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百年”历史叙事:民国学者的清史书写

“近三百年”是民国学者在清史书写中使用较多的一种固定表达,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叙事模式。梁启超先生最先对“近三百年”进行历史界定,赋予其反对封建史观、倡导思想解放、服务社会现实等内涵,试图为当时的社会发展提供借鉴与指导,深刻影响了民国时期的清史书写,是这一叙事模式的实际开创者和推动者。“近三百年”历史叙事广泛出现在当时的学术、政治、外交、宗教等诸多研究领域,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史学解释体系,标志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近三百年”叙事模式的产生,不仅受到近代西方文化强势输入及中西文化论争的影响,而且与清季民初兴起的“反满”思潮有很大关系。“近三百年”本身包含着清代历史的“前因”和“后果”,将有清一代的兴衰史迹、思想变迁拉伸、拓宽,追源竟流,消弭了朝代更迭造成的历史隔阂,较为清晰地展现了清代历史发生、发展、兴盛、衰亡的完整图景,这比以“断代”叙事脉络更为清晰。“近三百年”叙事模式以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反对封建史观,以“时段”理论冲击了传统的“断代”叙事,强调整体研究的方法,更加注重以史经世,反映了当时学者思考和解决中国社会历史诸问题的一种方式,代表的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观。这一叙事模式虽受西方文化影响而产生,但转而以中国历史为本位,以历史主动精神反思中国学术、政治与社会,是对清史研究范式的新探索,为当代清史书写提供了理论借鉴。需要指出的是,“近三百年”的内涵随着时代发展已经发生明显变化,当代学者在使用“近三百年”论述清代历史时,有必要对其时间断限、研究范围、理论内涵等进行重新界定。

红色历史代述与革命知识传播——论“十七年”小说中的战争叙事

"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延续了左翼文学传统,通过战争叙事对普通民众进行革命知识传播和红色历史代述,解释革命起源和发展以及民族国家的未来建构目标,进而使"共产主义"的发展图景与"民族国家"的现代建构走向融合。

再谈鲁迅诗“西游演了是封神”——对倪墨炎先生的一个回应

关于鲁迅1931年《赠日本歌人》诗中“西游演了是封神”的诠释,各家有一些不同的理解。倪墨炎先生在《鲁迅旧诗探解》中,对拙文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本文对其质疑作了回应,以新的史料作了进一步的论证。

论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成书原因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钱穆潜心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力作,也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之一。钱穆与梁启超在有关清代学术等问题评论上有明显的不同,因此针对梁启超论述清代学术的观点而发难是钱穆写作此书的主要缘由。此外,钱穆写作时正是卢沟桥事变的前夕,受国难忧患的激励,钱穆在书中以天下为己任,提倡民族精神,表现了钱穆在民族危机时刻的爱国情怀。

双向的印证——从现存吴冠中1946年留法答卷谈起

吴冠中早年从浙江省立工业职业学校电机科转入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在多位留法老师的影响下,立志要亲身去法国留学。1946年,他通过了教育部公费留法考试,既实现了去法国留学的梦想,同时也开启了他体认民族、发现故园,坚持中西绘画融合探索的创作之路。那份尘封60年的留法答卷不仅体现了吴冠中早年在画史、画理方面的知识素养与论述逻辑的扎实和谨严,同时也反映出当时战后国民政府留学政策和考试的深刻目的和现实意图。

清史三百年说

客观来说,很长时间内我们对清史缺乏真正的认识。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清史的许多认识开始有了新的修正。但积习难改,成说难变,写书著文仍习惯于定式。其根源还在于囿于传统观念,甚至受各种成见影响,不能正确认识清史的不同阶段及其内涵。本文试图以"清史三百年说"给予清史新的解读。

梁启超、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特点及研究综述

梁启超、钱穆分别撰有学术史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基于不同层面对清代学术发展史进行了宏观的概括与细致的分析。两部著作在差异性基础上,表现出经世致用思想、高尚品德气节、创新理念推崇,呈现出宏观建构、考镜源流、实事求是、严谨缜密等特点。当今学术界对两部著作所渗透的撰述理念、体例差异等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对其共通之处没有充分论述。全面总结已有研究成果,做出深入反思,汲取学术养分,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梁启超总结清代学术的贡献

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不仅从宏观的角度全面深入地概括了清代学术的发展脉络,而且深刻地揭示出传统学术蕴涵着的理性批判精神与传统治学方法中的科学精神。梁启超之所以能对清代学术作出高度的概括和深刻的总结,与他深厚的传统学术素养、勇于接受西方新思想与新学理,以及不惜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的反思精神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