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七月派”研究中的若干基础界定的商兑

目前七月派的研究中,还有许多基础性的界定问题存在着较大的模糊和分歧,这直接影响了七月派研究的深入与突破。笔者主张:七月派的流派存在时间不应为1937年到1949年的“十二年”,而应该认定为约半个世纪较为合适;以七月派刊物为代表的七月派的政治格调,也并非等同于单纯政治上的宣传或者文学上的主观主义,它实质上是七月派成员真诚的生活态度和艺术态度的自然展现;此外,七月派成员的判定,也应该采取相对宽松的尺度,如对待艾青等可以采取重叠的态度,对于舒芜,则应尽可能尊重历史的真实予以确认。

话语伦理学的一次文学实践——以胡风事件为例

胡风事件的发生距今已有半个世纪,但回想起来仍令人震惊不已。与过去相比,今日的文学环境显然有很大的改善,但前些日子的韩(寒)白(烨)之争仍让笔者心存不安,中国人的非理性由来已久,由此可见一斑。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先进文化的理念不断涌入,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理性和话语伦理学的理论便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工具。

胡乔木与胡风案

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和对胡风的政治清算有一个渐次升级的过程。其中,在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中,胡乔木起了重要作用。1945年10月,胡乔木随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后逗留重庆,借批《论主观》来清除胡风文艺思想的影响;1948年香港的《大众文艺丛刊》对胡风发起的公开批评,也得到了胡乔木的支持;新中国成立头两年,胡乔木多次奉命找胡风谈话,试图解决其思想问题,他还借舒芜发表自我检讨文章的契机,组织过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人民日报》转发了舒芜的自我检讨文章,胡乔木亲自加按语,第一次正式公开提到"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事实上为后面的文艺批判定了基调;1954年之后的对胡风大批判过程中,胡风写给舒芜的私信被披露直接导致了胡风问题升级为"反党反革命"问题。这件事与胡乔木建议写胡风的宗派主义的文章有间接关系。但是,对于把胡风及与胡风问题有牵连的人定性为"胡风反党集团",胡乔木是不赞成的,并在毛泽东面前替胡风作过申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