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际昌先生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撰述

魏际昌先生有丰富的文学史撰述,多为大学授课讲稿,生前未曾发表,《紫庵文集》出版,得以公布。有《中国古典文学讲稿》《明清文学》《中华诗词发展小史》《汉魏六朝赋》数种,应引起文学史界重视。主要围绕《中国古典文学讲稿》,探讨魏际昌先生撰述的文学史特点。他对中国文学内涵的概括合乎中国文体特色,论述中国文学重去伪存真还其本色,反映出那一代学人以实学为基础的治学风格。而其评价历代文学所表现出的重视来自民间文学的倾向,既接受了其师胡适的文学史观,又受时代风气影响。因其有深厚的旧学根底,故能在具体分析作家作品时,做到实事求是、深入精到。

宗教文学·中国宗教文学史·魏晋南北朝道教文学史——关于“中国宗教文学史”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构想

在中国现当代学术语境中,"宗教文学"的研究从概念、问题、理论到具体实践都存在较多的问题,最主要的表现是研究者往往致力于宗教与文学关系的探讨,而忽视了宗教文学本身的研究。中国宗教和宗教文学都具有独特的自性,"中国宗教文学史"的建构必须符合这种对象属性,而"宗教性"的内涵标准和"大文学"的文体观念,正是构建民族本位宗教文学研究的重要原则之一。作为中国宗教文学史重要阶段的"魏晋南北朝道教文学史",尤其可以体现此一原则的价值和意义。

“文史互证”方法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文史互证”是源于传统的训诂考据学方法而参以宋代以来的史学方法以及近代西方史学、语言学、诠释学理论精华的一种既打通汉宋，又融合中西的史学研究方法。此方法之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意义，主要在于史料之拓展和解读之深入。魏晋南北朝诗文的史料价值，大致有二：一，在政治、思想、文化、社会风习、个人生活等方面，可补正史之阙。二，大量个人情感心态成分本身即构成当时历史的一个侧面。用此时期诗文证史，在解读时应做到：一，能感之。“其所感较深者，其所通解亦必较多”。二，对作者其人其文，“具了解之同情”。其三，对诗文典故，要按陈先生的原则，仔细而审慎地考辩其中之古典今典，分析论证解释其真正意义所在。

同义词的衍生及对汉语词汇发展的影响——以早期(魏晋)天师道文献为例

用描写的方法,对魏晋天师道文献中的同义词作了考查。在共时层面上,发现了包含3451个词项的861组同义词,其中最少的为两个词构成的同义聚合,最大的为52个词构成的同义聚合,同义组的数量,随各组成员的增加而递减。而从历时的角度看,同义现象中旧质与新质的比例大致为3:1,反映了词汇在继承和创新中的平衡关系。

“诗中有画”与王维诗史定位之起伏

"诗中有画"这一经典命题的提出对于王维诗歌接受史来说具有双重意义:虽然对扩大王维的文化影响和深入体认王维诗歌艺术特征来说是一大进步,然而这种审美阐发加深并强化了王维诗歌与传统诗教之间的隔膜和疏离,因此在以伦理政教为中心的主流诗学中并没有起到提高王维诗歌地位的实际作用,反而致使其与传统诗学典范标准之间拉开了越来越大的距离。

徘徊与突破——20世纪先唐文学史论著概观

以 2 0世纪先唐文学史研究作为考察对象 ,分为三个部分进行了论述 ,第一 ,先秦、秦汉文学史研究 ;第二 ,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研究 ;第三 ,先唐文学史研究的新课题 ;对 2 0世纪先唐文学史研究经历了由“杂”到“纯” ,再由“纯”到“泛”的演变过程进行了论述 ;通过对这样一个演变过程的描述 ,揭示出 2 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观念的变化。

《青青陵上柏》的作者与作年辨

《古诗十九首》的时代和作者向来是汉魏文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各种观点异彩纷呈。宇文所安认为中国早期诗歌是一个复制系统,找不到"古诗"早于建安时期的确凿证据。木斋提出《古诗十九首》及建安诗歌的重要组成大部分诗作是曹植之作,掀起文学界的波澜,推进了汉魏古诗研究的进程。李善注《昭明文选·杂诗上》提出其作者为东汉无名氏,这也是20世纪以来最为流行的主流观点。从《青青陵上柏》描写的内容来看,其作者也应当是东汉末年无名氏,在没有新材料的情况下否定《青青陵上柏》为东汉之作恐非易事。其作者应是一位出身社会中层的士人而不是曹植,其诗作生动记录了东汉末年社会危局及士人心态。

陈大为:新生代意识的诠释者

陈大为以教学、研究、创作“三栖”的状态表明着他作为新生代意识的阐释者的地位，他往往以“先发制人”的理论、挑战的姿态去揭示抑制在现行文学秩序深层的盲视，又“后发制人”地以自身的创作实践拓展颠覆既存意识形态的潜能。他的诗更以其反僵化的突围意识、“边缘”的移民史观和创作主体性、对“诗的故乡”的呵护等，呈现出南洋新生代的创作追求。他的典律构建视野的扩大，更意味着文学史将接纳新生代，而且是以改变自身的根本性格局来接纳他们。

20世纪上半叶文学史中的王维叙述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通史中的王维叙述,至少受到了三种因素的显著影响。一是文学史观念的现代转型,其直接后果是叙述内容由侧重于静态把握变为侧重于动态描述,诗人王维的文学史地位大幅提升。二是学术视野的差异,胡适、刘大杰、林庚等之所以忽视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与他们偏重乐府诗、积极的生活态度和"少年气"直接相关。三是执笔者自身的学术素养和文学偏好,胡云翼、钱基博的文学史著述提供了这方面的典型例证。

谢仲墨及其中医古籍辨伪工作考

专门辨中医伪书的当代人,当首推谢仲墨。谢仲墨关于中医古籍辨伪工作始于1935年左右。1935年7月开始,以"卫原"之名在期刊《中医新生命》上发表《中医伪书考》,直至1937年。最晚至1937年完成《中国历代医学伪书考》三卷,考证历代医书140余种。1963年,在中国中医研究院(今中国中医科学院)油印出版内部资料,定为《历代医书丛考》,对23类204种医学文献进行了考证。从1935至1963年,28年时间不断完善对中国医书辨伪考证的工作。然其"文革"之中因故逝世,其人其事皆不闻于世,有感于其对中医文献进行的大量辨伪工作,现特撰此文,弘扬其志。

王维文学史地位浮沉的反思

建国以后十七年 ,是王维文学史地位的最低点 ,文学评价所依据的是社会历史、阶级立场和道德伦理的标准 ,致使文学史的写作偏离了文学的视界。可是 ,非常有意味的是 ,即便是竭力贬低王维的文学史 ,也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他与李、杜比较。其实 ,王维是不同于李、杜的一种文化模式和人格范型。王维能不能与李、杜并列 ,都是通过比较而存在的 ,是‘史’的意志。每一个时代对文学史的理解都是相对的。当下盛世太平的特点 ,在接受期待上也逐渐显示出与盛唐相一致的地方 ,时代使人们的观照视角发生变化而必然导致对文学史的认识发生变化。王维的文学史地位到了公正评判和客观重写的时候了。

文学史书写分期问题浅论——以魏晋南北朝为例

文学史家对文学发展进行书写是中国固有之传统,然而面对现代西方学科体系的冲击,在文学史书写首要面对的分期问题上,虽然十分重视却屡现困惑。其实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以沈约、钟嵘、檀道鸾为代表的文学史家在充分尊重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辅以时间发展(王朝更迭)为序,作为分期问题的解决方法为当今文学史书写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作用。

试论《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的历史意识与文学意识的结合

在崇祯皇帝继位、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垮台以后,当时的文坛出现了三部揭露谴责魏忠贤阉党的小说:《警世阴阳梦》、《皇明中兴圣烈传》和《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在这三部斥魏小说中,《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的历史意识与文学意识结合得最好,是最有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的作品,这部书令人瞩目之处是,该书作为一部历史小说,用艺术的手法,全面而真实地反映了晚明时期东林党与魏党进行顽强斗争的过程,在历史小说的写作方面达到了较高水平。

魏晋文学史的原生态视角——以《世说新语》与魏晋文学的关联性研究为例

文学史研究中一直存在着这样的尴尬:"史"的序列性、规定性解释系统反过来会破坏作品原初存在的"活性"成分。为此,研究时不得不用"原生态"的理论来回溯作品的历史情境,以期减少必定存在的文学性的散失。《世说新语》之与魏晋文学研究,恰是一个难得的"原生态"视角。这个视角对于考查魏晋文学的重情色彩、玄言诗在东晋的繁荣、山水诗歌的萌动等文学现象都有启示意义。把上述文学现象置入《世说新语》所提供的"原生态"环境中,或能加深对魏晋文学演进的整体理解。

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以“重写文学史”思潮为中心

通过对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三人研究进入大陆学界的具体时间和方式进行梳理,可以看出在"重写文学史"框架下,三人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产生的重要影响。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对这一思潮诞生的推动,李欧梵的"颓废"美学对文学史评价标准的丰富,以及王德威对线性文学史观的颠覆等,都从不同角度丰富着"重写文学史"思潮的内涵。

论魏晋文学中的“琴”及文学史意义

在魏晋之前,琴与文学的关系并不密切,而到魏晋时期开始大量出现对琴描写。其原因大致有:文人自觉时代的到来,文人对自我命运的关注必然加强琴与文人创作的联系;魏晋时分裂动荡的政治局面,琴的凄哀的音色与文人悲凉的心理特征产生共鸣;玄学思潮的兴起,幽远自然的琴声成为文人体悟玄理的媒介;琴作为先秦儒家先哲所倚重的乐器,成为魏晋文人寄托理想和抱负的方式。魏晋时期对琴描写的文学现象一方面丰富了魏晋文学的内涵,加深诗歌的描写题材的深度,推动诗歌的发展;另一方面赋予了琴深远的文学意义,成为中国文学和文人的一种精神象征,扩大了中国传统诗歌的版图,并对唐诗和宋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提升中国传统诗歌的价值。

发凡起例 别创一格——孙昌武、孙逊、王青的宗教文学研究

20世纪的道教文学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其中孙昌武、孙逊、王青教授的唐代道教文学研究、宗教叙事学研究、道教神话研究在方法论上自成一格,值得认真总结。王青的《汉朝的本土宗教与神话》是一部理论建构与文献阐释的神话学力作。孙昌武的《道教与唐代文学》对于唐代炼丹术、神仙术、宫观文化和三教调和思想与唐代文学的复杂关系进行了描述和分析,揭示了唐代道教的政治化、学理化、世俗化和美学化倾向及其对唐代文学产生的深刻影响。孙逊的《中国古代小说与宗教》一书在内容上着重探讨了古代小说的历史渊源、文化价值和诗学建构,在方法上既注重史料的充分占有又注重思辨的缜密细致,以专题的形式凸现了古代小说与宗教的历史变迁。

从《隋书·经籍志》看“魏晋文学自觉说”——以《文心雕龙》为例

《隋书·经籍志》反映了唐以前的文化典籍和学术流变。由其将《文心雕龙》等文学批评著作收纳在"总集"中可以窥见编撰者对文学总集与文学批评区分的模糊性。文章从"文体细分"入手,阐述《隋书·经籍志》的承继与不足,否定了"魏晋文学自觉说";在总结唐前总集特点的基础上,肯定了《文心雕龙》在一定范围内是符合总集标准的。通过分析《文章别流集》、《诗评》的著录情况认为,《隋书·经籍志》的著录瑕疵是时代的局限性。最后,得出结论,文学自觉应该是一个长期发展且不断累积进步的过程,而非单属于某个朝代某个时期。

唐传奇《聂隐娘》与中唐相关历史的互证

唐传奇虽有虚构成分,却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具有补史、证史的作用。《聂隐娘》折射出魏博与唐庭的微妙关系、中唐暗杀之风盛行等史实。证诸历史,聂隐娘虽为故事主角,但真正推动情节发展的却是幕后主人公嘉诚公主:魏博屡次叛乱,朝廷无力对抗,遣嘉诚出降安抚,维持魏博和唐庭关系的平衡;嘉诚历经田绪、田季安两任魏博节度使,并在田季安继任中起到重大影响;嘉诚薨逝、田季安失控,也是导致隐娘弃魏投刘的重要原因。

《洛阳伽蓝记》书写中的文史互见——悲剧性和宿命感笼罩的“洛阳”与“伽蓝”

《洛阳伽蓝记》记录了北魏故都洛阳半个世纪内佛教发展的兴衰,在书写之中有着强烈的历史精神,深刻反映了北魏故都洛阳和“伽蓝”的命运。在《洛阳伽蓝记》中,故都洛阳带着浓厚的悲剧性:乱世下“人”的心灵悲歌,人世间“事”的盛衰浮沉,故都内“物”的幻灭色彩,洛阳城内发生的一切既是人心的呻吟,亦是时代的挽歌。作为主要书写对象的众多“伽蓝”是被宿命感所笼罩的:在出自佛教的“伽蓝”意象的多重象征下,通过时间、空间的交织勾勒出曾经繁华盛事下的佛国往事,而“洛阳”与“伽蓝”都无法预料、不能掌握、不可避免地走向毁灭,正是乱世中这种宿命感影响下的最终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