研究、楚文化精神研究、铭文研究、相关竹简资料研究四个方面。南阳楚文化的学术研究虽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当前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如:重微观而轻宏观;对南阳楚文化的价值认识不够,缺乏对其进行全面梳理及明确界定;已有研究冷热不均;重复性研究太多;侧重于考古学方面的研究,对南阳楚文化的现实遗存关注较少,对其所能推广、开发的现代价值也挖掘不够;研究方法较为单一。重新回顾南阳地区已经发现的考古资料及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南阳楚文化相关问题的再认识,从而将楚文化的研究推向纵深处。

述真实历史待后人评说——知青史料搜集整理问题之管见

从1968年到1978年,大约1700万中国城市大中专青年学生响应国家号召,离开城市,奔向农村,投身于一场持续10年之久的上山下乡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作为中国当代历史的一部分,是未来中国当代史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当下关于知青史的研究最紧要的是对有关知青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知青史料的内容应该包括4个方面的内容:1.档案文献史料;2.文字史料;3.文物史料;4.口述历史资料。

《清季外交史料》的成书历程及其价值、特色

《清季外交史料》由王彦威、王亮父子辑编,该书出版,使晚清外交的官方档案文献得以合成完璧。其成书,耗时近半个世纪,王氏父子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贡献。其内容主要为光绪、宣统两朝各种外交事件,另涉及相关的重要内政。其中尤为重视约章,扣住晚清外交最重要环节,反映了中外条约关系的变化和时代需要。所辑文件为官方档籍,不仅对当时外交起了资鉴作用,且对研究晚清中外关系史具有极高的文献史料价值。编纂体例上,既承袭了传统体裁,又有新创,增加了新的表述形式。作为一部史料汇编,该书亦有时代的局限,存在种种不足和不当之处。

地方历史文献研究中的“史料”与“解释”——《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地方历史文献与文化”专栏编辑手记

尽管后现代史学有论,史家所依据的史料本身既不客观,也不真实,历史只是一种类似于文学的"想像",但就本质而言,虽确无完美的史料,史学还是必须以史料为基础,"史料的尽量扩充"始终都是必要的。因此,地方历史文献的发掘与整理自有其充分的必要与价值。但面对浩如烟海的地方"史料",历史研究既可能迷失于材料的迷宫,茫然不知所措,也可能看似满载而归,其实一无所获。关键在于解释,一是对史料本身的解读,二是基于此上的历史解释。解释的关键则在于理解,需要不断超越具体研究课题而提出新的问题,需要确立恰当的意识位置,还需要有更大的理论关怀和"出思想"的努力追求。

先秦文献中环境史史料价值探析

先秦时期是人和自然相互作用的一个重要阶段,时人已经充分认识到环境的重要性,对当时的环境概况、人类活动与环境以及环保意识与行为等方面都有真实的记录。这些都能见之于先秦时期的各种文献,是研究当时环境面貌不可或缺的史料,具有重要的价值。就先秦文献中所反映的环境史史料价值做一些初略的探讨。

本草考古:出土医药文书的历史文化考察——以植物药为中心

中国传统药物学被称为本草学,或与古代药物中植物药较多有较大关系。较早出现的《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等传世本草典籍之中,植物药已占据半壁江山。一些出土的简帛文书如《五十二病方》《武威汉简医方》等较《神农本草经》更为原始而古朴,其中植物药亦占有较大比例。对这些植物药物进行考察,对其背后的文化因素进行挖掘、整理、阐释,可以明了古人治病驱疾、布方施药的经验源头,认识和了解古代先民与药物的相互关系,解释中国古代医药文化的发展与进程,对重视和保护中国中医药古典医籍进而开展本草考古工作也大有助益。

湖州古代商业起源探析

长期以来,人们形成了一种观念,即我国商业起源只始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然而,考古发掘材料和古文献资料表明,人类历史发源地之一的湖州,在洪荒之时即已孕育商业之胚胎,并最终产生了商业。这有力地说明,江南商业与中原商业一样,发展甚早。

中西文化背景下的“古史传说时代”研究——《古史传说时代新探》评介与断想

中国古史传说时代是史学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古史传说时代新探》解决了这一领域中的许多难题,也为古史传说时代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路。其一,《新探》结合多重证据法,多学科理论,建立了新的学术思想研究原理,利用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考察方法探索中华文化原点,解决古史传说时代的诸多难点问题;其二,《新探》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入手,打破学科畛域分明的界限,从远古整体文化的高度,深入地探索传说时代,重构了当时历史原貌。

木材缘何流动——评《木材之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场、权力与社会》

对《木材之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场、权力和社会》一书的田野资料与历史文献的解读方法、写作线索以及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作了客观的评价。

先秦中山国史研究综述

河北平山中山王墓葬群的成功发掘为先秦中山国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出土古文字的考释、考古实物的定性以及相关传世文献的重新解读成为学界一时之盛事。中山国的族属、相邦司马赒的身份、中山伐燕回师的时间等问题曾引发热烈的争鸣。

地方志书中的商业史资料——以皖北地区为例

中国古代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商人社会地位低下。地方志书代表官方意志,对商人及其活动的记载同样比较贫乏。虽然如此,其舆地志、建置志、食货志、风俗志、学校志、名宦志、人物志、艺文志等部分仍然隐含着许多有用的商业史信息,应当引起本领域学者的重视。

近五年来中国环境史史料研究综述

环境史史料研究是环境史基础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中国环境史史料研究从环境史史料的理论探索,到各类环境史史料的具体分析,再到断代环境史史料和区域环境史史料研究,无不显示出中国环境史史料研究的学术基础。此外,一些学者对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整理与数据库建设的研究,极大提高了环境史相关研究的效率。立足当下,未来中国环境史史料研究的很多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关于史料注解的初步意见

《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与《中国史学名著选》的注释,必须遵循一些原则:凡属关键性的和必要的人名、地名、书名、字义、字音、制度等一律加注;典故和与历史事件无关的问题不注;注解要简明扼要。人名注释着重于生卒年代、封爵、官职、著作等;地名重其今天方位、所属;字义凡字义曲折、含义有变、隐曲难解者注;凡难读和不常见的字、形体相近音读不同的字、有特定读音的名词,皆要注音;年代注重公元纪年的注释;史讳缺字、缺笔皆加注。

乌兰牧骑研究史料述略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乌兰牧骑的史料研究是开展乌兰牧骑研究的前提。乌兰牧骑史料研究本质上是关于乌兰牧骑史料的收集、整理和利用的系统性学术工程。乌兰牧骑研究史料大致可以分为档案文献与报刊资料、志书资料、民间文献、文史资料、影像史料、资料汇编等诸多种类,相关网络信息亦是重要的乌兰牧骑研究史料。乌兰牧骑研究史料收集和整理过程中,应进一步注意出版口述史料,收集和整理相关网络信息,推进乌兰牧骑史料数据库建设。

中国古代金属材料的使用

金属是人类发现并利用的重要材料之一。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铜石并用到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金属材料的使用成为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进步的标志。我国古代金属材料的发现与使用,冶炼与制造技术的传承发展与世界各文明的一般规律不尽相同。随着近几年来考古工作不断向前推进,科学化程度越来越高,金属文物的科学认知在不断进步,我国古代金属材料使用与技术发展的历史也在不断改写与完善。

学术史研究的展览实践——以“西安碑林与金石学”为例

“西安碑林与金石学”是西安碑林博物馆举办的学术史展览。展览立足西安碑林这座特殊的文化遗产,构建学术史的叙事框架,考察金石学史与早期中国考古学史的发展轨迹。在展品内涵的阐释中,贯彻“透物见人”的理念,以“讲故事”的方式,呈现学术史上人、事、物的关系,将学术史研究的成果以专题展览的形式传达给观众。

建设让所有人满意的博物馆——以南山大学人类学博物馆为例

南山大学人类学博物馆设立于1949年,于2013年全面整修并导入了“可触式展示”这一新型的展览方式。其契机源自对广濑浩二郎先生的主张——“普世性博物馆”所产生的共鸣。“普世性”一词的本意是要让“所有人”都能够使用,因此我们将参观博物馆难度最高的视觉障碍者定为主要的目标群体。为了方便视觉障碍者参观博物馆,我们需要解决许多问题,还要同时做好资料的保管工作。不过,笔者依然认为“普世性博物馆”这一理念很可能成为一个契机,使长期以来以视觉为中心的博物馆形态迎来巨大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