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华侨华人与我国南海资源开发

华侨华人是中华民族最具海洋意识的社会群体之一。受近代中国政府优待奖励华商政策影响,华侨华人率先参与并主导了东、西沙群岛的开发,其中以陈武烈、何瑞年、冯德安、周苗福等人较为典型。上述人物的活动可以证明,华侨华人对海疆开发做出过一定贡献,在南海历史发展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当前南海各方积极寻求合作的形势下,对华侨华人的特殊作用应当予以重视。

水客与近代中国侨乡的金融网络及移民网络——以闽粤侨乡为例

19世纪中叶以前,华侨与家乡的联系主要依靠往返海外与国内乡里的水客。本文认为,正是这些往返于海外和闽粤侨乡的水客,加强了海外华侨与家乡亲人的联系。水客不仅是侨批业的创始人、金融网络的建构和经营者,而且也是海外移民网络的重要环节。

闽南近代洋楼民居与侨乡社会变迁

近代租界口岸的开埠与海外移民潮的兴起,闽南传统民居逐渐地受到外来建筑文化的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近代洋楼民居。该文从家族伦理关系、日常生活方式、社会治安状况、地方风水观念等四个方面,分析了洋楼民居的形成发展与侨乡社会生活变迁的关系,并进一步剖析了侨乡近代民居发展的特征。

闽南侨乡近代地域性建筑文化的比较研究

本文采用地域性建筑文化发展的研究视角,从侨汇经济、城市文化、近代营造业兴起等方面,分析了闽南近代侨乡建筑文化形成的社会背景；同时,结合三种有代表性的侨乡建筑类型,研究闽南洋楼民居的文化交融特点与伦理定位,比较洋风骑楼与其他骑楼类型的风格特征与形成渊源,并从地域化设计手法、文化复兴意识、乡土格调与民族情结等方面,分析了侨乡校园建筑中蕴含的文化内涵,深入剖析了侨乡近代建筑的演化特征。

从漂流人故事看唐代中外海上交通和海外认知——以《太平广记》资料为中心

唐代造船航海技术有限,加之海上风浪等不确定因素共同催生了"漂流人现象"。《太平广记》中所辑之漂流人故事生动翔实,涉及地区广泛,不仅登州在中外海上交通中位置尤为突出,青州、海州等地也是沟通唐与海外往来的重要据点。通过对漂流人故事的分析考证,唐与新罗、日本、虾夷国、琉球群岛等东北亚地区以及南海的交通情形可从中窥探一二,并且随着唐与域外海上交通往来的频繁,唐代国人对海外也有了进一步认识。

闽南侨乡新移民:形成、分期与特点

新移民是当今侨务工作的重要资源,有关新移民问题的研究也是近20年学界研究的热点。一般意义上的"新移民"指"改革开放后移居国外的中国大陆公民",形成于改革开放之后,主要来自国内大中城市,以留学移民为主,主要流向西方发达国家。由于数量多、层次高、影响大,这部分新移民是以往学界关注的重点,而对于有着不同内涵与特点的另一新移民群体——侨乡新移民,学界的研究则较少。本文即选取这类群体中颇具代表性的闽南侨乡新移民,对其形成、分期及特点展开了分析。

在环南海地区发现历史

受欧洲中心论以及精英史学等思潮的负面影响,对环南海地区历史的研究与该地区现实发展之间存在较大反差。在郑和下西洋结束之后,受历史发展延续性规律的影响,中国与东南亚地区之间的交往关系不仅没有划上句号,反而从原来的奢侈品贸易向大众生产生活必需品(例如大米与劳动力商品)贸易转化,双方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上述交往关系不仅影响了环南海地区的社会变迁,对当时的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社会变迁与跨国华人家庭的建立——以陈遗恩家庭为例

陈遗恩家庭是民国时期曾生活在马来西亚柔佛州与家乡澄海县间的跨国家庭,出于对"家计"的关怀,移居马来亚的陈遗恩等人与国内家庭保持连续不断的侨批联系。从1910年代到1940年代,陈遗恩跨国家庭经受了许多外部力量的影响仍然生存下来,例如二战前马来亚橡胶业的兴衰、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1941～1945年太平洋战争、战后马来亚的经济重建和1946～1949年中国的恶性通货膨胀。

民国时期粤东梅城市政委员会及其贡献研究

1932年梅县城区成立市政委员会,开始市政改革和建设。根据民国档案,梅城市委会经历过名称变迁,1932年成立时全称为梅县城区筹办市政委员会,简称城会。大约民国24年(1935年)更名为梅县城区市政委员会,至民国37年(1948年)左右再次更名,简称为"市建委会",全称不明。梅城市委会的组织架构较为精炼,运作机制上采取委员会下设执行委员会的做法处理建设事宜。梅城市委会为市政建设做了较大的贡献,如修筑防御工事、建筑街道、建筑骑楼、建筑桥梁及菜市、筹划梅城中山公园等。民国时期粤东梅城市政改革在粤东地区具有一定的榜样作用,对其市政委员会及贡献的研究有助于探析民国时期粤东中小城市近代化的历程。

两头家:华南侨乡的一种家庭策略——以海南南来村为例

通过文献回顾,介绍"两头家"形成的社会背景、历史发展和特征。在此基础上,以家庭策略的视角对海南南来村"两头家"个案的家庭史进行分析。认为"两头家"是早期华南侨乡移民在"文化传统"与"社会结构"的框架下一种集体选择的家庭策略。

跨国主义、华人移民和国家——南海华人网络视野下的跨国主义研究反思

跨国主义理论的提出,意在对全球范围内文化杂糅以及人员、物品、资本、技术等等的高速运动和联系及社会、文化变迁做出解释,它被认为超越了民族—国家对于移民研究的局限。然而,跨国主义理论对方法论的民族主义的挑战并不是根本性的,究其原因,在于其生发的历史经验和认知角度,源于近现代加勒比海岸中的殖民扩张和现代国家建立,以及随后的全球化进程。在这个意义上,跨国主义除了是一种现象,也是与这种现象对应的特定的研究范式,其背后存在一套关于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的特殊预设。南海区域内的华人移民和商贸网络及其研究构成了探索和思考跨国主义研究的起点。然而,在民族—国家研究框架和跨国主义视角的局限下,这一区域内的华人移民和商贸网络研究早期在"文化"—"经济""本土化"—"中国化"的两极摇摆,晚近跨国主义对这双重矛盾的超越,亦并未构成根本性挑战。如果说华人移民研究能够对于跨国主义理论有所挑战和进益,尚需完成两项工作:探讨跨国过程与国家—社会之间相互构成的方式,以及对中国近现代进程中国家—社会关系及世界视野进行反思。

韩中建交后韩国华侨社会地位变化考察

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对在韩华侨人数变化的趋势、有关在韩华侨研究的概况进行了分析;从政府对华侨的关注及政策的改进、韩中民间经济贸易关系加速、韩国华侨扩大对外交流的努力、华侨学校的再兴等方面阐述了韩中建交后韩国华侨社会的变化;并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层面对韩国华侨地位加以评估。结论是,由于韩国政府对外国人政策的变化,中国人在韩国的影响力日趋显著;受教育、人才等因素的影响,在韩华侨在韩国的地位并无明显改善;随着新华侨影响幅度的加强,在韩华侨社会有很大的发展前景;韩国政府对于外国人的政策已有相应程度的改善,包容多种文化的政治态度应予以肯定。

华南抗战时期广东省银行与私营侨批业经营关系研究

华南抗战时期,广东省银行与具有竞争关系的私营侨批业曾走向合作经营。研究表明,战时环境是促成这一转变的诱因,互利互惠则是双方合作能够持续至抗战胜利的深层次原因。在此过程中,广东省银行依托自身的官方背景和地利优势为侨批业提供批路安保、转驳侨款、接济头寸等服务,侨批业则解决了该行在侨汇揽收和解付环节上的短板,并在经营管理方面提供了一些经验借鉴。双方合作卓有成效,为充实正面战场的军备物资、赢取日伪发动的华南经济战乃至抗战的最终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牟利是侨批业的本质属性,抗战时期与政府银行的合作妨碍其实现利益最大化。抗战胜利后,为寻求更大的汇兑利益,侨批业势必要挣脱广东省银行的控制而寻求自主经营,而战后彼此关系的调整又缺乏强有力的机制化保障,由此双方重新走向了竞争和争夺。

简析延吉市“旅韩新侨乡”的崛起——兼论朝鲜族新移民

新移民与新侨乡问题引起学界广泛的关注。关注少数民族新移民问题,以朝鲜族新移民为中心简析延吉市如何崛起成为旅韩新侨乡,主要讨论新侨乡产生的背景、新移民的发展历程、侨汇和海外收入的影响,最后,揭示延吉市侨乡文化的形成,指出作为跨境民族的朝鲜族对韩国的文化适应相对容易和韩国民族主义化的政策改革是新移民迅速发展而使延吉市崛起成为新侨乡的主要原因,还提出延吉市丰富了侨乡的类型。

介绍南洋:民国侨刊中的社会调查述略(1910-1920)

在1910至1920年间,华侨刊物中多见对于南洋地区的社会调查。这批社会调查出现在华商在南洋地区实力较弱,社会调查被视为商战之重要武器的背景下。侨刊社会调查的内容涉及南洋地区的自然环境、物产、经济情况与社会文化等方面。据社会调查观之,1910至1920年间的南洋社会优渥,物产丰富,椰树、糖、橡胶为当地的重要经济作物。其时,南洋地区的经济为欧美殖民者、日本人与华人控制。20世纪初的南洋经济仍是初级产品经济为主,主要出产粮食与热带经济作物,而煤炭等燃料与工业品则全赖进口。南洋地区社会文化多元,原住民与欧美殖民者矛盾不断,华人在南洋地区的拓殖史十分悠久。南洋社会调查呈现出实用性强,为商战服务的特征,其书写者多为侨商或曾在南洋居留的知识菁英。

侨乡文化民国建筑的保养修缮施工技术研究——以全国保存最完好且具一定规模的华侨建筑群“梅家大院”为例

为做好全国保存最完好且具一定规模的华侨建筑群——汀江圩梅家大院华侨近代建筑群的修缮工作,通过对外墙、山花、梁柱、阳台及门窗等外立面重要构成部位进行修缮及保养维护,消除了原有安全隐患,改善了汀江圩华侨建筑群结构安全性能,提升民国建筑历史风貌,重现中外建筑文化融合精华,其修缮施工技术具有借鉴意义。

从“印尼村”现象看华侨农场归难侨的文化再适应

"印尼村"是华侨农场的归难侨建立的带有印尼饮食、舞蹈、建筑等风情的聚集区,这些归难侨强调他们旅居在外的文化记忆,形成了侨居地文化在中国传统侨乡的集中展现。这种舍近求远的文化再适应,是国际移民大潮下人们经历社会变动和文化融合过程中衍生出的课题,归难侨们在回国后展现出的异域文化色彩,是文化多元和时代选择的结果,成为侨乡文化的一种特殊标签。

国家与网络之间:战前环南中国海地区华侨小微商号的经营策略

已有关于战前海外华商企业经营策略的研究,多遵循两个路径:一为关系与网络;一为国家。前者强调华商企业对华商网络的依赖,后者主张应重视民族国家对华商网络形成的制度约束,进而影响到华商企业经营策略上的抉择。从新加坡"白三春"茶行的经营策略来看,其较为成功地融合了"民族国家"与"华商网络"这两种被已有研究视为对立的社会资源。一方面,该茶行将自身经营行为与近代中国政治社会演变的主旋律相结合,以获得来自祖籍地及中国的助力;另一方面,藉着历史时期形成且发展至近代的华商网络,茶行灵活运用移居地区的本土资源,在采购与销售两端缓解20世纪以降各种跨国危机对其日常经营所带来的冲击。透过"白三春"茶行的经营实践,可进一步加深学界对二战以前海外小微华商企业经营策略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