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神话传说在导游讲解中的应用

导游是旅游审美过程中的引领者,能否将神话传说灵活应用于导游讲解中将影响游客的满意度,也关系到导游的整个讲解是否有特色与成功。文章分析了导游应用神话传说讲解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并探讨导游讲解过程中如何有效应用神话传说以及提出了有关导游应用神话传说评价指标与方法。

军事哨楼 游宴场所城市地标--黄鹤楼历史文化意蕴探寻

位于武汉武昌蛇山西端黄鹄矶头的黄鹤楼,始建于三国吴黄武二年(223),从位于城西南角瞭望守戍的军事哨楼,到与城垣分离、成为独立的观景建筑而成雄奇壮美的游览楼阁,其旅游功能不断强化,围绕其历史与传说,其周边衍生出许多相关景点,将斯楼所涵摄的空间不断延伸扩充,又将文本传统外在化与形象化。自宋代始,黄鹤楼不仅承担旅游胜地的功能,也是官方的接待处和临时的官署,明清时期更是地方文化复兴重要的一部分,还展示了国家危难时期仁人志士的热血与豪情、抗争与信念。在绵延上千年的时间里,黄鹤楼屡毁屡建,一直在长江边发挥着重要的"点景"和"观景"作用,自唐代起(除南宋为南楼代替过一段时间外)就是江城的一个标志,以其高大的形体气势勾勒出城市的轮廓线。黄鹤楼之所以能成为江城的标志,除了得益于它独特的地理位置、自身固有的气质——瑰丽堂皇和形制工艺、民间力量和国家力量的支持外,更与植根于道家道教的传说、千百年来文人墨客、迁客骚人的文化活动存在更密切关系。

农业社会的神圣叙事与宗教祭祀——读曹书杰的《后稷传说与后稷文化》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认为中国古代神话凌乱不成系统,是神话的历史化导致了神话的衰亡。《后稷传说与后稷文化》一书和近些年的本土神话个案研究表明,这一套用西方理论得出的结论,并不符合中国的历史事实。《后稷传说与后稷文化》对稷祀形成演变的梳理,不仅表明神灵的神圣叙事总是伴随着神圣的宗教祭典,而且表明中国古代一直存在着一个有别于道教佛教的强大的政治宗教体系和鲜活的民间信仰系统。《后稷传说与后稷文化》对后稷的传说形态、文化形态及其学术层面的演变、发展过程等,第一次做了比较全面、完整的梳理辨析,也是第一次对稷祀文化做了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考察,是对后稷起源传说研究的学术大总结,为我们提供了学术史上的详细资料,为上古神话传说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较为成功的范例。

从龙母传说看西江文化

龙母文化是西江古民俗文化核心部分。本文阐述了龙母文化及其历史背景,并对西江乃至整个岭南地区发生了巨大的文化福射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秦始皇帝陵总体营造与中国古代文明——天人合一整体观

秦始皇帝陵秦人自名丽山,仿效昆仑传说,封土埋没了空前绝后的"地天通",地下地面及其上各类埋藏、建构建筑,多与天象对应。地宫、"地天通"、封土及其主人,就这样"常居"天地之中。丽山总体营造的主导思想,系以比类取象为核心的天人相应或天人合一整体观。"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巧意卓立,品物毕图;雕琢性情,隐以藏用。

“坚韧”的修辞学阐释——《许三观卖血记》之修辞解读

《许三观卖血记》是余华小说创作的巅峰之作,就这篇小说而言,它在小说修辞学方面的成就已经达到了非凡的高度,并因此形成了完全属于余华个人特点的叙事风格:简洁而有力,其表现就是对重复、对白等修辞的成功运用,而这些修辞又无一不和小说的主题——“坚韧”相连。

蒙古族树始祖型族源传说起源探讨

以古代阿尔泰语系民族树生人神话传统与蒙古族树始祖型族源传说的联系为切入点,并把蒙古族树始祖型族源传说置于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与文学传统中进行探源,指出蒙古族树始祖型族源传说脱胎于古代阿尔泰语系民族树生人神话,与早期原始先民树木信仰有着密切联系,其思想根源为万物有灵论思想。蒙古族树始祖型族源传说传承的动机在于重建当代社会与神话传承的联系,利用象征——民族神话、图腾物来神化本氏族的起源,在其发展历程中,既保留原有文化传统,又大量吸收和借鉴北方草原民族神话元素,给自己增添了文化内涵和时代韵律,为族源传说的传承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对古代阿尔泰语系民族树生人神话或文化的传承与保留以及重建蒙古族族源历史记忆方面发挥了历史性作用。

生态学视野下中国创世神话的精神内涵

现代文明使人类获得物质上的最大满足,但精神上却出现危机,从生态学的视野分析中国创世神话所包蕴的精神内涵,让人类真正恢复自然天性和本真状态,走出精神危机,实现精神生态、社会生态和自然生态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大连风物传说的儒学内涵

大连风物传说作为一笔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着仁爱、义勇、忠信、和谐等儒家文化内涵,映衬了风物传说的某种儒学化倾向,更反映了非物质文化与儒学之间挥之不去的连带关系。

甘肃省清水县黄帝传说的文化功能

甘肃省清水县流传着丰富的黄帝传说,从文本表象去看,它们呈现出类型化特征,即大致可以分为出生传说、生活传说、科技传说,而从社会学、心理学的视角去分析时,我们发现这些传说有着较为多元的文化功能,不仅培植了民众的文化自豪感,也引导着乡土文化价值体系的生成,同时,还以感性的方式表达着民间的斑斓诗学。

叶公其人与叶公传说的传承

叶公形象基于白公之乱而产生,继而传播到楚地和中原地区。作为传说舞台的叶地有许多关于叶公的古迹。对叶人来说,叶公是"社稷之臣"和"亲民善民之人"。他们对叶公的共同认识与共同记忆代代相传直至今日。作为传说人物的叶公是由历史事件、特定空间以及特定人群的共同认识而建构起来的,这些因素对叶公传说的形成与继承具有重要作用。

从唐传奇看科举制度下的文人心态

科举制度诞生于隋朝,至唐代体制逐渐完备。从此,文人与科举之间就产生了"剪不断、理还乱"的情丝。唐传奇作品多取材现实生活,涉及爱情、历史、政治、豪侠、梦幻诸方面,全方位地展现了唐代的社会生活。本文拟通过唐传奇作品来探讨唐代科举制度影响下的文人心态。

明代肃州卫“张天师镇鼠”传说的历史解读

"张天师镇鼠"是明代万历年间成书的《肃镇华夷志》所记载的一则传说故事。本文通过对"张天师镇鼠"传说的深入解读,结合文献材料,揭示明代中后期肃州卫自然灾害频发、民众长期缺粮的历史情境。

大唐开放气象的民间口传镜像--唐代胡人识宝传说谫论

唐代大量出现的胡人识宝传说,是第一次大规模出现的中国民间对外国人事直接接触后产生的口头叙述。从中国文化对外开放的历史和中外文化交流的角度考察唐代胡人识宝传说,可以获得重要而独特的历史信息和文化价值。胡人识宝传说按照宝物的性质、来源可以分五大类别,它们是宝物神话向宝物传说变身的重要标志,也是唐代开放气象和强健精神的现实写照,开启了一种独特的传说类型的形成、传承和传播的历史。考古发现的唐代遗宝与传说宝物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传说发生的现实原因和口头文学的特殊取向。唐代胡人识宝传说具有丰富的历史信息和珍贵的文化价值,是中国文学对大唐时代万邦来朝、外商云集、胡人遍地现实的想象性解释,但也隐藏着开放中断和未及深化的遗憾乃至我们民族性格和社会结构上的先天不足。

越南开国传说与中国历史文化渊源

公元10世纪中叶之前,今天的越南中北部地区隶属于中国中原政府所直接管辖的范围。公元968年,越南立国,之后仍然与中国封建王朝保持着长期的宗藩关系。中越两国之间的关系可谓源远流长。其开国传说即包含着浓厚的中国文化元素。鸿庞氏传说和安阳王的传说无不打上了深深的中国文化的烙印。

对“恶女谤比丘”类型故事的源与流的初步考察——以《警世通言·陈可常端阳仙化》为中心

冯梦龙《警世通言》第七卷《陈可常端阳仙化》讲述一位僧人与郡王府歌女通奸因而获罪之事,只是私通为虚,歌女诬陷才是真,僧人得证清白后便圆寂了。同类型的故事散见于世界各地,例如天主教圣人传说集中的"圣玛丽娜的故事""伟大的玛卡略斯",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奉教人之死》和日本佛教人物传说"白隐禅师与卖花姑娘"。这类故事可以被称作"恶女谤比丘"类型,其起源最早可追溯至《佛说兴起行经》第八卷的"恶女旃沙谤佛陀"故事,通过对以上几则故事的成文年代和相互关联的考察,可以将《陈可常端阳仙化》的写定年代推论至宋末元初,并勾勒出"恶女谤比丘"类型故事的流传路线图之片隅。

唐代言情传奇中女性形象与传统文化制约下的男性情爱心理

唐代言情传奇是中国古代短篇小说中的一朵奇葩 ,作品中塑造的许多女性形象非常有特点。中国的文学创作一直是以男性作家为主。在唐代言情传奇中女性形象的塑造上充分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男性本位的传统文化思想 ,折射出传统文化制约下的男性情爱心理。

回到故事讲述传统:民间传说类非遗项目的确认与界定

就民间传说类非遗项目的确认与界定而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三重名录列入体系与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张力:前者提供的例证虽寥寥无几,但重在故事讲述过程的代际传承;后者已积累了丰富案例,然而其清单呈现方式却体现出潜在的“作品化”导向。为确保非遗项目的存续力,国家层面的非遗保护工作可以通过《非遗公约》建立的国际合作机制汲取经验和教训,并将“过程性”保护置于首位,以进一步促进国际承认和国际理解。由此,以保护口头传统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功能为基线行动,将故事讲述传统的当代实践确立为民间文学散体讲述类非遗项目的保护重心,将有助于提高各利益相关方和社会公众对非遗保护及其重要性的认识。

壮族民间故事《妈勒访天边》的文化解读——兼与廖明君先生商榷

廖明君以神话学视角与世俗功利观念解读壮族民间创作《妈勒访天边》,认为“访天边”是访有“生殖与丰饶”意义的太阳;孕妇访天边,是原始先民认为孕妇“有生殖与丰饶”的文化功能,“有与太阳相呼应的文化意义。”把故事释读成了人类向太阳祈祷的巫术仪式的象征。《妈勒访天边》是故事,研究重点应放在所表现的理性意识上;也不能以世俗眼光看待文学。该故事反映了壮族人民认识世界的愿望,及壮族人民理性的觉醒和科学意识的萌芽。

文化接触视野下的解释性传说——黔境孔明风物传说探考

在诸葛亮南征从未到过的贵州境内,流传着与其相关的地名、器物、风俗、人物等四大类解释性传说。本文认为这些传说的来源是汉族移民文化的传播,民族间文化交流,封建文人和民间附会等方式文化接触的结果;提出文化接触是这类传说生产的前提,外来文化的本土化是这类传说存在的基础,历史真实性与时空变异性的结合是这类传说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