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香港会议与中共中央对台革命工作部署的调整及其影响

台湾光复后,中共组建了中共中央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台革命工作。之后,台湾革命事业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存在党员数量过少、新老干部不够团结等问题。随着解放战争局势演进,为总结经验与教训,推进中国台湾地区革命发展,1948年夏中共中央上海局在香港地区召开了中国台湾地区干部工作会议(香港会议)。会议对台共的历史问题作了初步整理,起草了决议《关于台湾工作》,分析了台湾地区社会的特点,明确了中国台湾地区的革命任务,以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与党的建设为着力点推进中国台湾地区革命事业。香港会议后,中国台湾地区地下党调整了工作策略,在支部建设、武装工作、职工运动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省工委还根据实际需要对香港会议的部分决议作出修改,以农村地区为工作重心,重整了武装工作,更强调隐蔽潜伏的重要性。香港会议体现了中共中央对中国台湾地区革命的重视,对中国台湾地区革命事业的发展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占中运动”与“香港修例风波”比较分析

2014年的“占中运动”与2019年的“香港修例风波”,是自1997年香港回归后发生的两起规模较大的社会抗议运动。相同之处,两者都有大量的青年学生参与其中;反对派皆打着追求所谓“民主”的幌子,要求言论自由;背后都有境外势力暗藏其中;网络和媒体都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不同之处,“占中运动”和“香港修例风波”两者性质不一,前者尚处在香港特区政府与警方控制下的和平静坐示威,后者却是一次彻底的暴力运动;两者的民意支持不一,“占中运动”前期虽然有数万人静坐,可到后期人数锐减,而“香港修例风波”几乎波及整个中国香港社会的民众,随着时间推移人数未有大幅减少,后者民意支持度显然比“占中运动”要高。结论,需通过立法途径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反制体制机制。

中西部地区融入粤港澳大湾区谋发展的探索与实践

自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以来,与粤港澳大湾区近邻的中西部地区纷纷抢抓这一历史性机遇,积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以谋求自身发展与振兴。调查发现:战略领航,科学规划;优势互补,共谋发展;对标湾区,创新机制;搭建平台,互联互通等是中西部地区融入粤港澳大湾区谋发展并取得成功的主要经验。但中西部地区在融入的过程中尚存在视野相对狭窄、区域合作层次较低、市场一体化程度不高等问题。需要站在更广阔的视野,统筹谋划融入粤港澳大湾区;聚焦关键领域和合作重点方向,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分工与协作;推动中西部地区与粤港澳大湾区体制机制并轨,构建互联互通的格局;建立与粤港澳大湾区制度化、常态化的有效工作机制,促进形成紧密型合作机制。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面临的机遇、挑战及应对策略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一国两制”理论的新实践,也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发展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已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引领地。与此同时,由于粤港澳大湾区生产要素自由流动障碍难消除、城市之间行政壁垒难打破、社会内部软硬件结构性矛盾难调和等原因,大湾区建设过程中也面临着港澳政策地位虚化、各参与主体重视跨境整合而忽视城市整合,以及地方政府之间、官方与民间的连接中断或卡壳等问题。鉴于此,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一是要理顺大湾区发展目标及政策思路,以“湾区整体”思维谋划发展的同时,强调城市间错位发展的互补性、协同发展的互促性、开放发展的便捷性;二是促进大湾区城市深度合作和相关制度改革,拆除大湾区内部地方保护性行政壁垒,统一市场竞争规则和产品、行业标准,实现优势产业、创新企业的重新布局;三是构建央地制度化协商机制及官民常态化沟通平台,从顶层设计层面优化管理组织与沟通机制,并充分发挥民间组织服务社区居民的功能,以及支持半官方及民间大湾区交流机构、组织、平台搭建,使之成为政府与社会之间互动的桥梁。

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港口协调发展研究——以广州港和深圳港为例

为研究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港口的协调发展,文中基于2012-2020年指标数据,以广州港和深圳港为研究对象,建立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系统发展度模型、离差系数协调度模型和协调发展度模型,量化研究港口子系统协调发展对广州港和深圳港发展以及港口整体系统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广州港和深圳港的协调水平对于港口整体系统的发展影响不大,但对于港口各自的发展影响较大。文中为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港口的发展布局提供了参考。

城市中心区紧凑度量化评价与分析——广州珠江新城与香港中环对比研究

以广州珠江新城和香港中环为案例,从经济、高效、舒适三个维度,构建CBD紧凑度指标体系。通过指标比值法消除数据量纲并进行对比,结果显示香港中环经济性和高效性明显较高,二者舒适度基本持平。分析对比评价结果,得出影响CBD紧凑度的三个主要影响因素:历史文化、空间管控措施和空间形态设计,并研究这些影响因素对城市中心区紧凑度的作用机制。

高密度城市中心区的步行体系策略——以香港中环地区为例

香港中环地区步行体系呈层叠状和网络化,是长期以来城市演变进化和地区迅猛发展以及地形条件影响制约的共同结果。通过汲取中环地区步行体系的成败经验,提出高密度城市中心区的步行体系发展策略:建立层级化的步行体系网络结构,构筑高连通性的复合步行体系,提倡多功能的步行体系空间使用,合理设置和利用步行体系节点。这些策略对我国其他类似的高密度城市中心区建设经济、高效的步行体系将起到有效的借鉴作用。

“颜色革命”对大学生政治认同的负面影响及化解途径

由西方势力发动和主导的颜色革命,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可调和的产物,更不是为了摧毁旧式的国家机器,革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它只是假借革命之名,根本与革命无缘,与进步无缘,其本质是一次反革命的、反人类的新殖民主义扩张运动。香港"占中"是中国版的颜色革命,其对我国大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认同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可小觑,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并采取切实措施有效化解。

香港东区尤德夫人那打素医院消毒供应中心管理见闻

香港东区尤德夫人那打素医院(简称东区医院)为香港东联网的龙头医院。东区医院的消毒供应中心实行手-供一体化管理的模式,使供应室的无菌室真正成为手术室的后花园,手术器械包存放在供应室无菌室,每天定点配送器械包,三个班次的常规性交班制度,保证手术器械的正常供应;人性化的管理方式,多种措施保障员工自身健康,全面取消棉布材料,采用无纺布材料包装手术器械,避免棉絮纤维对人体的损害;严格的人员培训和上岗制度保证工作质量的同质化;完善的信息系统为质量放行保障护航;人性化的工作氛围,严谨的工作态度,给内地供应室护理管理者以启迪。

“先行先试”政策下深化粤港金融合作研究

在国家金融开放和金融安全的总体战略下,粤港两地充分利用《规划纲要》所授予广东关于建立"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的权限,以及CEPA在广东"先行先试"的制度安排,突破粤港金融业合作的制度、体制、机制障碍,扩大对香港金融业的开放,形成以香港为龙头、深圳、广州金融业错位发展的大珠三角金融中心圈,进而提升香港作为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地位,并加快推进广东金融业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香港中心供应室管理及其给我们的启示

从供应室的职能分工与人性化管理、建筑布局与工作流程以及消毒供应中心的大型设备的配置与管理等3个方面,从与内地比较的角度介绍了香港医院中心供应室管理模式。为提高内地医院的护理水平,建议建立统一的供应室管理体制,采用标准化的清洗消毒方法,专业人员管理医疗机构中的可重复使用的医疗器械。

如何审视“8·31决定”的若干法律问题

香港社会对"8·31决定"提出了诸多质疑,这与法制冲突中两地磨合的大环境以及香港政改争拗的小背景有关。审视这些意见,其中既存在法理误读,也包含政治抵触。就其法律性质而言,该决定毫无疑问具有法效力,香港任何机构没有审查的权力,全国人大也几乎不存在改变或撤销的现实可能。就其内容来看,该决定对特首普选框架进行规定符合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的结论,并不违反《基本法》和2004年"人大释法"。虽然"8·31决定"与部分人士的期望存在落差,但并未封死香港本地对政改的讨论空间。应该承认这份决定符合香港实际情况,兼顾了中央与香港两地以及香港内部各阶层的根本利益,在其框架内讨论特首普选问题,有利于香港民主制度的长远健康发展。

“一国两制”下中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全面监督权:概念、内涵与行使方式

“一国两制”下中央对香港特区高度自治权的运行享有全面监督权,这种全面监督权以中央与香港特区之间的授权与被授权关系为政治基础,以宪法与香港基本法规定的授权框架为法制基础,旨在实现“一国两制”方针的根本宗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中央全面监督权可以从越权性监督、程度性监督和不足性监督三个层面来理解,通过硬性与软性两种方式来行使。由于香港地区社会存在对“一国两制”下香港特区宪制秩序的“体制性不认同”,所以,中央需要更加注重使用软性监督方式,即通过国务院港澳办、香港中联办的发言人等机制,及时对香港社会出现的一些特定言论、行为以及一些新情况,提出批评、意见或者建议,阐释清楚中央对“一国两制”下香港特区宪制秩序的理解,从而逐渐消除香港社会的“体制性不认同”,为“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区的全面准确贯彻落实奠定坚实的认同基础。

内地与香港文化价值共识重构的实证分析——以香港国民教育科争议处置个案为例

香港目前最大社会问题是主权回归了十六年,但港人"归心"尚有待时日。例如,仅在2012年,香港发生包括反国民教育设置在内的系列社会运动,纵览这些社会运动,其价值观念上共同点莫过于体现为港人对特区自治的焦虑以及对己身国民身份认同的迷离。在参与观察和访谈之上,以国家和社会关系调和为出发点,认为基于学科教育的理性讨论胜于基于政治图谱的感性宣泄,内地与香港关系前景在于相互祛除"标签化"、还原历史与现实,从而共同找寻二者之间的文化价值共同点。

论中央对香港的宪制性管治权

香港特区某些人之所以长期鼓吹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区的管治权是类似英国女王那样的虚权、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区的管治权只有外交和国防两项、"港人治港"表明中央政府不能治港、香港特区拥有自己的"固有权力"和"剩余权力"等,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或故意抹杀中国的国家结构是单一制而非联邦制,不知道或故意抹杀香港特区是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一个地方政权,而非联邦制下联邦政府和成员单位共同拥有主权、各有一套宪法法律的关系。

香港基本法第22条的规范分析

香港基本法是一部面向实践、充满智慧与开放的规范体系。基于"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基本法条文兼顾了不同法律文化传统,构建大陆法与普通法对话的平台,为香港的繁荣稳定提供法律基础。随着社会变迁,基本法在实践中也面临一些新的问题与挑战,这是法律实施的正常现象,不宜夸大,更不能"政治化"。基本法第22条在实践中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需要我们从历史、规范与现实三个层面进行分析,准确把握其历史脉络与内涵,为规范的有效实施提供学理依据。

中部大城市居民港台旅游意象及其对旅游意愿的影响研究——以无港台旅游经历南昌市民为例

为了协助政府或企业对中部大城市港台游市场的预测、营销与管理,也为了验证人们对多个目的地旅游意象的差异是否导致他们对这些目的地旅游意愿的差异,文章以南昌市为例,分析、比较了中部大城市居民对港台两地的旅游意象和旅游意愿。对598位无港台旅游经历南昌市民的调查表明:香港的旅游意象优势多于台湾,就总体而言市民对香港的旅游意愿也显著强于台湾;市民对港台两地的旅游意愿和选择偏好均存在显著的群体分异。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香港的多数旅游意象优势、劣势因子显著影响市民在港台两地中偏好香港的概率。这就从潜在游客角度证实了目的地之间旅游意象差异与旅游意愿差异的因果联系。香港、台湾应重视对中部大城市旅游市场的开拓,但两地的具体策略应有所不同。

香港民主发展历程的回溯与展望

普选和民主进程是香港回归17年来在香港社会的主要政治议题。近几年来,为了争取实现所谓的"真普选",香港市民以及团体活动采取的行动越来越激烈,此次在香港发生的"占领中环"非法集会活动,把反对特区政府和《基本法》的行动推到了顶峰。纵观香港社会民主发展历程,就会发现香港社会中民主政治的问题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很多时候制度安排并非简单的对与错问题,而是有时代因素和政治因素的考虑,至少在香港问题上是如此。如今,在新的历史境遇面前,部分香港市民应该在"一国两制"的制度框架下,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理性地看待和推动香港社会的民主发展,共同谱写香港社会民主发展的新篇章。

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经济辐射影响因素的异质性分析

粤港澳大湾区在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加快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本文综合运用灰色关联模型和面板回归模型探讨了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经济辐射影响因素的异质性。研究表明:第一,相比信息通讯技术,交通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对粤港澳大湾区经济辐射强度具有更为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二,这些因素对经济辐射强度的影响因市而异。其中,交通基础设施对广州的经济辐射强度影响最大,人力资本对深圳的经济辐射强度影响最大,金融资本对香港的经济辐射强度影响最大。

前中区政府合署 香港现代建筑中一个从城市文脉出发的设计案例

位于香港岛中环的中区政府合署建造于20世纪50年代,由东座、中座和西座三栋建筑所组成,曾经是港英殖民地政府以及特区政府的行政中心。文章从城市文脉和单体建筑两个方面来分析研究该建筑群的设计特点,指出这是香港现代建筑中从城市文脉出发进行设计的一个典型案例。西座在这一建筑整体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或许也是三栋建筑中最具挑战性和最有意思的一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