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对流:汉代边疆文化风景

汉代边疆作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前沿空间,不同民族文化在这里碰撞与交融。除了物质交易、技术传播之外,精神文化层面的双向交流或许也可以称为“对流”,影响了“胡”“汉”双方的生活和艺术。不同民族的人们对于可以产生美感的文化存在的共同追求,促成了汉代不同民族文化“对流”的实现。通过丝绸之路,中原的“采缯”向西传布,西域的“采罽”东输,也满足了内地的消费需求。除“胡乐”影响中土艺术生活之外,中原“音乐”也传入胡地。一方面汉地女子以其包括美容方式的妆饰,通过“和亲”及其他跨民族情爱和婚姻关系沟通了不同民族的情感;另一方面,“胡粉”和西域“异香”也传入中原,美化了汉地社会生活。趋于共同的美学追求,使得民族关系亲近融合,成就了多彩的汉文化。

不同品种羔羊生长性能、能量和蛋白质消化代谢及血清免疫指标的比较研究

本试验旨在探究相同饲养条件下道赛特羊、湖羊和小尾寒羊羔羊生长性能、能量和蛋白质消化代谢及血清免疫指标的差异,为不同品种羔羊精准饲养和管理提供基础数据。选取同一产房、同一胎次出生的1日龄不同品种羔羊30只,其中道赛特羔羊、小尾寒羊羔羊、湖羊羔羊各10只,相同饲养管理模式下进行120 d的饲养试验,测定生长性能,并于断奶后1个月进行消化代谢试验,1、10、20、70、90、120日龄进行血液样品采集和血清免疫指标分析。结果表明:1)道赛特羊各日龄体重均显著高于湖羊和小尾寒羊(P<0.05)。2)道赛特羊和湖羊的总能、甲烷能、消化能和代谢能均显著高于小尾寒羊(P<0.05)。道赛特羊的氮沉积显著高于湖羊和小尾寒羊(P<0.05)。3)试验期羔羊腹泻率从低到高依次为道赛特羊、湖羊和小尾寒羊。4)20日龄时,道赛特羊的血清白细胞介素-2(IL-2)、白细胞介素-18(IL-18)、干扰素-γ(IFN-γ)、免疫球蛋白A(IgA)、免疫球蛋白G(IgG)、免疫球蛋白M(IgM)含量和溶菌酶(LZM)活性显著高于湖羊(P<0.05),道赛特羊的血清IL-18和IgG含量显著高于小尾寒羊(P<0.05);90日龄时,湖羊的血清白细胞介素-1β(IL-1β)、IL-2和IgA含量显著高于小尾寒羊(P<0.05),道赛特羊和湖羊的血清白细胞介素-6(IL-6)、IFN-γ、IgG、IgM含量显著高于小尾寒羊(P<0.05);120日龄时,道赛特羊的血清IL-1β、IL-6、IL-18、IFN-γ、IgA、IgG含量显著高于湖羊和小尾寒羊(P<0.05)。由此可见,与湖羊和小尾寒羊相比,道赛特羊的营养物质利用率和免疫水平较高,表现出较好的生长性能和较低的腹泻率。

胡汉食俗的交融:唐都长安的餐饮业

随着中古丝绸之路的空前畅通与中外文明交流的日益频繁,唐都长安作为一座国际性的大都会和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服务业非常发达,其中餐饮业尤其繁荣。长安的“胡店”、旗亭、酒肆、饭馆以及许多临街摆设的饮食摊点和沿街叫卖的游商小贩星罗棋布,胡汉兼容的烹饪技术和餐饮水平不断提高,形成了许多具有浓郁特色的菜肴和风味小吃。长安餐饮业的繁荣主要得益于胡汉饮食文化和南北餐饮习俗的相互影响与融合;另外,以胡汉食客共同构成的城市庞大消费群体也是支撑长安餐饮业繁荣的重要原因。

黄芪和板蓝根对湖寒杂交F_(1)代育肥羊胃肠道生理代谢的影响

试验旨在研究黄芪和板蓝根对育肥羊胃肠道组织功能和瘤胃上皮紧密连接蛋白结构分布的影响。本研究随机选取体重(17.42±2.02)kg的健康小尾寒羊和湖羊的杂交F1代育肥公羊60只,随机分为4组。各组分别在基础饲粮中添加0(对照)、0.3%的黄芪、0.3%的板蓝根和0.3%的黄芪板蓝根混合的添加剂。结果表明:试验Ⅲ组的肺脏和肾脏重量显著高于其他组(P<0.05);试验组的瘤胃乳头高度、瘤胃液NH_(3)-N浓度、空肠绒隐比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盲肠绒毛长度、空肠隐窝深度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试验Ⅰ组和Ⅱ组的胃蛋白酶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试验Ⅱ组和Ⅲ组的淀粉酶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试验Ⅰ组的纤维素酶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与对照组相比,试验Ⅰ组和Ⅱ组的紧密连接蛋白claudin、occludin的信号强度有所加强,试验Ⅲ组紧密连接蛋白claudin、occludin的信号强度加强最为明显。综上所述,在育肥羊基础日粮中添加黄芪和板蓝根均能提高内脏器官重、促进绵羊瘤胃形态发育、提高机体对饲料的利用效率。

地名意象与古诗胡汉分界地带的书写模式——以“白登”为例

白登山位于山西省大同市东北郊,今又名马铺山。白登山一带是具有胡、汉界线性质的边缘地区,自然特征体现出农牧两种地区的过渡性;而从文献记录与遗迹、文物的形态来看,当地的区域文化兼有胡汉特色,一方面呈现汉化的大趋势,另一方面又融汇了胡文化。由于汉高祖“白登之围”是历史上有关胡汉冲突与胡汉交融的重大事件,在后世多次作为典故入诗,“白登”也成为古代诗歌中边塞书写的一个重要地名意象。在文学书写与区域地理的双向互动中,“白登”已形成了一个代表边塞的文化符号。作为文化符号的“白登”,是一个“边塞想象”的集合体;但同时,它在胡汉关系中的意义也体现于其中。

地界之争与地方治理——以清初宁夏镇与鄂尔多斯蒙古对查汉托护界争为例

清初鄂尔多斯蒙古与宁夏镇围绕查汉托护的地界之争,究其本质是蒙汉之间对自然资源的争夺。地界之争的处置结果体现了清朝中央政府民族管理、边疆治理理念的转变与治理能力的提升。通过一系列经济、政治、军事举措,实现了对查汉托护地区版图的内地行政化管理:建立灌溉系统、募农复耕,使查汗托护成为农业区,在主要经济活动层面实现了版图内地属性的转变。通过建立县制,使查汉托护纳入内地府县地方行政管理体系,真正落实了其版图内地属性,也完成了宁夏府由边地属性向内地属性的转变;在查汉托护地方建立营汛制度,将查汉托护纳入清代内地地方治安体系,从而取代了明代以来的卫所军政防卫体系。

中国古代“半臂”服装款式溯源

中国古代“半臂”这种服装款式第一次在古文献中被提及的事件是发生在新莽时期,其所记载的事件中将士们所穿着的叫做“绣镼”的服装即是“半臂”。在当时这种款式被视为“服妖”,究其原因是其款式源自外来文化。胡服中的“贯头衫”是中国古代“半臂”服装款式的雏形,在中原汉地周边国家与民族服饰文化中处在主流的地位。“贯头衫”款式因战争中强迫式的文化灌输及国家间政治上的往来等原因得以传播。再加之汉代发达的交通、便利的出行工具,致使该款式流入中原并在中原地区得以发展,最终形成“半臂”款式。

陕北地区汉代“胡人”墓考察

特殊的历史进程和地理位置造就了两汉时期陕北地区多个游牧民族在此长期融合的事实,本文统称其为“胡人”。通过对陕北地区241座汉墓的考察,可以辨析出29座“胡人”墓葬。随葬带孔陶罐、戳记陶器、铜镜残片和骨箸、骨刷、骨勺等骨器及装饰有波浪纹、弦纹的小口弧腹罐是匈奴族的常见做法,在墓道中用盛肉的陶罐来献祭可能是羌人的葬仪,随葬动物是这两支“胡人”墓葬的共同特征。29座“胡人”墓中,既有文化内涵较为单纯的“胡人”墓,又有两者共存一墓的情况,对墓主族属的辨析有利于我们深入地解读墓葬。

唐代诗歌觱篥书写研究

觱篥是由西域传来的双簧管吹乐器,在唐代开放的社会格局中得以盛行,并有文士创作了多首觱篥诗歌。觱篥诗歌富有文质气韵的书写为历史文献中觱篥的客观写实增添了一重想象的维度,形成境由诗记、形获史证、韵得音传的历史现象。本文基于音乐、诗歌与历史的交叉研究,旨在厘清唐代觱篥诗人与乐人的交流形式,唐诗中觱篥的情感导向与音乐表现,唐诗中觱篥乐人的身份属性及社会地位,以及唐诗中觱篥曲《雨霖铃》的遗韵传承。通过对唐代觱篥诗中乐器、乐人、乐曲等的分析,填充唐代觱篥的历史色彩,绘制唐代觱篥的生动历史图像。

两汉之际气候变迁与丝绸之路长安—洛阳路段的繁荣

气候变迁作为基本生态条件的变化影响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也在一定意义上影响历史走向。两汉之际的气候变迁成为全国经济重心向东南方向移动的背景。当时,北方大量移民南流。王莽设定“五都”,而“洛阳称中”,已经承认关东的经济地位。王莽经营“东都”的规划因新莽王朝的覆灭而终止,却在东汉王朝建立之后由刘秀实现。于是东汉一代,丝绸之路长安—洛阳路段空前繁忙。大量胡商真正进入中原,洛阳成为他们贸易活动的中心。胡商活跃的历史记录,洛阳已经远远超过长安。洛阳因此成为国际化都市。北匈奴使团请求与“西域诸国胡客”一同前来洛阳,是贸易史及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史上的重要信号。在执政集团上层的带动下,洛阳士民在消费生活中也喜爱来自西北异域的产品,诸多考古发现证明了这一现象。这一情形,体现了丝绸之路长安—洛阳路段的历史作用,而中原河洛地方长久的文明积累,也影响了世界史的走向。

秦汉赎刑的流变

秦汉赎刑有规定刑与替换刑两种。秦律中适用某种罪行依法判处的刑罚都是规定赎刑,百姓只能赎耐罪以下的轻刑。“赎鬼薪鋈足”“赎宫”和各种形式的赎替都是替换赎刑,用于特殊群体。《二年律令》所载赎刑皆为规定刑,广泛适用,对女子的恤刑和爵赎是替换赎刑。汉初爵赎扩展至社会中下层,惠帝时向钱赎转化。汉文帝时,赎刑种类减少,并与罚金刑混同,但仍是正刑,替换赎刑的适用范围缩小。武帝时赎刑的正刑地位继续下降,替换赎刑一度居于主流,但非常制,适用范围有限,服务于贵族。宣帝时赎法适用范围扩大,除甘露赎罪文书所规定的罪行不可赎外,余皆可入钱赎罪。东汉赎罪之法更加盛行,自殊死以下皆可适用,永初以后成为定制。

DNA分析发现我国湖羊和小尾寒羊存在Booroola (FecB)多胎基因

利用“forced”限制性酶切片段长度多态性PCR技术 ,检测湖羊、小尾寒羊和新疆细毛羊的DNA样本是否存在Booroola (FecB)基因。结果表明 ,12头湖羊均为纯合型Booroola基因携带者 ;12头小尾寒羊中 ,4头为Booroola基因纯合型 ,7头为杂合型 ,1头不携带Booroola基因 ;12头新疆细毛羊均不携带Booroola基因。

肉用杜泊绵羊与湖羊和小尾寒羊杂交对比试验

利用从新西兰引进的优质杜泊绵羊为父本,分别与湖羊和小尾寒羊进行经济杂交试验。湖羊和小尾寒羊群体采用激素诱导同期发情,以杜泊绵羊鲜精进行人工授精配种。统计分析不同羊群受胎率、产羔率以及F1代杂交羔羊生长速度与体尺变化。结果表明:6月龄内杜湖杂交F1代羔羊日增重和体尺变化与同龄纯种湖羊羔羊差异极显著,杜寒杂交F1代羔羊的日增重和体尺与纯种小尾寒羊羔羊之间的差异亦达到极显著水平;杜湖与杜寒杂交羔羊在6月龄内日增重差异极显著,但体尺变化无显著差异。初步杂交试验结果表明杜泊绵羊(父本)与湖羊(母本)或杜泊绵羊(父本)与小尾寒羊(母本)均可作为理想的杂交组合,在江苏省宜选用湖羊为母本,用于进一步培育优质肉用杂交绵羊新品系(种)研究。

湖羊、小尾寒羊及其杂交后代BMPR-IB基因多态性

为提高肉用绵羊的杂交育种效果,采用PCR-RFLP方法检测骨形态发生蛋白受体IB基因(BMPR-IB)在湖羊、小尾寒羊、杜泊绵羊及杜湖、杜寒杂交F1群体中的多态性。结果证明:在湖羊和小尾寒羊中检测到两种基因型(BB和B+),湖羊基因型频率分别为0.909和0.091,小尾寒羊基因型频率分别为0.563和0.437;在杜泊绵羊中只存在一种基因型(++);而在杜湖和杜寒杂交绵羊中发现两种基因型(B+和++),杜湖基因型频率分别为0.875和0.125,杜寒基因型频率分别为0.786和0.214。

杜泊羊冷冻胚胎移植的影响因素

为进一步提高杜泊羊的冻胚移植成功率,于春秋两季同期处理湖羊和小尾寒羊受体共997只(次),同期发情782只(次),发情率达78.4%,其中湖羊春秋两季平均发情率为84.6%,显著高于小尾寒羊(73.9%)(P<0.01),秋季两品种平均发情率83.3%,显著高于春季75.8%(P<0.01);对431只发情受体羊进行移植,总妊娠率为58.5%(252/431),产羔率为58.0%(250/431)。其中湖羊为受体的春秋两季平均妊娠率62.5%,高于小尾寒羊(54.7%);秋季两品种的平均妊娠率为64.8%,显著高于春季(52.5%)。囊胚移植后的平均妊娠率为61.5%,显著高于桑椹胚(41.5%),其中A级囊胚为67.4%,显著高于B级囊胚(P<0.05)和所有桑椹胚(P<0.01);B级囊胚显著高于B级桑椹胚(P<0.05),B级囊胚与A级桑椹胚间及A、B级桑椹胚间均无显著差异;C级囊胚和桑椹胚均未见妊娠。此外,受体羊卵巢黄体发育状况及移植技术熟练程度对妊娠率也有显著影响。

湖羊、小尾寒羊泌乳关键期泌乳性状的测定与比较

测定和比较了新疆舍饲湖羊、小尾寒羊在泌乳关键期的泌乳性状。结果表明:湖羊和小尾寒羊个体在产后56 d内的总泌乳量分别为(31.25±0.06)kg和(30.03±0.02)kg,日均泌乳量分别为(0.558±0.05)kg和(0.541±0.07)kg;在泌乳中期,湖羊和小尾寒羊间乳蛋白率差异极显著(P<0.01);在整个泌乳期,两个羊种间乳蛋白率差异显著(P<0.01);湖羊泌乳的乳脂率在中期达到最大值,而小尾寒羊在后期达到最大值;湖羊泌乳的乳糖率在整个泌乳期呈上升趋势,而小尾寒羊在中期达到最大值;两种羊乳的总固体含量在整个泌乳期都呈上升趋势。

杜泊绵羊冷冻胚胎移植

介绍了从新西兰引进的冷冻杜泊羊胚胎解冻后移植到同期发情湖羊和小尾寒羊母羊受体的方法步骤,并分析、评价了胚胎移植的效果。结果表明:受体羊总平均同期发情率为78.4%,胚胎移植利用率达49.1%,妊娠率达59.4%,产羔率达58.0%,羔羊出生重为4.7 kg(公)和4.3 kg(母),羔羊1月龄和3月龄体重分别为14.9kg和32.4 kg;不同批次和不同品种受体间胚移效果亦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4批次试验共移植冷冻胚胎475枚,产羔266只,现存活245只。该研究建立了可靠而有效的杜泊绵羊冷冻胚胎移植技术,有望在畜牧业科研和生产中广泛推广应用。

论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

本文希望讨论的问题,是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过程。所谓“语境”问题,是指某一说法得以流行的现实情境,实际上涉及到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涉及到时人的认识心理与解释角度。所谓“胡/汉”语境的“消解”,在历史上体现为一个并非与朝代兴亡同步的漫长过程。它一方面是民族冲突与民族融合进程的自然结果;另一方面,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人们观念与认识的演变也是促成这种“消解”的重要因素。

胡汉民立法思想述论

胡汉民作为南京国民政府首任立法院长 ,其立法用人思想 ,对立法指导思想、原则、方针、内容、目标、守法及制度立法思想的阐释 ,奠定了国民政府的法制基础。

胡汉民的立法思想与立法实践

1 92 8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 ,胡汉民以孙中山先生“遗教”代言人身份 ,坚持旧三民主义 ,充分阐述了自己的建国、立法主张。他提出“以党治国”的训政纲领 ,奠定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宪政基础 ;借鉴西方以个人利益为本位的经济立法原则 ,结合中国传统的“仁恕公平”的思想 ,提出“王道主义”的社会经济立法原则 ;还提出了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等民法、继承法的立法主张。在 1 92 8——— 1 931年担任立法院院长期间 ,完成了立法院的组成框架 ;任用高水平的立法委员 ;主持制定了大量的新法典、厘定了旧的法律、法规。他为南京国民政府六法体系的形成及中国近代法律体系的完备作出了建设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