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辞京、鸿地望与先秦齐鲁交通

今《合集》36567拼接有误,当依照董作宾、曾毅公之旧说重新调整。其中的"京"字旧隶定为"亳",似误。而卜辞所记商王行进地的先后顺序为商、京、鸿、彻。其中京地殆即山东平阴、肥城一带的京兹;鸿当读作"红",即《春秋经》昭公八年"蒐于红"之"红",在今山东泰安市东北;彻或在汶水与淄水的上游,也即山东原山附近。故商王行进的具体路线即是从今山东宁阳附近的鄣地出发,北上至京,进而东向到达泰安红地,又东北向至于彻,抵达淄水流域上游一带。此路线的钩稽,对商周齐鲁交通的研究或有裨益。

李鸿章致李瀚章家书二通释读

李鸿章写给兄长李瀚章的亲笔书信,通常每月有数封,信中将近期经手公务、交往人员、所闻朝野臣僚动态,或应对各事策略,以及子弟教育、家族事务等,无不坦诚直言,反映了他各个时期真实的思想动态和内心世界。可惜这类家书存世甚少。新披露的两封,正可见李鸿章在同光时期处理政务和家事的种种考量,尤其是在子弟教育方面的思想基调,对今天评判李鸿章教育思想仍有借鉴意义。

李鸿章佚函《复欧阳兆熊》钩沉——李鸿章出幕与赴沪的人事臂助

李鸿章亲笔信《复欧阳兆熊》不见于《李鸿章全集》,而欧、李往返通信都论及曾国藩选派统帅建军东征之事,欧阳兆熊"自诩其藻鉴之明",李鸿章则回以"谬膺艰巨"而"怨及良媒"。通过对佚函的考证,结合《曾国藩全集》、欧阳兆熊《榾柮谈屑》与《李鸿章全集》《胡林翼集》,可探知李鸿章离开曾幕与领军赴沪的人事臂助。

李鸿章翁同龢往来信札考释

故宫博物院藏有李鸿章致翁同龢信札5通,翁同龢致李鸿章信札1通。通信时间从同治十一年至光绪二十一年,内容主要涉及李、翁二人的人情往来,较少涉及公事。这些信札为研究李、翁二人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材料。

李鸿章与近代报业关系探析

晚清遭逢“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源自西方的商业报刊作为“变局”中涌现出的新生事物开始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而以李鸿章等为代表的军政重臣媒介素养如何,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报业的发展轨迹。李鸿章对商业报刊社会功能的认识是由肤浅而逐渐走向深入的;他在利用报纸报道辅助决策上,手段也由简单而日趋娴熟;同时他还善于笼络报纸和报人,并有意扶持和介入一些办报活动。李鸿章极高的媒介素养有助于他最终成为洋务运动最主要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制度、学术与政争:从乾隆博学鸿词科看雍、乾之际的文化与政治

从获得荐举资格、入京考试,再到中式或落选,乾隆元年博学鸿词科的征士们在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思想状态,蕴含着这些亲历者对该科的理解。从征士角度分析,乾隆元年博学鸿词科正处在制度史、学术史、政治史三个脉络的交叉点上,研究者借此可以窥见乾隆初期历史的诸多面相。选士与考试过程展示了地方与朝廷的互动,朝廷可以驱使地方,地方也反过来影响朝廷。考试经史的新变化引发了征士与朝廷之间有关“博学鸿词”的异议,反证了词章之学在乾隆初年的强势地位。试后舆论出现的“抑张扬鄂”趋势,又使博学鸿词科成为乾隆初年朝廷党争的战场之一。

北洋海军购置蚊船、铁甲船史实补正

蚊船以口岸防守为目标,铁甲船以大洋游击为目标。李鸿章自同治十三年底开始,对这两种舰船的海防价值已有清醒的认识。李鸿章最初选择以口岸防御为目标的蚊船,主要是购船经费难以筹措,这不代表他忽视铁甲船。李鸿章能从蚊船的口岸防御体系,转向以铁甲船为中心的大洋海军建设,在于他摆脱了海防专款收数有限的制约,积极向上"议请"购船经费。但这种"议请"需要海疆危机的刺激,并非海军建设的正常路径。

《左传》考释七则

学界对于《左传》文公十二年的"坐甲"、宣公十二年的"重获"、成公十五年的"敌利"、襄公八年的"无成"、襄公九年的"日知"、襄公二十四年的"搏人"、襄公二十六年的"淹恤"等七处词语和文意的解释,尚有商榷之余地,文章对此进行了重新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