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维护与收回海关主权的基本主张、实践斗争及历史意义(1921—1927)

1921-1927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就高度重视维护与收回海关主权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正确主张:一是揭露了西方列强侵夺中国海关主权表现及其危害,二是提出了维护与收回海关主权的基本举措。同时还积极投身当时有关维护与收回海关主权的斗争,在实践中贯彻落实党的基本主张,为维护与收回海关主权做出了重要贡献。上述有关维护与收回海关主权的主张与实践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反映了当时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艰难困境,促进了国共维护与收回海关主权统一战线的建立,指明了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关税自主运动的发展方向,推动广州及南京国民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与收回了部分海关主权;同时体现了鲜明特点:注意将近期目标与长远目标相结合、原则性与策略性相结合、重点与非重点相结合、根本手段与辅助措施相结合。

川南“新文化运动”与恽代英的思想转折——基于新旧双方互动的视角

1920年代川南的教育改革,由卢作孚、恽代英等一批知名新青年所发起,并一度成为西南地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这一事件不仅是地方史上的重要议题,同时造成原本态度稳健的恽代英迅速转向武装革命道路。在此一过程中,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对手方”,当地的士绅群体对西学新知的开放态度,使得新文化传播成为可能。不过,随着改革事业的推进,新旧之间存在理念上的根本分歧逐渐显露,恽代英试图通过学生自治对抗士绅所推崇的礼教,终因政权更迭、校长撤换而导致学潮的爆发和士绅的强势反弹,促使其思想趋于激进、转向武装革命。

民国自治运动与基层社会的贫困化——对1927—1937年的山西乡村社会的考察

民国建立以后,由于西方政治制度的影响以及国内自治思潮的不断推动,中国各地逐步开始实施自治运动,与之相应的自治机构也纷纷建立起来。如单纯从政治演化和社会管理的角度分析,这一运动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从财政经济和基层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一运动又具有十分明显的缺陷。探讨阎锡山在实施自治运动过程中政府机构的过度增加及自治事务的日渐繁杂,可以看到自治运动对山西基层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并了解到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山西乡村社会贫困化的重要原因。

论“华北事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

“华北事变”前,南京国民政府在积极“剿共”的同时,也进行了一些具体的抗战准备。这一时期的抗战准备可细分为两个阶段,每一阶段既有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方面的抗战准备,也有思想文化方面的抗战准备,具有韬光养晦、隐秘进行,“安内攘外”、矛盾交织,依赖外援、受制于人,全面准备、持久抗战,由虚到实等特点。这一时期的抗战准备一方面为“华北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进行全方位的抗战准备奠定了基本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另一方面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综合国力虚弱,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的阶级本性及其执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路线大大制约了这一时期抗战准备作用的发挥。

“五四”后学生自治与校园学潮

"五四"之后,学生自治得到极大鼓吹,各地学校普遍设立学生自治会,但因从基本涵义到实际运作规则、方式等根本性问题,均难以达成一致,在实际运作中反而成为挑起学潮的重要诱因之一。学生自治施行不久便有"失败"的说法传出,部分学生因权利的滥用而将校园内矛盾激化,酿成学潮,甚至不乏以激进的方式来解决矛盾的案例出现。学生表达不满方式的变化,既折射出了"五四"后学生群体在师生关系层面的反传统倾向,同时也是其整体走向激进化的重要表现。

性侵之民事责任

规制性侵是一项涉及民法、刑法的综合性法律议题,性侵侵害的是性自主利益,应纳入一般人格权保护范围。性侵有性骚扰、欺诈侵害性自主利益、正常婚姻关系中侵害性自主利益、强奸、猥亵、侮辱、强迫卖淫等类型。对性侵加害人课以民事责任是规制性侵的重要方式。性侵认定之难点集中于婚姻关系中性侵之认定和欺诈型性侵之认定。随着社会发展,婚内同居义务在弱化,夫与妻都享有独立的性自主利益,拒绝、强迫性行为理应成为离婚的法定事由。欺诈侵害性自主利益是否构成强奸可从行为性质欺骗、身份欺骗两方面进行判定。欺诈而为的性行为并非皆构成侵权,法官需参酌行为人是否以性作为欺诈目的、受害人受骗的诱因、行为人动机等。刑、民交叉案中受害人获得精神损害赔偿具有可行性,刑、民责任评价体系各自独立,依据《侵权责任法》第4条民事责任具有优先性,应支持刑、民交叉案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在现有规范体系下,法释[2012]21号文因违背上位法可不予适用,应扩张解释《刑事诉讼法》第99条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其中。

关于“湖南自治运动”的几个问题

湖南自治运动始于清末,终于大革命时期,于中国现代化进程影响深远。湖南的自治运动领先于全国具有多方面的复杂原因。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代表着湖南自治运动的正确方向,同时也在参与中加深了对国情的认识,并在其后的革命斗争中吸取了历史经验:第一,从方法论意义上,吸取了由"部分解决"达成"总解决"的思路,反思了"议会斗争"的弊端,最终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第二,从国家结构形式上,摒弃了联邦制的设想,成功地选择了单一制的符合国情的国家制度。

论“合作运动”中伦理精神对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的意义

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在国民党、共产党以及各界社会人士的推动下,中国农村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合作运动,虽然最终没有达到复兴农村的目的,但是其中所包含的农民自治精神、政策务实性、教育理念、调查研究中的实证精神等对于当今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及新农村建设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村民自治与妇女参政

女性参政是民主政治和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国广大农村实行的村民自治为农村妇女政治参与提供了机遇,但也存在着参政比例不高、深度和广度不够以及立法不完善等问题,阻碍了妇女民主参政的进程。存在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传统观念和封建思想的约束,使得人们包括妇女本身对妇女参政的意识不强。提出完善相关法律规定,提高农村妇女整体素质和就业能力等对策及建议。

试析泰国社会运动和政治不稳定的根源

自2005年以来,泰国政治风波不断,社会运动此起彼伏。无论是他信派还是反他信派势力执政,政府都面临着来自民间力量的强大压力。本文对社会运动的概念作了初步探讨,并且确定了泰国半自主、半宪政的国家类型。在此基础上,文章从政治形态、经济背景、文化传统三个分析维度考察近三年来泰国社会运动多发和政治秩序不稳定的深层根源。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土地工作研究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内蒙古自治运动,成立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土地工作是联合会的主要工作之一,在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率先展开,"四三会议"后扩展到内蒙古东部地区。解放战争爆发后,由于战时动员群众的需要与实际工作经验的缺乏,部分解放区的土地工作中出现了"左"的倾向,但总体而言,联合会土地工作的开展,推动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的发展,为内蒙古自治政府时期的土地改革奠定了基础。

19世纪澳大利亚自治运动剖析

19世纪澳大利亚自治运动是澳大利亚民族形成与社会转型中的重大事件。它是英国自由主义与澳大利亚社会现实相结合的产物 ,体现出澳大利亚现代化发展的属性与特征。

香港激进本土主义之社会心理透视

近年来,本土成为香港的一个热门话题,激进本土主义更成为香港特区宪制最危险的挑战力量。事实上,激进本土主义的形成和扩散,与特定历史时空下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有关:"殖民地自治运动"提出"反殖"和"自治"的要求,这些要求因回归后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得到满足,但"五十年不变"保留下来的制度被视为中国"殖民"香港的证据、中国于是被视为新时代"反殖"的对象;大香港主义心态的延续,让部分港人仍将内地视为落后的"他者";后殖民主义令少数缺乏历史记忆的港人缅怀殖民时代的旧日子;民粹主义让愤怒的草根将内地视为香港沉沦的罪魁祸首。种种因素的重叠,外加人为的操作和渲染,令激进本土将内地视为敌人,"港独"的口号因而也就呼之欲出。

论中华民国初期东北地区朝鲜族社会的自治运动——以延边地区为中心

1913年,延边地区成立了朝鲜族自治团体——垦民会。然而,垦民会所倡导的民主共和制与新文化教育却招致了奉行"中华"思想的儒林派的强烈抵制。为此,儒林派相继建立了农务契、孔教会延吉支会等团体,与垦民会针锋相对。1914年初,垦民会和农务契被地方当局强制解散,朝鲜族社会中的新旧势力代表联合设立了奖业会,试图排解朝鲜族社会所面临的危机。之后,他们将活动区域扩展至整个东北,其交涉对象也由地方政府上延到中央政府,并谋求设立"东省韩族生计会",以促进东北地区朝鲜族自治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近代日本的“防共回廊”计划与蒙疆政权

蒙疆政权是日本在中国树立的一个亲日政权,其首要目的是准备对苏作战。蒙疆政权虽然肇始于内蒙古自治运动,属于中国内政,但是,由于日军的介入而演化成国际问题。日本远交近攻,与德国签订同盟条约是对苏联远东战线的牵制。日军以蒙疆为基地向西继续扩展,谋求打开进入中亚的大门,与德国会合。由此,蒙疆地区便成为日军建立从远东连接中亚,甚至到达欧洲的"防共回廊"的基地。日军将其势力扩展到内蒙西部地区,这就必然引起苏联的关注,苏军进入外蒙以示对抗并要求中共开展在内蒙的活动,这都是对于日军的一种牵制,特别是苏联还由此改善与中国国民政府的关系,签订不侵犯条约,支持中国对日抗战。

辛亥革命与民初浙江省宪运动的兴起

在民初浙江省宪运动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辛亥革命无疑是具有重大意义的里程碑,它给胎动中的浙江省宪运动带来了契机。浙省自治制宪运动是在省内外多种因素的推动下发生的,伴随着各方势力的激烈冲突,折射出浙江多重的地方政治权力结构,是省制隐患在浙江爆发的集中表现。运动中先后产生了九九省宪、三色宪法、浙江省自治法等三种不同的省宪,不仅是对辛亥革命作出的积极有益的回应,也表达了在中央无力保护浙人利益的情况下浙人谋求自立与自保、追求民权和希望国家统一的现实政治诉求。

民国初年的湖北自治运动

民国初年 ,“联省自治”运动一度形成席卷全国的潮流。湖北自治运动是“联省自治”运动的一部分。军阀割据自雄是其诞生的历史背景 ;以王占元为代表的北洋军阀对湖北的苛严统治与压迫是湖北自治运动的主要原因 ;“省长政潮”与“武、宜兵变”是湖北自治运动的外因 ;而湖北精英阶层的协同努力则是其主观因素。与其他省份的“自治”运动相较 ,湖北自治运动具有他的特殊性和进步性。

从湖北省自治运动中的倡导力量看其失败的原因

在 20世纪 20年代全国性的联省自治运动中,湖北的省自治运动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曾对当时中国的政局产生过较大影响。过去学者在描述这一段历史时,主要从这场运动的性质来分析其失败的原因。本文转换视角,力图通过分析湖北省自治运动的倡导力量来探讨它的特点及其失败的原因。

印控克什米尔的政治发展

在印控克什米尔的政治发展中,印巴战争的阴影无处不在,他们忽略了克什米尔人民的利益和需要。但克什米尔各政治力量和民众并没有工具的概念,在印巴激烈争夺的格局中,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影响着克什米尔的政治进程,成为印巴之外决定克什米尔未来的一支重要的力量。

鲁迅与“华北五省自治运动”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变华北为第二个伪满洲国,保障其在东北四省的权利,于1935年开始策划"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但迫于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压力和中国国内的抗日怒潮,这一目的没能完全实现,最终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以达到控制华北的目的。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这种侵略行为,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政策有所改变,但仍未实施彻底的抗日政策。鲁迅对国民党的这种屈服、妥协行为进行揭露和批判,并对国民党政府在国内的一系列黑暗统治进行抨击,同时鲁迅也表达了自己对中国黑暗现状的担忧和对中国前途终将光明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