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先舒的《南曲正韵》和曲韵论

《南曲正韵》是一部南曲专用韵谱。由于毛先舒认为四声韵系是语音之“正音”,而《洪武正韵》是四声韵系的韵谱,因此,他将《洪武正韵》作为设置韵部和收列韵字的主要依据,《南曲正韵》的二十二个韵部便是据《洪武正韵》设置的。他认为,曲韵的“正音”不能以地域来确定,应根据语音本身的自然规律来确定,若是以地域而定“正音”,那东、西、南、北,皆是土音,不是“正音”,只有融合了各地的土音,在此基础上制定的韵,才是“正音”。由于南曲采用了四声韵系为标准语音,故南曲不同于北曲,四声齐备,有入声字。南曲的入派三声,是南曲自身演唱作腔的需要,以与缠绵婉转的旋律相合。

论明代洪武朝“抄札”则例的演变

明代对重犯家口及家财进行抄没的行为称为“抄札”。自汉景帝至元顺帝以来,对这一惩处的称谓都相对固定,也就是刑罚体系中的“籍没”。明太祖在“遵唐旧”的大背景下却单单在此特立独行,显然有其深层次的原因。将“抄札”在明代洪武朝的演变与朱元璋人物特性及当时政局相关联,不难发现“抄札”之所以能替代“籍没”,甚至成为明代的一项则例,不仅由于朱元璋深受元朝统治者在江南地区大行籍没的影响,想要以此展现其对权力的掌控;更是在于他“治乱世刑不得不重”的深切思虑。“抄札”随着明代政治环境的变迁而不断演变,“抄札”细则的增补、“抄札”则例的定型、差人前去“抄札”的变更等各项内容的动态调整,处处体现着朱元璋在国家治理中“明刑弼教”和整顿吏治的初心,以及明代法治与人治的有机结合。

明洪武朝沙州史新探

自洪武五年战争结束后,明朝在河西走廊的实际控制范围仅仅维持在凉州一线。此时,明朝西北经略的重点在祁连山山脉以南,以安定卫为代表的地区。当安定卫被朵儿只巴攻破之后,明朝才逐渐转向以河西走廊为重点。此时的沙州仍然扮演了北元与青藏高原、云南联络的关键点角色。洪武十六年之后,沙州地方势力与明朝的关系开始改善,沙州多次派出使臣入明。基于洪武朝早期沙州的表现,明朝对其政治动向始终心怀疑虑。沙州的地理位置和长期边缘化特征,导致它很难引起中原王朝更大的兴趣,也不会成为日后经营边疆的重点。

明初小黄册实施决策主体的逻辑推定

明洪武初年实施的小黄册制度,是洪武十四年在全国推行赋役黄册的试点和基础,但由于传世典籍记载极其缺乏,近年新发现的古籍纸背文书又均为基层文献,有关小黄册实施决策的主体这一问题迄今无人触及。通过梳理明初湖州府、处州府、徽州府、嘉兴府、苏州府、温州府和绍兴府等七个地区推行小黄册的资料和考证明初陈灌在主持宁国府户帖制度试点的起讫时间,可以推知小黄册制度的决策主体不可能是地方政府,一定是作为中央政府的明初朝廷,一定是大明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朱元璋。

“乱宫之变”:洪武宫闱与胡蓝党案关系抉微

在马皇后去世后的三年丧期中,洪武朝的后宫发生了多起“乱宫”事件,经过多年的追索,大批妃嫔宫人、勋贵及其子弟被杀。所谓“入乱宫禁”,实际上是明太祖对后宫与外朝交结的夸大认知。仔细考察相关史料发现,许多乱宫事件的参与者,是胡、蓝党案中的“罪犯”,由此掀开了明初勋贵之家与皇室、宫廷与政治的复杂关系。研究“乱宫之变”,不仅能揭开明太祖时期宫廷的神秘面纱,也可为深入探究明朝皇室婚姻制度的转变以及洪武朝胡、蓝党案提供新的视角。

安徽金寨红天麻、红乌天麻高效液相色谱法指纹图谱与化学成分比较

目的建立安徽金寨红天麻与红乌天麻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指纹图谱,结合相似度分析、含量测定、聚类分析和主成分分析,比较22批红乌天麻与13批红天麻质量。方法本研究起止时间为2020年12月至2021年6月,采用HPLC测定天麻指纹图谱;以天麻素、对羟基苯甲醇、巴利森苷、巴利森苷B、巴利森苷C和巴利森苷E的含量为指标,采用中药色谱指纹图谱相似度评价系统(2012版)和SPSS 23.0对其进行指纹图谱分析、聚类分析及主成分分析。结果红天麻与红乌天麻的指纹图谱差异显著,其中红天麻有14个共有峰,红乌天麻有16个共有峰;以巴利森苷为参照,两种天麻共确定13个共有峰,指认了天麻素、对羟基苯甲醇、巴利森苷、巴利森苷B、巴利森苷C、巴利森苷E共6个成分;红天麻和红乌天麻与各自对照指纹图谱的相似度均大于0.9,红天麻和红乌天麻两品种间相似度为0.781。两种天麻中天麻素、巴利森苷、巴利森苷B和巴利森苷C含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且红天麻含量高于红乌天麻;当欧式距离取为25时,35批药材分为两类,除S27以外的红天麻和红乌天麻中S6、S7、S18、S19聚为一类,剩下的天麻聚为一类。主成分分析结果与聚类分析类似,大部分红天麻得分靠前,前13批次中有9批为红天麻。结论建立的指纹图谱和含量测定方法分离度好、准确度高,可用于金寨天麻的品质评价。6个主成分分析中,红天麻有4个成分含量高于红乌天麻。

洪武时期天长县的移民与制度

有旧谱为依据的天长县各族谱,在始迁祖的迁入时间、迁入地点、迁出地点、户帖制度、军屯制度、迁移制度等各方面,均可与《明太祖实录》《明史》与其他明代文献及地方志中记载的移民史实与制度相互印证。这样在一些官修文献完全漏载的地区,利用族谱等民间文献进行明代移民史与制度史的研究,就是一条可行的途径。

明洪武宝钞修复及卷帘镶装帧研究

最小干预原则——指导古籍文献修复工作的重要原则之一,是指将修复面积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天坛藏明洪武宝钞的修复秉承这一原则:以加固纸张为首要目的,使用薄三桠皮纸修补,在保留宝钞原貌的基础上,更增强了破损状态的可识别性。根据宝钞双面有字的特点,收藏装具采用纸板挖镶、嵌入的方式对宝钞予以保护。正面覆盖透光度较高的三桠皮纸作为纸帘,可向上掀起便于展示。这种装帧形式被命名为卷帘镶,能同时满足收藏与展览的双重需要。修复与装具制作方法具有用浆水量少、粘接面积小的特点,有利于未来的再处理,其保护理念可为单叶纸质文献的保存提供参考。

明洪武时期凤阳农政考

凤阳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故里。元末,随着朱元璋等淮西军事政治集团的崛起,凤阳地区的政治地位也日渐重要。在洪武一朝,明太祖在凤阳派驻重臣,经营屯田,免除税粮,发展生产,一定程度地扭转了元末以来两淮地区的凋敝残破局面,有利于地方社会经济的复苏与发展,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造成明中叶以后凤地人口大量逃亡,田园荒废。凤阳农业的兴衰嬗递,人口的繁衍迁移,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明代社会变迁的投影与折射。

洪武《平阳志》作者考

洪武《平阳志》是现存最早的山西方志刻本,有着较高的文献价值。该志被发现时已是残书,全书并无编纂者信息。《山西地方志综录》《山西文献总目提要》中认为洪武《平阳志》作者是张昌。经考证,明洪武年间平阳府至少修有两部府志,一为现存洪武《平阳志》,另一部为张昌所修《平阳郡图志》,且张昌《平阳郡图志》成书于洪武《平阳志》之后。洪武《平阳志》作者不是张昌,应为序中所载之“二贤守”。

明中都建废与洪武朝初期的政治生态

明凤阳中都的建立在中国古代都城建造史上具有特殊意义。明中都城经历选址以“求升崇”、规建以“显正统”到罢建以“横权势”三个阶段,其建废反映了明洪武朝初期政治风向的变化,从朱元璋与淮西集团关系演进上看:中都在明洪武朝的昙花一现,既决定于明洪武朝初期朱元璋追求帝位和国朝的正统性、维护中央权威、平衡君臣权势的主观变化,也与淮西集团追求培养地缘权势、维持朝堂利益有关,而朱元璋与淮西集团关系的调整,则营造了明初政治生态。

《永乐大典目录》韵字“空位、涂黑”现象

《永乐大典》二万二千余卷宏篇,仅八百一十三卷存世,幸有《永乐大典目录》保存其完整韵字体系。该目录出自道光年间刊刻的《连筠簃丛书》,另有清抄本含《永乐大典目录》六十卷、《永乐大典韵总歌括》一卷、《永乐大典韵总》四卷,可补《连筠簃丛书》中《永乐大典韵总歌括》及《韵总》之阙。借此对《永乐大典目录》中韵字出现的“空位”“涂黑”现象逐一分析,究其本貌,推其原因,以完善《永乐大典》韵字体系。

景德镇明代洪武瓷的化学组成研究

明代洪武时期,景德镇开始设立御窑烧造宫廷用瓷,因此,对这批洪武瓷的研究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采用能量色散X荧光分析方法对景德镇和南京出土的数件洪武瓷样品作胎釉成分无损测试。结果表明,明洪武不同品种瓷器采用的釉料不同;官窑洪武青花瓷和蓝釉瓷的色料采用了低锰高铁特征的钴料;洪武瓷胎料使用了二元配方。

明与北元对峙格局中的洪武朝之东胜卫变迁

明朝建立后,元朝退居漠北,史称北元。东胜地区处于明与北元斗争的前沿,洪武四年,明朝先于此地初建东胜卫,洪武五年以后内迁大同,洪武二十五年复于原地增置。这一过程反映了明与北元复杂的斗争形势。洪武后期,东胜卫的存在大幅度北移了明朝的边防线,是明与北元实力此长彼消的最终产物。因此,从14世纪末到15世纪初的东胜卫变迁是明朝根据不断变化的客观形势对边防体系做出的合理调整。这一点对于全面理解明初北边边防格局的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选秀民间与联姻畎亩:洪武朝宫廷政治史之一面

洪武朝早期,选秀民间与联姻畎亩含义并不等同。选秀民间最初所选女子虽也有后妃储备之意,但更主要是作为女官存在。其后女官与后妃职能分离,选秀民间便单纯是后妃预备而施行。不过,因洪武初确立的联姻勋旧政策的存在,选秀民间在洪武时期并不会被轻易施行,其每一次实施都与内外廷政治发展密切相连。从选秀民间与联姻畎亩二者含义的融合过程,可窥视出洪武朝宫廷政治史发展的整体线索。

洪武初年甘肃地缘政治与明朝西北疆界政策——由冯胜“弃地”事件引发的思考

洪武五年“岭北之役”中，冯胜彻底放弃了包括宁夏在内的甘肃行省广大地域，其原因是“惧回鹘之兵”，即惧怕当时势力正盛的东察合台汗国的东进。但北元和东察合台汗国皆受困于其他地区的军事行动，未趁机进取甘肃，而以甘肃为战略版图中的“边缘地带”。这就给明朝重新收复甘肃提供了时间与机会。但明朝在甘肃的经略也止于沙州与哈密，原因是明朝作为建立在东南部的政权，同样将甘肃地区作为“边缘地带”，满足于收复元朝旧疆。冯胜放弃甘肃的主观原因是他对甘肃中唐以来“北方民族化”的社会文化面貌觉得隔膜。明初西北疆界格局与洪武初年明朝、北元、东察合台汗国三方政权在甘肃地区形成的地缘政治格局密切相关。

重塑皇权：洪武时期的冕制规划

冕服礼制并非只是空洞的繁文缛节,在议定过程与具体内容之中,皇权政治的某些观念得到了隐秘的表达。作为明帝国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冕服礼制在当时受到了朱元璋集团的高度重视,规划从洪武元年开始,至二十四年已成定制。明代冕服礼制折射出君臣之间的悬隔与"家天下"的皇权观念,其程度之深,似史无前例。明代皇权观念的变化,除一定程度上受元代的影响之外,朱元璋的个人意志也非常重要,此外,儒士期待"圣君"重建理想社会秩序的激情亦强化了绝对皇权的观念,这些在洪武时代君臣议定冕制的过程中都有所反映。

重谈洪武时期的倭患

洪武时期以日本为基地的倭寇侵扰中国边境事件连续发生,对明朝国家安全和东部及东南从辽东到广东沿海漫长数千里区域民生造成严重威胁。这种威胁自元朝已经开始,不是由于明朝"禁海"而招致倭寇,而是倭寇持续侵扰而致明朝强化沿海地区武备与管理。洪武初期积极与日本南朝交涉,以求通过建立朝贡关系,形成中日和平、倭寇止息的稳定格局。但明朝在了解日本南北两政权皆在权臣控制下的局面以及交涉本身受挫后,转为消极外交,积极防御。在充分考虑洪武时期倭寇所造成的国家安全威胁及积极外交遭受挫折的背景下,可以看到洪武时期的所谓"海禁",是从属于其防御倭寇军事举措的政令,并非立意封闭国家海岸线,也不是为了禁绝对外贸易。洪武时期对外贸易仍以多种方式在多个方向发生,当时民间海外贸易也并未遭政府绝对禁止。洪武时期的御倭、对日外交努力皆理路清晰。

朱元璋的“中原”观及其对汉语的影响

为显示其统治中国的合理性以及为择地建都寻找理据,并为恢复汉人的礼乐文物制度正名,朱元璋在立国前后对"中原"概念进行了新的阐释,从而对《洪武正韵》的命运乃至整个明朝的汉语官话产生了重大影响。《洪武正韵》与《明太祖集》诗歌分韵的一致性表明,《洪武正韵》中的所谓"中原雅音"实际上是朱元璋的家乡口音,其本人从"建业(南京)非中土"到"江左(南京)乃道里之均"的观念转变,使以南京音为代表的江淮方言成为官话基础,以致丽末鲜初的朝鲜使臣与通事们的汉语集体失效,只有移民自江左地区的偰长寿一人的汉语为朱元璋所称道,偰长寿因此成为朝鲜初期司译院汉学发展的顶梁柱;也正因如此,《洪武正韵》成为摆设,明朝文人赋诗仍然依从基于江左之音的"沈韵"。

洪武时期高丽、李朝与明朝关系探析

明洪武初年,为了防止北元与高丽联手,明太祖朱元璋积极与高丽王朝交往,而高丽王朝面对北元与明朝两大势力一时尚未作出选择,时而对北元、明朝采取双边外交,时而弃明投元,致使两国关系十分紧张。李成桂改国号李氏朝鲜后,两国关系仍没有得到根本改善。直到明成祖朱棣即位,明朝与李朝的关系才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