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初年祀典厘正论初探

明初制定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祀典体系在永乐以后逐渐变化。抵弘治初年,一批士大夫针对祭祀体系中积聚已深的佛、道、杂神崇拜等因素,要求废弃不符合明初祀典精神的祭祀对象、汰除渎礼、清理祭祀方式和人员。其批评的现象主要是各种渗透于国家祀典的非儒家信仰活动,批评的行为主体则是皇帝为核心的贵族。孝宗对士大夫厘正祀典的呼吁略示赞同,但并未认真采纳。尽管如此,弘治时期国家祭祀活动,仍是明中叶最接近洪武旧制精神的。明中期关于祭祀体系的这场争论,反映士大夫政治与皇权政治,儒家信仰与佛、道以及杂神崇拜等观念的深刻冲突,此为明代政治文化的一个内在特征。

北魏《申洪之墓铭》及几个相关问题

本文着重就北魏《申洪之墓铭》的出土和拓本的流布情况,墓主申洪之的身世和官职,铭文后记所印证的北魏平城时期离散部落和计口授田的史实和北魏平城时期土地流转情况作了论述。透过铭文书迹"一铭三体"的现象,就其所涵文化信息,诸如北魏平城时期铭刻书体的面目和各种不同书体的运用情况,申洪之铭文书迹及平城百年书法的基本评价等作了以小见大的分析和阐述。

成弘时期外来进贡使臣与中国社会——以《皇明条法事类纂》为中心的考察

一直以来,学术界对明代朝贡贸易多有关注,但其中大多是从中外交通史角度来认识这一问题,而少有通过外来进贡使臣在中国的活动来认识中国社会内部结构及其变迁的成果。明代中叶法律文书汇编——《皇明条法事类纂》对成弘时期外来进贡使臣在中国的生活有诸多记载,通过对明成弘时期外来进贡使臣在中国的生活情况的考察可以看出,时至成弘时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外来进贡使臣频频来到中国进行所谓的"朝贡贸易";在中国境内生活期间,与中国社会展开了充分地互动,表明整个明王朝正进行着一次深刻的社会转型。

科举制度与明代诗文的式微

有明一代诗文式微,科举制度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其一,士人进士及第前绝少涉猎诗文;其二,科举制度下文士写诗作文颇为尴尬;其三,时文流弊浸及诗文写作。当然,这主要就成化、弘治以后的情形而言。成化、弘治以前,情况稍好些,因为明代科举行文程式有一个发展过程,其对诗文影响应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

明弘治时期的藩王赏赐与国家财政

明弘治时期对藩王赏赐数量之大,是前几朝所罕见的。赏赐的内容大体上有土地、盐引、课钞、之国费用及王府修建费用等。这些活动导致了国家财政收入被大量侵夺。针对藩王赏赐产生的财政问题,明廷想出一些办法和措施给予补救,但从整体上看,这些措施收效不大,藩王赏赐的后果已是积重难返。因此,弘治时期是明代国家财政状况恶化的重要转折点。藩王赏赐活动带来的一系列严重问题尤其是财政问题,是国家隐患和社会危机的重要标志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弘治中兴"的说法实际上很难成立。

明代弘治时期治水研究

明代永乐帝迁都北京后,京师给养大部分依靠京杭大运河供给。但是黄河恰好流经大运河中段,并且时常决口,冲毁运道,因此明廷在治水方面耗费了大量精力。弘治时期正好处于明代中期,这一时期出现了白昂、刘大夏两位治水名臣,他们都在黄陵岗地段有所建树。其中刘大夏筑断黄陵岗,使北流黄河断绝,在治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论白沙心学从异端到正统——从龟山从祀和弘治科场案说起

明成化、弘治年间,白沙心学兴起,以新的学术方法和观念迅速传播,其从异端而为正统,以两大事件为标志。一是龟山从祀。宋儒龟山先生杨时因与蔡京有关系,后世不得从祀孔庙;明天顺八年(1464)陈献章于春阳台悟道创立白沙心学,成化二年(1466)被太学祭酒邢让称学比龟山,是为"真儒复出",此后陈献章声名渐起;弘治四年(1491),南京国子监祭酒谢铎奏事,要求以学如杨时者为太学师、杨时从祀孔庙以正典祀;弘治八年(1495),龟山得从祀孔庙。杨时地位的确立标志着白沙心学被社会正统所认可。二是弘治科场案。弘治十二年(1499),主考官程敏政受白沙心学影响而提倡陆(心)学,因试题的心学倾向,遭到朝野反对势力围攻,虽然事件使程敏政致仕,但白沙再传弟子伦文叙得中状元,科场案使白沙心学更加深入人心。

弘治《兴化府志》编撰特点及其史料价值

弘治《兴化府志》是今莆田地区现存的最早一部志书,成书于弘治十六年(1503年),由周瑛和黄仲昭修撰,共五十四卷。该志史料价值十分丰富,是研究明代兴化地区科举文化、人口赋税以及农田水利重要的地方文献。

《后山诗注》版本考述

宋代四川名士任渊所注《后山诗注》是北宋江西诗派诗人陈师道诗歌一个较好的注本,自宋代成书以来,宋、元、明、清等朝代的不同地区,乃至海外均刊刻过此书。由于《后山诗注》在刊印时间上具有一定连贯性,该书现存版本也比较丰富,包括刻本、活字本、石印本以及整理本等在内共有十余种。诸刻本在刊刻时间和刊刻内容上也有着一定的先后顺序以及源流、递传关系。弘治刻本是该书流传历史上一个比较重要的版本,针对该版本的现有研究中尚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

明代弘治年间“军职”违法乱纪与立法应对——基于《皇明弘治三年条例》的考察

"条例"是明代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现藏台北傅斯年图书馆的《皇明弘治三年条例》计50条,其中有20条涉及军事且其题名明确出现"军职"者有7条。对这些条例进行考察,可以发现,明代弘治年间卫所中所一级军官即军职,存在侵盗预备仓粮、奸淫同僚妻女、包揽钱粮、上直不到等各种违法乱纪之举;对此,朝廷及时立法应对,主要由各部院臣工在参照以前律、例的基础上,结合案情而题准出台各种作为"权宜之法"的事例予以惩处。这种立法,虽能适时裁决军职违法乱纪行为,为以后判决类似案件提供法律遵循,但它对军职的惩处总体倾向于"从轻",为军职违法乱纪现象进一步加深埋下了诱因,值得治军者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