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舆图与经验反思:20世纪80年代香港电影的跨文化扩散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香港电影盛极一时,在跨文化传播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近乎形成某种意义上的“全球性”电影。这一时期,中国香港电影在亚洲与欧美等地区的传播上均有突破,以“邵氏”“嘉禾”“新艺城”为代表的电影公司在既有传播格局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扩充,通过卖埠、合拍或参展等多种形式完成传播或行销任务,并以明星制与类型片成功实现了市场的巩固与拓展,涌现出如成龙、周润发、杨紫琼等世界级影星,亦创造出动作片、黑帮片、神怪片等颇具“港味”的电影类型。同时,中国香港电影自身强烈的大众属性、高效专业的录像带化以及影展影评的褒奖推介,共同促成了其海外影迷群体及迷影文化的生成,也建构起中国香港电影在各区域内部的传播结构与体系,不仅形成广泛的观影热潮,还体现出各区域电影对其经典段落的模仿或引用。此外,通过对中国香港电影跨文化传播进行总结与反思,应当肯定的是其在该时期获得的一系列足资借鉴的成果,即以浓郁的本土文化为支撑,通过多元电影类型的创新来避免路径依赖与市场疲劳;但亦应指出,未来的中国香港电影不宜为迎合外部市场而牺牲自我风格与技巧,而应当充分重视长期以来积累的制作传统,并在结合外部电影之优长的同时,灵活发扬自身制片优势,寻找与自身电影工业体系相匹配的生产模式。

中国香港保利春拍设色绢本工笔红楼画《晴雯撕扇》考辨

2016年4月3-5日中国香港的保利春季拍卖会上,一幅名为《暗香》的设色绢本工笔画被鉴定为“晚明春宫图”。然而,结合明清衣冠制度、清初画像史“行乐图”造像审美倾向进行深细讨论,发现此图的时代或非晚明,而是清代;此图内容也恐非春宫图,而是传世巨著《红楼梦》中的经典场景《晴雯撕扇》。这幅《晴雯撕扇》体现了对文本、《红楼梦》的熟稔,画技上在“数理”的层面吸收西方透视方法,又引入中国传统笔法以补西法之缺失。它作为一幅较为罕见的融会中西技法、富含文化底蕴的红楼绘画,具有重要的审美价值和超过普通晚明春宫图的文物价值。

理学视域下的民国《洪范》学及其淑世关怀——以张其淦、唐文治与马一浮为观察中心

民国时期,值政治社会剧烈转变之际,张其淦、唐文治与马一浮大量征引前代理学家说诠释《尚书·洪范》以发挥其政治思想,分别以礼范、公心、性理诠释皇极,辅以其他八畴所引理学思想,知三家实为“理学集解”式的《洪范》政治学。另从现实背景观之,知三家以理学诠释《洪范》各有其淑世关怀,即在同一个民国脉络下,张氏站在清遗民立场言治世当立于礼重人伦;唐氏目睹共和制之弊,呼吁为政当保公心;马氏身处日军侵华之时,故特言贵德复性,由此理解民国学人借理学经世的一股声音。

子思五行说的来源

子思创建的五行说,为儒家的修身、教化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子思五行说的主要来源有三:首先,原始的自然五行说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广泛流行,为子思五行说的形成提供了思维范式的借鉴;其次,孔子对《洪范》意义的阐释,从天道思想中寻求礼的支持的思路,开启了子思五行说的理论基础;最后,曾子的五行说把五种孝行与身体结合起来,直接促进了子思五行说的出现。梳理子思五行说的来源,有利于进一步彰显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早期儒家传承谱系。

论二十八宿古距度在先秦时期的应用及其意义

该文认为《洪范传》古度和夏侯灶墓圆盘古度是古距度系统中两种不同类型的古距度。在此基础上，运用计算实证的方法，证明了古历、秦历、《五星占》的行星观测使用的都是古距度，它的距星与传统距度的距星有巨大差别，提出只有在搞清古代天象观测使用何种距度和距星坐标的前提下，才能正确计算其观测年代的论点。揭示了古距度坐标系统在天文学史、历史年代学研究中的重要价值。

蔡元定对河图洛书的区分——兼论蔡氏父子的范数之学

蔡元定主张"河十洛九"、"河先洛后",与刘牧的"河九洛十"、"河洛同出"说相反。蔡元定强调河图与洛书的区分,与朱熹的"虚中为易、实中为范"说企图融合河图、洛书也不同。其目的是加强十数图与《周易》八卦的关联,九数图与《洪范》九畴的关联,进而将《洪范》纳入易学系统。其子蔡沈的《洪范皇极》以《周易》为象学,对应河图,以《洪范》为数学,对应洛书,正是这一目的的体现。这一区分是对刘牧河图、洛书说的发展,蔡氏父子由此构建了其范数之学。

《尚书·洪范》的道统观和王道思想

《洪范》总结了西周以前的治世理念和政治智慧,开启、影响了此后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精神。它既开儒家的道统观念之源,也初步确立了道统与治统之别,并试图以道统来统摄治统。这一思想高扬了道的至上性,消解了君权的神圣性,激励着后世儒家“弘道”“践道”的价值追求和独立思考的精神。同时,《洪范》所论“九畴”内涵丰富,各有侧重,关系密切,互为呼应,且诸畴因“皇极”之“建用”而汇聚、贯通为一体。借助“九畴”之说,《洪范》构建了一个寓意丰富、体系宏大的政治哲学体系,展现了先民深厚的生存智慧和深刻的治世理念。而在关于王道理想的构建中,《洪范》对于君道的阐释与发挥尤为令人深思:君极之立与否,实际上构成了其能否召唤、凝聚天下人心以及王道能否得立的关键性因素。

清华简《五纪》与《尚书·洪范》关系考述

《尚书·洪范》与清华简《五纪》在思想内容与文体形式上都极其相似,是具有传承关系的同质文献,但又存在明显的差异,具体表现为:“五纪”所指不完全相同;《尚书·洪范》中基于隐喻的“庶征”系统发展为《五纪》中基于“征验”的天地人神系统;《五纪》的叙事特征远比《尚书·洪范》显著,体现出更为强烈的“为故事以证其义”的文体风格。

《洪范》——专家治国的教科书

本文认为 ,夏商时代是我国历史上的专家治国时代。专家时代的产生是由于先民对自然的无知而造成的生存艰难 ,所以专家政治的要义在于如何带领人们认识自然 ,向自然学习 ,以取得生存所必要的生活资料。《洪范》就是专家时代治国方略的大纲和总结 。

论《洪范》之五事

《洪范》五事的内容不应晚于商代。它是我国上古时期有关人类自身体能智能的系统认识,是当时神学外衣下的具有理性意义的人类认识。

“五行灾异”之辩与图、数化——宋代《洪范》诠释特点述论

宋代是《洪范》诠释的全盛时期,见于著录的单篇诠释文献有38部,另有《尚书》(含《洪范》)诠释文献70余部。从内容及其诠释特点来看,可分为四大类:一是反汉儒"五行灾异"之说的著作;二是固守汉儒"五行灾异"说的著作;三是怀疑《洪范》,妄改经文的著作;四是把《洪范》图、数化的著作。"五行灾异"之辩及图、数化是这一时期《洪范》诠释的主要特点。

从《洪范传》看曾巩和王安石经学思想的异同

曾巩和王安石都尊经重道,注重把握经典的精神实质,提倡通经致用,二者的经学思想既有相同之点,也有不同之处。比较而言,曾巩是位纯正的儒家,他的经学思想是以教化为中心的,重在继承;王安石博采众长,他的经学思想是以变革为中心的,重在创新。

《五行》之“和”及其《尚书》学基础

《五行》有一个重要范畴"和","和"又有一个等值的范畴即"时"。二者关联的是,仁、义、礼、知(智)四种德之行跃升为"善",仁、义、礼、知、圣五种德之行跃升为"德",以及德行达到最高境界时的践行方式。"和"一般被解释为"和谐、协调",这种认知有悖于《五行》体系给出的界定,也背离了该范畴的历史渊源。《五行》之"和"乃取义于跟《洪范》"五行"中的五味关联甚深的"和羹"、"和五味",以及由此滋生的"和五声"等观念,意指参与其中的各元素的个别存在被超越而生成新的同一体,因此并无"和谐、协调"可言。《五行》"和"(或"时")深刻继承了《洪范》"五行"说蕴含的五味和的结构框架和模式。

洪范经筵的政治性思考——以大礼议后期“汪佃事件”为中心

汪佃因经筵讲读被贬斥,进而累及整个翰林院,这便是"大礼议"后期标志性事件——"汪佃事件"。考察这一事件,并与其后顾鼎臣讲读与汪佃相同文本《尚书·洪范》受到褒奖进行对比,从中发现《洪范》在"大礼议"事件中扮演着权力交接的标志性作用。在皇位合法性得到巩固以后,世宗进而转向实际性的权力诉求,即希望通过标志性仪式的方式从武宗旧臣处获得真正权力。但武宗旧臣仍抱持固有观点,对世宗的诉求采取不加理睬甚至抵制的态度,最终促使世宗下决心对武宗旧臣进行清洗,并通过召回顾鼎臣等先朝旧臣重新讲读《尚书·洪范》经筵,来确认权力交接的合法性。可以说,"汪佃事件"的顺利解决,代表着"大礼议"过程中王朝新、旧权力交接的正式完成。杨廷和为首的武宗旧臣离开政治舞台,世宗通过选拔新臣和召回老臣的方式,正式建立了新王朝的权威。

广东雷州“红毛番岭”地名考

以地名为据来考察地方区域文化是基于一种人类文化学的理念:地名之来源往往与当地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密不可分。不同的历史环境,人们对所在区域的认知与命名自然存在着不同的特点,地名自然必有其鲜明的历史特征。从人类学视野的角度,将雷州半岛某处地名作为考察对象,有助于认识本区域某段历史。"红毛番岭"地名考察表明,明清时期雷州半岛曾与欧洲发生通航往来的历史,反映在地方文化上,区域内存在多处带有欧洲色彩的地名。"番"字地名特征深刻地反映了这段历史交往特征。

试论李鸿章的用人理念

李鸿章尊重人才,爱护人才,用其所长,略其所短,受到众多人才的衷心拥护,形成了可观的凝聚力,使他能够镇压太平军、捻军,组建海军,办理晚清一系列新政,官至大学士。但是,他因为爱护人才,又常常连他们的缺点、错误也予以包庇,以致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久而久之,使所部纪律荡然无存,终于导致了失败,又使他自食其严重后果。

司马迁开明思想略议——以《洪范》、“天人三策”为背景

同样是阐释治国之道,《洪范》与"天人三策"至少在如何认识天人关系与天子权力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以此为背景观照司马迁,可知他在把握这些重大问题时的认识实乃倾向于前者而不是后者,显示了他与董仲舒等汉儒迥然有异的思想旨趣。《洪范》是一部闪烁着民主光芒的宪法,《史记》则是一部思想开明的史学巨著,它们对古代思想史的卓越贡献理应引起当代学人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借鉴。

胡瑗《洪范口义》版本源流略考

《洪范口义》是宋初思想家胡瑗的代表作。在《洪范口义》的流传过程中,先后出现了《洪范解》(一卷本)、《洪范口义》(一卷本)、《永乐大典》本和四库本《洪范口义》(两卷本)。《洪范口义》成书时只有一卷,或名为《洪范解》。至明代《洪范口义》被收入《永乐大典》,《永乐大典》的编者将胡瑗注释与《洪范》经文对应。清代四库馆臣将《洪范口义》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分为两卷,收录于《四库全书》,这就是流传至今日的《洪范口义》(两卷本)。

《宋微子世家》发微

司马迁极为重视《洪范》的文献价值和治国理念,并且匠心独运地谋篇布局,在《宋微子世家》中全文载录,以彰显微子、箕子、比干殷之三仁。《洪范》是西周开国制定的大法,讨论它产生的年代,不能离开西周建国这个历史背景。《洪范》经儒化后成为集权专制理论,战国时代产生的阴阳五行与专制集权理论层累到《洪范》上,不能反过来以此证明《洪范》是战国时代的产物。

《少奶奶的扇子》与中国话剧的诞生

"五四"前后,随着新文学革命先驱对传统旧剧的批判和新剧的提倡,戏剧革新的努力和探索不断推动着中国现代戏剧的孕育。洪深在总结前期《华伦夫人之职业》和《赵阎王》演出失败的教训后,选择王尔德的戏剧《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改译为戏剧《少奶奶的扇子》,并将现代戏剧的导演和组织方式运用到后者的排演中,在中国戏剧舞台取得了巨大成功。《少奶奶的扇子》的成功演出也标志着中国具有了完整的现代戏剧的艺术形态,宣告了话剧的正式诞生,是中国现代戏剧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