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财富与城镇居民家庭储蓄——基于住房政策改革的实证分析

21世纪以来,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房价快速增长,住房财富成为家庭财富中最主要的部分之一,是家庭储蓄的重要影响因素。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如何降低家庭储蓄,进而增进家庭消费,已成为学界和政府关注的重大课题。2006年起,政府陆续颁布了一系列住房政策,面积小于或等于90平方米住房的首付比例及税负大幅下降,造成住房价值增长率在90平方米左右出现间断。本文利用住房政策冲击造成的不连续性设计断点回归,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探究了住房财富对城镇居民家庭储蓄的影响。研究发现,意外的住房财富增加显著提高了居民的家庭总储蓄,这一影响在中年群体、背负债务的群体以及工作不稳定的群体中更加显著。因此,政府在进行住房政策改革的时候要密切关注政策对不同群体产生的影响。本文的实证发现对于扩大国内需求,培育更多经济增长动力源,实现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农村女性家庭决策赋权对家庭财富的影响研究

女性家庭决策赋权是“她”力量崛起、家庭决策模式不断变化背景下影响家庭财富配置与积累的重要因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构建线性回归模型和Tobit模型实证分析女性家庭决策赋权对农村家庭财富积累与增值的影响。研究表明:妇女在家庭决策上的赋权行为对于农村家庭财富积累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机制分析显示,女性做主的决策模式会对家庭收入、家庭固定资产和家庭金融资产产生明显的负向影响,女性家庭决策水平对非财产类债务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异质性分析显示,高龄女性对家庭决策的决断力会更大程度上阻碍农村家庭财富的积累与增值,女性家庭决策赋权对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家庭更为不利。因此提出提高乡村女性的人力资本质量、加大金融支农力度等对策建议。

住房财富对儿童抑郁症状的影响:财富效应的中介机制

目的:探究家庭住房财富对儿童抑郁症状的代际影响。方法: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面板数据,通过混合截面线性回归模型、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家庭住房财富对儿童子女抑郁症状的影响,并使用逐步回归、Bootstrap方法探究财富效应在其中的中介机制。结果:家庭住房财富的增多能够缓解儿童的抑郁症状(β=-0.351,P<0.001),同时,住房财富也会通过增加家庭享受型消费支出(β=0.231,P<0.001)而缓解儿童抑郁症状(β=-0.333,P<0.001)。Bootstrap结果显示住房财富影响儿童抑郁症状的直接效应为-0.588(P<0.001),享受型消费支出的间接效应为-0.091(P<0.001)。结论:住房财富对儿童抑郁症状存在缓解作用,财富效应在其中起到中介效应。学校和社区应着重关注低住房财富家庭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为其子女制定相应的健康干预措施。

住房资产多重属性对家庭消费的异质性影响分析

中国家庭住房自有率达90%,住房资产是中国家庭资产的主要形式,房价上涨,家庭财富增值,但住房资产对家庭消费的拉动作用非常小,只存在轻微的“资产效应”。住房资产有消费、投资、抵押等多重属性,住房资产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在无房、一套房与多套房家庭之间具有显著异质性。无房家庭“为购房而储蓄”抑制了消费;一套房家庭住房表现为消费属性,变现可能性低,表现为未兑现的财富,对消费的影响非常有限;多套房家庭住房投资属性强,其对消费影响显著高于一套房家庭。房价上涨并不能刺激我国消费,而提升居民收入水平是根本途径,在住房进入存量市场时代,应引导居民合理配置资产,稳定房地产市场,满足不同层次的家庭需要,推动金融市场创新,释放居民消费潜力。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家庭财富积累的影响——基于微观家庭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年、2015年、2017年以及2019年的调查问卷数据发现,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迅速发展对居民家庭财富积累正在产生深刻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通过促进家庭创业、提高家庭金融投资效率两条路径,推动居民家庭财富积累,而且财富规模越大的家庭,使用数字普惠金融产生的财富积累效应越大。为彰显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居民家庭财富积累的积极作用,应进一步完善落后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字基础设施的均衡发展;进一步挖掘金融机构的数字金融业务潜力,缓解居民家庭创业的融资约束,增加中低收入人群的要素收入与经营性收入;提升居民金融素养,增强居民使用数字普惠金融的能力,寻找多种方式提高城乡居民家庭的收入,以减小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财富积累可能产生的“马太效应”和“精英俘获效应”。

金融能力研究进展

金融能力对保障家庭财务安全及增进其金融福祉具有重要意义。早期研究关注金融素养,而金融能力是在金融素养基础上的理论拓展。金融能力强调从知识向行为的转化过程,并将外部金融环境纳入理论分析框架,极大地推进了居民金融行为与金融福祉的相关研究。已有研究围绕金融能力的概念模型、测度框架、影响因素,以及金融能力与家庭福利等问题展开。本文旨在系统梳理金融能力的研究成果,厘清从金融素养到金融能力的理论拓展逻辑,并结合我国国情与国内研究现状提出金融能力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重点。

金融知识对家庭线上消费的影响——基于CHFS数据的经验证据

消费需求不足是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促进线上消费有利于释放我国内需潜力,从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能。基于此,借助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采用Tobit模型实证研究了金融知识对家庭线上消费支出的影响及其实现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知识水平的提高可以显著增加家庭的线上消费支出,采用工具变量法克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金融知识对家庭线上消费支出的促进作用在农村家庭和低收入家庭样本中表现得更为明显;金融知识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家庭使用移动支付、增加了家庭的金融可得性、促进了家庭财富积累,从而提高了家庭的线上消费支出。

投资顾问和互联网使用对家庭财富的影响路径——基于共同富裕视角的实证研究

随着我国居民家庭投资理财意识的觉醒、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和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机构化、专业化、数字化的多元大类资产配置日益成为居民投资理财的主流。借助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研究中心2017年发布的覆盖全国40011个家庭的数据,将股市参与和互联网使用纳入投资顾问对家庭财富的影响路径,验证投资顾问对家庭财富影响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中介效应、调节效应、有调节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投资顾问对家庭财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在农村、中西部地区及中低收入家庭更加明显;股市参与在投资顾问和家庭财富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互联网使用正向调节股市参与对家庭财富的影响以及股市参与在投资顾问和家庭财富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移动支付、股市参与和家庭财富——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基于流动性约束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依据CHFS2017发布的微观数据,将股市参与和投资顾问纳入移动支付对家庭财富的影响路径之中。结果表明:移动支付对家庭财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股市参与在移动支付和家庭财富之间存在着部分中介效应;投资顾问不仅正向调节股市参与对家庭财富的影响,而且正向调节股市参与在移动支付和家庭财富关系中的中介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移动支付对城镇家庭、东部和中部地区家庭以及创业家庭的财富积累正向影响更大。用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

住房价格波动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分析

将城镇居民家庭分为拥有至少两套住房的家庭(代表性家庭1)、只有一套住房的家庭(代表性家庭2)和没有住房的租房家庭(代表性家庭3)3类,微观经济模型分析表明:住房价格上涨会拉动代表性家庭1和代表性家庭2的消费增长;当代表性家庭3有购买住房意愿和计划时,住房价格上涨对其消费具有挤出效应;当代表性家庭3没有购买住房意愿和计划时,其消费随着住房价格的上升而增加;住房价格上涨影响居民消费的程度与家庭当前消费水平、住房价格、居住面积、消费习惯、对待风险的态度和利率等因素有关.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住房价格上涨对代表性家庭1、代表性家庭2和代表性家庭3这3类家庭的消费均具有促进作用;从影响程度来看,对无房城镇家庭的影响程度最大,对仅有一套住房城镇家庭的影响程度最小;从地域来看,房价上涨对东部地区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高于中西部地区.

什么导致了中国城镇家庭的消费不平等

以消费不平等作为反映经济不平等的重要指标,本文系统研究了中国城镇家庭消费不平等的成因。采用中国跨省区城镇家庭调查数据,基于再中心化影响函数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城镇家庭的收入与净资产的不平等是导致其消费不平等的重要原因。此外,户主的性别、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宗教信仰以及家庭人口结构等因素也对城镇家庭消费不平等有着不同程度的显著影响。

居民资产、财富效应与我国城镇居民消费

现代消费理论认为财富是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并且各种财富形式对消费水平影响不同。对我国居民资产财富效应的实证研究表明,股票资产在长期对居民消费有负向影响,财富效应微弱,而房产财富对居民消费的正向效应比较明显,刺激消费作用较强。当前财富效应的产生与我国股市发展不稳定及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特性相关,而个人可支配收入和储蓄仍是影响我国居民消费支出的主要因素。

住房及房价波动对家庭消费影响的再估计——基于条件分位数回归方法

基于CHFS2011数据,运用条件分位数回归方法分别估计了住房及房价对家庭居住性消费和非居住性消费的影响,发现对于有房家庭,房价上涨通过财富效应刺激了家庭的居住性消费和非居住消费,而对于无房家庭,房价上涨通过替代效应减少了家庭消费。具体地讲,在整个消费分布上,房价上涨对家庭居住性消费的正向影响随分位数的不断增加呈"U"型,而房价上涨对非居住性消费的正向影响随分位数的不断增加呈逐渐递减趋势。家庭收入、家庭人口、户主受教育水平及城乡分布等变量都是家庭居住性消费和非居住性消费的显著影响因素。

中国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的国际地位差异

总量GDP、人均GDP、总量财富和人均财富是用来认识和确定中国经济的国际比较位置的四个维度。以2011年轮国际比较项目(ICP)报告的购买力平价为货币转换系数,测算了世界主要国家的以美元计价的上述四个变量,从国家维和时间维两个角度来评价中国经济的国际比较位置。研究表明:中国2014年GDP已达到了17.6万亿美元,为美国GDP的101.1%,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但是,中国的人均GDP水平、人均消费水平、居民财富和人均财富水平仍然较低,分别排在90名外、120名外、第3名和60名外,仅是美国的21%、10.1%、30.8%和7.4%,中国居民的金融财富要远远小于美日。从时间维来看,中国2013年的人均GDP水平与美国1941年的相当,中国的人均GDP水平直到21世纪中叶才有可能达到美日等发达国家现在的水平。中国处在经济第一大国与人均水平低下(特别是人均居民消费水平更低)的一种经济状态,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因此,"稳增长"是中国经济当前的首要任务,而"惠民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以改变当前这种矛盾状态。

“学区房”溢价持续扩大的原因与对策研究——来自北京市的经验分析

在当前义务教育资源供给趋向公平、地区及学校间教育差距有所缩小的背景下,我国"学区房"溢价却呈愈演愈烈之势,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以北京市义务教育资源分布最具代表性的区县为例,在考察"学区房"溢价水平变化趋势的基础上,将义务教育资源竞争程度、家庭财富不平等程度和经济增长等作为内生变量,构建联立方程进行经验检验,结果表明:家庭财富不平等程度和义务教育资源竞争程度对"学区房"溢价水平变化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且前者的相关性要显著高于后者,家庭财富不平等的加剧是近年来我国"学区房"溢价水平扩大的主要原因。因此,治理"学区房"问题不仅要均衡区域间义务教育资源的供给,更要有效遏制家庭财富不平等的加剧。

数字金融、家庭财富与共同富裕

文章使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金融对家庭财富积累、财富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的影响后,数字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家庭财富积累,经过使用多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该结论依然成立。(2)创业和配置风险金融资产是数字金融影响家庭财富的重要渠道。(3)财富规模越小的家庭,使用数字金融产生的创富作用越大,并且老年人、低教育程度、低收入水平、农业户口群体家庭和农村居民家庭使用数字金融能够产生更大的创富作用。总的来说,财富是富裕的题中之义,数字金融能够在提升家庭财富总体水平的基础上缓解财富不平等,从而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文章的研究发现为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政策参考依据。

家庭资产负债的决定因素:基于多变量Tobit方程系统方法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家庭金融的研究在学术界获得了广泛重视;近20年来,我国家庭部门的金融状况也已发生急剧变化。本文利用CHFS2015的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考虑家庭总资产、总负债和净资产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运用多变量Tobit方程系统方法,联合估计了家庭资产负债的决定因素。主要研究发现有:家庭净资产的年龄分布不符合生命周期理论预期的倒U型结构。年轻家庭、高学历高收入家庭都有显著高的负债,特别是持久收入越高,家庭负债也越高,这表明我国家庭负债的主要目的不是平滑消费,而是具有很强的投机或投资目的。风险偏好高、自谋职业家庭都会有更高的总负债,并拥有更多的家庭总资产和家庭净资产;自谋职业家庭的净资产是其他家庭的1. 56倍;但我国多数家庭的风险态度很保守,自谋职业家庭的比例也较低。住房状况是家庭负债的显著决定因素,多套房家庭比一套房家庭有显著高的总负债,无房家庭的家庭总负债显著低,但90%的家庭已经拥有住房。

家庭收入结构与财富分布:基于中国居民家庭微观调查的实证分析

现阶段对家庭收入结构的研究主要关注财产性收入的水平和占比,这一指标体现了家庭对资本市场的利用程度。通过对中国居民家庭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我们发现,财富较高的家庭拥有的狭义和广义财产性收入都显著地高于财富较低的家庭,并且这种正向影响在财产性收入较高的家庭更大。这一结论表明财富较高的家庭更能够地从资本市场上获利,这可能是财富分布日益集中的原因之一。政府应该通过合理的措施鼓励低财富的家庭更好地利用市场获得财产性收入,改善家庭收入结构,促进经济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