禽簋铭文与鲁国初封——兼说“兆”之异体

禽簋铭文中的“■”应隶定为“■”,释为“■”,该字亦见于周原甲骨文,与“■”“■”等同为表示“兆”动词形态的后起形声字。禽簋铭文记载的禽在东征之前“祝”的行为符合器主“禽”大祝的职业身份。“■”与鲁侯尊铭文中的“■”实为一字之异体,为系联两器提供了线索,禽簋铭文器主“禽”即鲁侯尊铭文之鲁侯,亦即初代鲁侯伯禽。禽簋铭文与鲁国初封直接关联,更与《尚书·多方》《史记·鲁世家》等文献系联,则可探索鲁国初封之年等信息。

刘裕北伐后秦考

北伐后秦是刘裕完成其代晋事业采取的对外措施之一。从刘裕来说,要代晋,必须有足够的功勋。后秦收留反对刘裕的政敌,企图干涉东晋事务给刘裕以借口。后秦在姚兴死后陷入权力的争夺中,政局混乱,在刘裕的打击下很快灭亡了。至此,刘裕基本完成了代晋的准备工作。

里耶秦简“捕羽”的消费主题

里耶秦简所见"捕鸟"、"捕羽"、"捕鸟及羽"简文,提供了可以反映秦时生态条件以及以猎捕禽鸟为形式的社会生产活动的重要信息。"买羽"、"买白翰羽"、"卖白翰羽"简文,说明鸟羽的消费需求以及"羽"进入市场的情形。除了制作"翭"以供应军国之用外,以鸟羽作装饰材料体现楚地传统风习,亦曾影响中原社会生活的情形更应当受到关注。在统一的秦帝国的赋役体系中,也许"羽赋"的征收,最重要的消费主题是用以满足追求富丽秀华的装饰需求。

刘宝才教授的先秦思想文化研究

刘宝才教授先秦思想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学术渊源主要是“侯外庐学派”,也吸收了王国维、徐中舒等学术研究范式和方法。他的先秦思想文化研究突出在炎黄文化研究方面;他对儒家经典《周易》《论语》《大学》《中庸》都做过专门研究,对儒学更新发展有考辨;对先秦诸子从宏观和微观视角研究和阐发,认为诸子各派学说都有价值,对道、法、名、阴阳家都有专论。先秦思想史研究是刘宝才教授在传承发展侯外庐学派、追随张岂之先生不断深化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工作,先后参与《中国思想史》《中国思想学术史》等先秦卷的撰写和主编,对先秦思想史有系统梳理,形成了与时俱进、正本清源的学术观点。

再论秦汉的都乡

秦汉都乡既非城中之乡,也非城郊之乡,其地理范围包括城市及以外的广大地区,行政范围亦兼有城市内外。汉时,县及以上各级治所所在的乡皆为都乡。县内新设离乡常以都乡为中心用方位字命名,然而各离乡在地理上并非都围绕于都乡。因战时都乡农业人口易随城市受损,战后农业人口恢复不及离乡,故两汉初期皆无列侯食邑于都乡。且为避免治所城市周边的农业人口被抽空,都乡无法以其全部户口用于分封,导致东汉都乡可食邑户数长期普遍少于离乡。

上古中东与中国文化三说

关于华夏文明是如何诞生的问题,仍处于一团亟待探明的"迷雾"之中,至今仍未能得出公认的结论。上古中东与中国这两个相距甚远的人类文明中心,却总是不可思议般的向我们展示着它们之间的种种"默契"。这里试以后稷的身世传说、上古中东与中国的嫡长子继承制、中国与古埃及的宰相为基点,扼要论述它们在这两大人类文明中心间的流变脉络,以管窥上古中东和华夏文明间的"默契"。

论刘裕

刘裕是南朝刘宋的开国皇帝。他自称是汉楚元王刘交的第21世孙,至东晋时家境已经破落,曾以卖履为业,年长后参加北府兵,任中下级军官。他胸怀大志,在东晋末年政治腐败、政局混乱、桓玄篡晋的形势下,与刘毅等27人同谋起兵讨桓玄。在平定桓玄之后,又镇压了孙恩、卢循之乱,北伐消灭南燕,再灭谯纵收复四川。在诛除异己之后,刘裕进军长安灭掉后秦,将东晋势力范围扩展到关中、黄河流域,直至最后篡晋建宋。刘裕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不仅功勋卓著,而且关心民瘼,注意发展生产,兴办教育,他的生活俭朴,也是一般帝王难以比拟的。当然刘裕也有残酷的一面,但这并不是刘裕的主要方面。用历史主义观点评价刘裕,他是一位有勇有谋、有作为的开国皇帝,对祖国局部统一作了贡献,他所建立的刘宋政权也成为南朝时期各政权中最强大、兴盛的一个。

秦“伦侯”爵考

"伦侯"之爵称,始见于《史记》所载始皇二十八年琅琊刻石题名中,而其他所有记载二十等爵制的文献中均不见"伦侯"这一爵名。古今史家对"伦侯"之爵级及其有无封邑等一些列问题,莫衷一是。根据对"伦侯"与关内侯的比较及二十等爵制的发展,可认为秦二十等爵制中有侯爵三等,"伦侯"位处列侯之下、关内侯之上,爵列第十九级,有封邑。而二十等爵制本身的发展就是摒弃公士以下之三等爵,增加大良造以上之三等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