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外庐的方以智思想研究及其典范意义

全面评介方以智思想,是侯外庐后期学术研究的焦点。经过他与其学术团队的持续努力,方以智被遮蔽近三百年的思想全貌得以公之于世,恢复了其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哲学地位。侯外庐的方以智思想研究,既具有《中国思想通史》理论与方法的一般特征,又存在自身特色。不仅以社会史研究为前提,深刻剖析方以智生平悲剧的矛盾根源及内在思想张力,而且以宏通的世界历史眼光,在中西启蒙思想的对比评价中,赋予方以智思想以世界性哲学意义。侯外庐的方以智思想研究业已成为历史,固然需要“批判地对待”,但他在研究中贯彻的史学理论、方法与目标,即以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来建立比较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体系,具有深远的典范意义,在今天仍能予人有益的启发。

何以可能,何以实现:论概念史范式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学界将概念史范式引入该学科并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就应用可行性而言,该范式的适用条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典型特征相契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处于由社会实践变革引起概念巨变的“鞍形期”之中。就必要性而言,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离不开对于概念形成充分的理论认知、通过历史研究彰显学科厚度、经由概念史范式揭示术语革命精神。应当主要在学科本体概念、基础理论概念、学科重要概念这三个论域内展开研究。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更好地应用概念史范式,应当在加强与唯物史观的融合中突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规制作用、在加快对相近学科的借鉴中形成合乎自身定位的方法与策略、在加深对同类概念的集成中获得更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结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与理论逻辑——基于“概论”课导论部分的思考

研读“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2023版)”导论部分,从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到马克思、恩格斯开始关注中国,从中国人民在各种斗争、各种主义、各种思潮都失败的情况下到扛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从选择后的无比相信、过度依赖到产生隔阂、矛盾和冲突,从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到实现“两个结合”,再到今天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依然焕发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可以清晰地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与理论逻辑,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的有机互动。

苏区时期中共的马克思主义学术建设述论

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有力组织下,苏区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学术建设始终围绕着中国革命逻辑而展开,并从社会历史变迁的视角论证中共开展民主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自觉将中共领导全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与文化使命相融合,所形成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表征出“革命话语”中的学术诉求及其使命。苏区时期,在中共“思想创新”引领下,马克思主义者们积极研究并阐发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以“学术创造”论证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创新,表现出“思想创新”与“学术创造”的互动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和学术方针政策引导下,这一时期形成了“文化发展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的学术运行机制。苏区时期中共开展的马克思主义学术建设,成就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使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进入新阶段,在百年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发展进程中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

恩格斯晚年对社会主义道路多样性的思考及其方法论创新

恩格斯晚年在总结社会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同时,结合19世纪末欧美四国的基本国情,论述了四条体现特殊性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针对德国跨越式发展而导致的政治领域的“历史错乱”,恩格斯提出充分利用议会斗争“新武器”的道路。针对英国社会平稳发展的情况,他提出为建立更加完善的民主制度而斗争的道路。针对美国由历史的断层而导致的资本主义快速发展与无产阶级不成熟的国情,他提出通过普遍性的党纲来组织全国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道路。针对俄国脱离历史发展而导致的自身的落后与西方的先进并存的国情,他提出俄国革命与欧洲工人运动形成互补,利用土地公有制快速飞跃的道路。一个多世纪以前的理论对于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心任务,必须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基本国情普遍性与特殊性、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统一。

以史为鉴:毛泽东推进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

“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推进理论创新的基本途径,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开创奠基来考察,可以更加深切地认识到党的理论创新,离不开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运用,离不开从历史中吸取经验和教训,更加深切地认识到毛泽东以史为鉴推进理论创新的开创性历史贡献。毛泽东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尊重历史、借鉴历史的优良传统,使之不仅是一种史学传统,更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方法论,形成以史为鉴推进理论创新的高度自觉,实现推进理论创新科学方法的“两个结合”,形成推进理论创新的宝贵经验,牢牢掌握推进理论创新的历史主动。正是在坚持以史为鉴中,毛泽东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和新民主主义理论,促进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毛泽东以史为鉴推进理论创新具有开创性的历史贡献,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宝贵经验。

试析“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要成果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

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要成果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把思政课堂打造成传播中华文明的主阵地,旨在提升中华文明的影响深度和广度。首先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其重要研究成果进行概述;其次从时代要求、思政课创新、对大学生进行思想引导等三个方面阐述融入的必要性;最后从教材内容、教学方式、网络育人平台、实践教学等多角度对其融入的举措尝试探析。以期学生充分了解中华民族的过去,自觉传播中华文明,坚定文化自信。

艺术社会学研究方法对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影响

艺术社会学最早是西方19世纪20年代的产物,经过一定的发展于20世纪初传入中国,并且最早由李朴园和胡蛮将其运用于美术史的写作中。随着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在中国成为主流,艺术社会学的方法在中国艺术界中逐渐被运用到美术史的写作之中。探讨了艺术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适用性问题,并且试图寻求中国运用艺术社会学进行美术史写作的最佳路径。

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进程

回顾百年党史,在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出认识传统文化的原则,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理论发展、促进理论传播、凝聚民族力量。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以解决时代问题为指向,通过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在发展目标、治理方式、党的建设等方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创新发展,增强了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和政治认同。步入新时代,党在准确研判“两个大局”中继续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创新发展,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回顾二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有助于为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借鉴。

齐鲁中医药国际传播历史和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山东省中医药文化底蕴深厚,有着以扁鹊为代表的齐鲁医学和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齐鲁文化;并且该省中药材种植环境良好,是道地药材的重要产区。齐鲁中医药国际传播历史悠久、影响深远,开展齐鲁中医药国际传播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客观需要。但是,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齐鲁中医药在文化内涵、中药材种植与质量、品牌建设与宣传、国际教育等方面存在不足。因此,齐鲁中医药界应该不断挖掘和提升文化内涵,提高中药材质量和管理水平,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深化国际话语权与知识产权保护,推动国际教育与人才建设,提高自身国际传播的深度和广度,为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贡献山东力量。

新时代党史学习教育的提出背景、主要内容及价值意蕴

立足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论述;其主要内容涵盖理论、思想、党建、使命、精神五个维度,蕴含着卓越的政治智慧和深邃的价值旨趣,对全党同志树牢正确的党史观、增强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物质史视域下19世纪前中期海外汉学期刊的中国知识传播——以《中国丛报》为中心

19世纪以来,海外汉学期刊成为研究、传播中国知识的重要媒介,推进了中国知识的国际传播。《中国丛报》等在华英文期刊聚合起19世纪前中期来华的西人精英,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方方面面,并在系统性物质实践中产生出19世纪英语世界关于中国知识的新权威。媒介版式、印刷技术、传播网络等多重因素共同塑造了19世纪前中期海外汉学期刊生产及传播中国知识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对外传播何以构建中国特色

构建鲜明的中国特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对外传播实现路径创新的重要内容。通过文明交往,在国际对话中化解信仰差异,在国际互鉴中协调价值分歧,在国际互信中融通规范差别,从而在文明激荡之变中促进多元文明交融;通过话语构建,在国际交往中主动设置话语议题,在国际互动中主动构建话语规则,在国际交流中主动搭建话语平台,从而在话语秩序之变中打破西方话语霸权;通过科技创新,在个性化中融合云计算传媒技术,在交互性中融合移动传媒技术,在社群性中融合智能传媒技术,从而在科技飞跃之变中提升中国理论亲和力。由此,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载体,在理论传播中不断拓展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谊。

“两个结合”是彰显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行的根本之道

“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理论探索的重大创新成果,也是彰显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行的根本之道“。两个结合”是辩证统一的有机体,相互联系又各有侧重。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践行“两个结合”,追寻民族复兴大业、追求人民幸福安康。新时代更好实现“两个结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凝聚强大共识;扎根新时代的伟大实践,推进理论创新;传承中华优秀文明,赓续民族文化基因。

中医药在尼泊尔的传播历史、现状及启示

中医药在尼泊尔的传播是中国与尼泊尔医学和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中医药在尼泊尔的发展历史,分析当前尼泊尔中医药行业的发展状况,对促进中医药国际传播、开展对外交流合作具有重要意义。中尼两国在医学交流方面一直往来密切。中尼建交以来,中医药在尼泊尔持续发展,尼泊尔在开展中医针灸教育、制定中医政策与法规、设立中医医疗机构等方面都取得积极进展。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尼双方的中医药交流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越来越多的中尼医学院校相互派遣留学生进行学习交流,开展科研与教育合作。中医诊疗的持续推广促进了中尼双方的医药合作,进一步增强了尼泊尔民众对中医药的认可。

红色设计基因研究的意义、问题与方法

红色设计基因研究是中国设计领域的原创性研究主题,它旨在理清红色设计的发展历史、挖掘红色设计的历史文化资源、洞察红色设计的生成机制及社会作用机制,进而提炼中国当代设计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本土资源,并且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对于设计学研究而言,红色设计基因研究,不仅能够填补以往中国设计史研究的空白,而且为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设计艺术话语体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红色设计基因研究要结合文献学、实地考察、口述历史等多个学科的研究方法,开展系统的理论建构。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研究综述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为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学界对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对《决议》形成过程的研究;二是基于《决议》探讨毛泽东、任弼时等党内重要人物的突出贡献;三是对《决议》历史地位和作用的研究;四是对“三个历史”决议间的关系进行整体性总结。综合来看,这些研究多集中在对史实的梳理,更侧重于某一历史时期和历史人物研究,研究角度和内容均有待拓展。建议采用系统分析的方法,对《决议》进行更加全面的研究,这是丰富《决议》研究成果的需要,也是我们全面系统地认识党的历史脉络和深刻把握党的历史发展逻辑的需要。

“新时代”概念在中共百年话语体系中的运用与阐释

“新时代”概念活跃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复兴的不同历史时期,深刻影响着中国共产党话语建设的价值建构和思维塑造。近代以来,在中华传统文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和民族危机救亡实践的多种语境中孕育了概念的生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时代”概念作为革命理想的彰显,进入革命话语场域。新中国成立后,“新时代”概念作为执政课题的解答,建构全面执政话语。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时代”作为改革理念的展现、新构改革开放话语。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概念作为治理范式的创新,升华百余年中国共产党话语建设,进而深刻影响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

辩证思维与恩格斯《费尔巴哈论》中的新世界观

为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有必要认真研究习近平对恩格斯的相关论述所作的多次引用和阐发。本文以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为例展开讨论。人们误读了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第二章开头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把它与恩格斯对宗教世界观的发展的论述分离开来。通读《费尔巴哈论》可以看出,恩格斯在其中批判的不仅是哲学世界观,而且是宗教世界观、伦理学世界观等一切作为意识形态的旧的世界观。作为《共产党宣言》的核心的基本指导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世界观是唯物史观,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他们的理论工作并不是面向哲学家的,而是面向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的。人民群众未必懂哲学,他们主要受宗教的影响。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宗教世界观的批判和超越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丝毫不亚于他们对哲学世界观的批判和超越。后来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应当视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世界观即唯物史观的发展形态,而不能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世界观直接等同起来。

李约瑟与马克思主义

在李约瑟的学术生涯中,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起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它促使李约瑟改变科学研究的路线,引发李约瑟对"李约瑟难题"的思考,激起李约瑟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热情。把马克思主义与李约瑟联系在一起,势必对"李约瑟难题"的质疑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