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文学批评研究断想

要深化胡风文学批评的研究,应当进一步开阔视野,搞好实证性研究,同时要平心静气精心研读胡风的批评著作;要抓住关键方面作为突破口,进行深入的探讨。也应当努力吸收新的学科理论,将其运用到胡风文学批评研究中来。

文艺与政治的撞击(下)

改革开放之后,对于"胡风反革命小集团"案的冤案性质,大家比较容易取得共识。但由于某种习惯性思维作怪,有些人总觉得胡风的文艺思想与主流意识不合,因而还是错误的。但是,判断一种思想的正误,不应以另一种思想作为标准来衡量,而应该用实践来加以检验。几十年来文艺实践检验的结果,证明当时所谓的主流文艺思想是不利于文艺发展的,而胡风的文艺理论倒比较符合文艺规律。他坚持着鲁迅文学道路,发扬着五四文化精神,对中国新文学起着推动作用。后来的作家们针对现实情况所提出的种种文艺理论观点,大都是胡风理论的再版和发挥,这也可见胡风理论的现实意义。由此文艺实践出发,需要重新评价胡风的文艺思想。

“统一战线”政策与胡风的错位理解——重读“胡风三十万言书”

"三十万言书"作为胡风文艺思想的重要体现,曾三次以不同的方式公开发表,但涉及复杂人事关系的第三部分,迟至1999年才正式公布。其背后,涉及的仍旧是复杂的人事关系。建国前和建国初期,文艺战线上实行的是"统一战线"政策,但胡风并不觉得自己是中共的统战对象,而是以批判者的姿态,对中共文艺领域的现象进行消极抵抗,并为自己不公平的遭遇提出异议。50年代文艺界的复杂性,这种举动恰好给反胡风提供了契机。论文以重读"三十万言书"为目的,主要清理胡风对"统一战线"的错位理解问题。

“宁愿和山岩般的命运相撞击”——读《胡风三十万言书》

面对文艺界的种种批判与指责,为了全面阐释其文艺思想,胡风撰写了《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在对于林默涵、何其芳等人对他批判的反驳中,进一步陈述了自己的文艺思想,今天读来,该报告仍然具有诸多闪光之处。

浅议假借造字兼及“三书说”

文章通过对假借的分析，将其分为假借行为和假借造字两种情况，指出前者为用字法，后者为造字法，并校正了以往“三书说”对假借分析的不足，赋予“三书说”以新的含义。

在个人与“乌托邦”之间——以胡风为例论知识分子的悖论处境

胡风及其事件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精神现象。他将审美和政治纳入主体实践机制,在战士还是诗人的困境中,营造着个人的"政治乌托邦"期盼。而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不同理解以及方法论的分野,使胡风对主流话语的追随和再阐释犹如隔岸的呐喊,成为政治对知识分子的一个巨大反讽。胡风独特的文艺和政治观,以及他的人格追求和文化选择,与历史现场相互辉映,彰显了知识分子在复杂语境下与时代共处的文道之争和两难处境。

胡乔木与胡风案

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和对胡风的政治清算有一个渐次升级的过程。其中,在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中,胡乔木起了重要作用。1945年10月,胡乔木随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后逗留重庆,借批《论主观》来清除胡风文艺思想的影响;1948年香港的《大众文艺丛刊》对胡风发起的公开批评,也得到了胡乔木的支持;新中国成立头两年,胡乔木多次奉命找胡风谈话,试图解决其思想问题,他还借舒芜发表自我检讨文章的契机,组织过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人民日报》转发了舒芜的自我检讨文章,胡乔木亲自加按语,第一次正式公开提到"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事实上为后面的文艺批判定了基调;1954年之后的对胡风大批判过程中,胡风写给舒芜的私信被披露直接导致了胡风问题升级为"反党反革命"问题。这件事与胡乔木建议写胡风的宗派主义的文章有间接关系。但是,对于把胡风及与胡风问题有牵连的人定性为"胡风反党集团",胡乔木是不赞成的,并在毛泽东面前替胡风作过申辩。

论唐代女性胡服风尚的变化——兼论唐代女性意识与男装

唐代盛行胡服及女着男装现象,是当时社会的独特风尚。初唐时期女性服饰胡风初露,盛唐时期胡服风格多样,安史之乱后胡服则遭到排斥,这一过程与唐代的社会发展、中外交往及民族融合密切相关。胡服与男装的盛行,能否体现唐代女性意识的觉醒及其社会地位的提高,仍值得商榷。但唐代女着胡服风尚的变化,无疑展现了唐代社会兼收并蓄的历史风貌和多元绚丽的文化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