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意识与方法意识——对洪子诚当代文学研究范式的一种解读

找到恰当的问题与选择合适的方法,是我们进入学术研究的必要门径。以当代文学史写作遭遇的问题为切入点,洪子诚先生从文本与历史出发,对20世纪80年代主流文学观念中一些不证自明的理论预设进行了一系列的质疑和追问,其学术研究中所贯注的问题意识和入思方式是对原有研究范式的一种突围,形成了富有个性化的学术建构。对当下的文艺研究有直接的借鉴意义。

批判意识与悲剧精神——重读洪子诚《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

《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建构在"作家精神"和"文学传统"的问题框架上,分别对80年代文学中"感伤姿态"、"寻根趋向"、"忏悔意识"、"超越渴望"等四种创作心态进行了细致的剖析,对于独立的作家精神和独立的文学传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重建的工作。洪子诚指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必定是一个痛苦的理想主义者,灵魂的骚动和精神探求的不安构成了他的精神结构,他需要有"永恒痛苦"的意识,强烈的批判意识和悲剧的精神品质。这样,中国文学传统的重建才真正有希望。洪子诚对作家建立独立精神的殷切期望,也体现了他所秉持的"启蒙主义"价值立场和"苦行僧"式的艺术取向。

“价值中立”与文学史书写——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方法论探析

洪子诚以价值中立的学术立场撰述中国当代文学史,出色运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挖掘了国家意识形态如何全方位渗透进文学活动的整个过程;同时又对这一思路背后的"解构"意识持保留态度,从而引发学界争议。不同学者因着相异的现实认知与研究动力,而对知识与权力、审美与意识形态诸关系产生彼此抵牾的理解与阐释方向。此一学案为衡估当代文学学界的学术诉求及限度,提供了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刘登翰的新诗研究

本文不仅是洪子诚先生对刘登翰先生新诗研究方面的评价,也是他们作为北京大学的同班同学,相识相知、互爱互重的一段长达半个世纪的情谊的记录。

从文学史文本看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不足——以洪子诚版《中国当代文学史》为例

洪子诚版《中国当代文学史》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教学的典范教程,其在治史实践中体现的优势与缺憾具有反照学科优劣所在的功能。透过洪本当代文学史可探知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存在涵盖面偏狭、经典缺失、学科内部存有分裂等不足之处。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及教学的思考

洪子诚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是当代文学史书写的标志性著作,受到学术界极高的赞誉,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发现仍存在一些不完备和值得补充的地方,比如关于"当代文学史"命名、关于"潜在写作"的定位和关于文本解读等,都有值得商榷和补充的必要。教师应该以"整体观"和文本细读作为学习的基础,兼容其他专著的优点和有代表性的论点,经过先"由厚到薄"再"从薄变厚"两个阶段,增加大学生学习的兴趣,培养他们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真正学好"当代文学史"这门专业基础课。

治史传统与当代经验——谢冕、洪子诚的文学史研究

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是当代文学研究重要的组成部分。近年来,关于当代文学史研究的话题又一次成为“显学”,特别是关于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的讨论。北京大学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的重镇,从1904年起至今,文学史研究的学术传统一直在延续。谢冕、洪子诚是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奠基者,他们相继编写了多部当代文学史的教材或专著,但其文学史书写风格却完全不同:一如大江东去气势夺人,以主体性见长;一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以客观性见长。他们的文学史写作,在继承北大文学史写作传统的同时,亦为治中国当代文学史构建和积累了重要的当代经验。

文学史书写视域下的朦胧诗经——以洪子诚四本文学史著作为中心

文学史作为朦胧诗研究重要场域,在其书写过程中对朦胧诗的经典化起到了重要作用。从朦胧诗文学史书写的缺席到文学谱系的建立,历史轮廓的勾勒和细节史实的阐述以及各种思潮文化影响下的流动,朦胧诗与文学史互为因果,共同参与和完成了其经典化的建构过程。

当代文学空间中的个人阅读——读洪子诚先生《我的阅读史》

洪子诚的《我的阅读史》采用了一种有别于宏大叙事,带有个人方式、角度的当代文学史叙述方式,具体来说,是将个人阅读史的感受、经验升华为研究当代文学的态度和方法。在此过程中,洪子诚的个人阅读史与当代文学史始终处于伴生和互证的发展状态之中。这种个体的阅读活动能够为全面认识历史的“化约”和“恢复”问题提供帮助。

《中国当代新诗史》新旧版本比较——以舒婷、顾城、北岛为例

《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大陆部分的写作，是洪子诚对《中国当代新诗史》的一次大调整。修订版对舒婷、顾城、北岛三位诗人的重写，集中体现了洪子诚新的文学史观．以及他对文学史的思考和矛盾。

“当代文学史”的余华书写——以洪子诚、陈思和为例

余华的富有争议性是"当代文学史"书写中的一个挑战。洪子诚和陈思和著的余华书写是两种代表性的"历史化"方式。从"一体化"到"多元化"的文学史观与从"共名"到"无名"的文学史观,是洪子诚与陈思和书写余华的最终依据。前者去繁就简和搁置个性的价值中立,非乐观、非进化论的价值倾向,体现为对余华一定的意义抑制;后者强力性文化阐释和个性化、学术化倾向,乐观的、进化论的价值取向,则体现出对余华过度的意义阐扬。二著的差异,表明了当代文学史难以对余华作文学史的还原。

隐却可见的叙述者——洪子诚《材料与注释》中的叙述策略

洪子诚教授的《材料与注释》中的"材料"翔实而特殊,"注释"丰富而缜密,"材料"的有机组合与"注释"的拓展评述相得益彰,形成了具有创新性和突破性的学术写作体式,其间包容着作者理性严谨的思辨意识、殷切真挚的人文情怀、谦逊而笃定的学术反思,充分体现了一位文学史家学识广博、踏实客观、开拓创新的学术品格,在学术研究上做出了"为人"与"为文"的双重表率。

历史视域下的文学史叙述——以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为例

"文学"与"历史"的问题,历来是文学史家无法回避的问题。在新历史主义批评家看来,历史是由一系列文字话语构成的,是"非本质"的,历史是被叙述的,"文学史"是文学史家关于历史的叙述。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主张"返回""历史情境",以"一体化"的叙史方式展现当代文学"史"的风貌,完成当代人对"历史"的想象。以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为例,从洪子诚的历史观出发,反观他的文学史写作,探讨历史视域下新历史主义理论与他的文学史实践的契合之处以及考察"历史"在洪子诚的史著中是如何被展开叙述的,从而促进我们对90年代这种新的文学史书写范式的认识。

“历史的情境不能这样简单地描述”——洪子诚的治史(中国当代文学史)方法探源

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阵营中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存在。文章从洪子诚的夫子自道"历史的情境不能这样简单地描述"来解读他的治史(中国当代文学史)方法,认为这是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等史著具有独特学术意义的根本原因。"历史的情境不能这样简单地描述"的治史观的形成,意味着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治进入了一个靠近学术的"知识学"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