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加持、价值异化与传承调适:“花儿”再媒介化传播进路的审视与反思

作为流传于西北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花儿”在特定地域空间中创造了独特的文化内涵,成为具有广泛影响的在地性媒介,其艺术价值能够确保将蕴含其中的伦理观念转化为一种“可见”的媒介化力量,从而影响流传地区的民众。在媒介化社会背景下,分析“花儿”内容和形式的再媒介化,反思再媒介化进程中主体性消减、文化内涵消弥、伦理价值消解等现实隐忧对“花儿”发展造成的冲击,探索“花儿”传承中媒介生态与文化生态的耦合路径,是促进“花儿”这一优秀传统文化在再媒介化过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必然选择。

文化生态·文化空间·政府主导与“非遗”关系——以西北“花儿”的洮岷流派(南路)流行区KPT村为个案

文章从微观层面剖析文化生态,对洮岷花儿中"阿欧怜儿"曲令及其文化内涵所生存的文化空间、政府主导的基层实践现状予以了细描。洮岷地区唱花儿、听花儿、聊花儿的文化现象,实为当地的一种口头传统与生活方式,其源出于本土文化生态。断此,传承的文化活水便会成为无源之死水一潭。故"非遗"保护必赖其文化生态组成的文化空间之保护;"主导"作用需到位,不缺位,更不可越位。

“花儿”牡丹程式探析

程式是一种特殊的文体现象,它存在于口头诗歌特别是口头传统叙事诗中。它主要是指民间口头诗歌作品中重复出现、频密度很高的语言现象,是民间歌手即兴创作的功能要素。依据“口头程式理论”,我们从程式角度对“花儿”进行划分,旨在将“花儿”这种民间口头文学形式与口头程式理论有机结合,从而,开拓“花儿”研究的新领域。

旅游发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以莲花山“花儿”为例

"花儿"艺术源远流长,是劳动人民的智慧与情感的结晶。"花儿会"反映了所传唱地区的文化、历史,也是当地的特色民俗之一,不仅具有很高文学、音乐、历史、文化价值,也有很高的社会价值以及作为地方特色的旅游资源的开发价值。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乡村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这种古老的艺术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其内涵和外延都在严重萎缩。本文通过对"花儿"在当地居民中传承现状、保护措施、发展趋势等方面的实践调研,结合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相关理论,对旅游业发展与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之关系作出了分析和探讨;并提出以实景舞台剧、艺术博物馆等旅游开发模式来加强对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论"花儿"中的对喻程式化修辞手法

本文以西北地区流传的部分传统"花儿"为例,对其中植物类和动物类的组合式对喻表现、植物类的组合式对喻表现、动物类的组合式对喻表现、景物类的组合式对喻表现以及其他组合式对喻表现进行了分析,旨在探讨对喻表现的内在组合规律及其意义。

试论“花儿茶园”与花儿的传承

"花儿茶园"是近年来在青海各地兴起的融花儿和饮茶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产业,它顺应了时代的发展,为花儿传承开辟了新的途径。"花儿茶园"在培育花儿歌手、满足城乡群众对花儿的需求、弘扬和传承花儿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

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花儿”传承人现状调查

中国"花儿"民歌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成为我国世界级非遗项目之一。为了保护与传承"花儿",我国已评定出11名国家级、50名省级"花儿"代表性传承人。这些传承人主要分布在西北四省区的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各级各类"花儿"传承人是我国民间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也是"花儿"传承的主体,他们分别以传统的师徒式传授法以及"花儿"茶园、"花儿"学校、"花儿"进校园等多种新兴传承方式,努力培育"花儿"新人,使我国"花儿"民歌经久不衰、薪火相传。

河湟花儿的社会功能在多民族共融中的价值

以河湟花儿的多民族性为主线,对河湟花儿的多民族文化共融性进行系统研究,发掘花儿学中沉潜的民族学、民族音乐学、民族文学等多重价值,进而说明民族音乐文化对于构建当代和谐社会,繁荣发展多民族文化所具有的现实意义。河湟花儿的社会功能在多民族共融中的价值研究交叉运用民族学、社会学、音乐学、文学等多学科理论,分析发掘花儿所承载的社会功能及价值,从实用性方面说明花儿的多民族和谐共融作用。

“双创”视角下“花儿”艺术的传承与发展

"花儿"是流行于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省区,由多个民族共创共享,使用汉语方言演唱的一种民间高腔山歌。"花儿"的产生与传承一方面与特殊的自然环境特征紧密相关,另一方面深受游牧和农耕两种文明的交往互动影响,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独特风格。传统"花儿"多表达男女情感的悲怆,唱词中较多继承赋比兴的手法,演唱则多为个体即兴表演。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民间"花儿"逐渐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与尊重,成为登上文艺舞台的一种艺术形式。新时期,"花儿"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中不断创新,发展了茶园"花儿"、"花儿"音乐剧和舞剧、当代"花儿"流行音乐等多种形式,呈现商业化、职业化、公共文化性和舞台表演性等新特征。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作为文化建设的实践者,我们应该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从马克思主义原理、文化治理和文化发展的自身逻辑出发,思考中华优秀文化"双创"的实践之路。

“花儿”的生存状态与风险应对

"花儿"起源于明清年间,在乡土社会条件下数百年来循序渐进地自然传延发展。当中国社会进入现代转型的历史时期,乡土社会原有的基础和秩序被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所瓦解,花儿数百年来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被改变,花儿传唱群体随着这一历史进程发生解体,花儿自此失去了固有的传承载体,在枯萎和变异中呈现出传承危机。对于这场危机的应对,首先要做好现存原始音像资料的保护,以防止文化"记忆"出现中断。最好的保护一定不是原汁原味的保存,最终要从培养花儿传承人入手,重构花儿传唱群体,才有可能复活花儿的活态传承,继承和弘扬花儿文化。

花儿剧对于西北民族地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义

"花儿"作为西北地区九个民族喜闻乐见的民歌,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形式,在发展民族文化和文化交往中具有重要作用。在"花儿"基础上产生的花儿剧应是西北地区人们最受欢迎的文化形式之一,具有凝聚民族精神、表现民族文化、表达民族情感的重要作用。发展和创作花儿剧对西北民族地区新农村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云南方言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儿化问题

儿化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难点之一。在对云南地区儿化教学的现状及教学模式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找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提出与云南对外汉语教学实际相适应的解决方案。

从重耳流亡看春秋前期戎狄与晋国融合的精神轨迹

晋公子重耳流亡,实因骊姬机谋。骊姬出于骊戎,居于骊山。殷、周之际,骊山部族女性居主导地位,骊山之女嫁于西戎胥轩的史实,著于史籍,沉淀在骊山民间人心之中;西周末年,幽王在骊山下被杀,作为具有巨大能量的女性,褒姒无疑会进入骊山部族的阅历储存之中,成为骊山当地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形成他们对于本部族女性政治谋略的期待和塑造。东周初,骊戎居于骊山,此地乃富含重视女性能量的民间土壤,出现骊姬这一异能女性,实非偶然。狐偃是重耳流亡的随从之一,狐氏家族本属大戎部族,在春秋初期,已进入中原晋国,狐偃既熟悉中原上层政治文化,又深谙中原民间文化,他向华夏文化主动屈服,显示出人在面对强势文化时自然产生的精神弹性。重耳处狄地12年,这是一种逆向的文化流动,他与不同种族的人生活,形成一个温暖的"精神共同体",在文明的融汇中,稀释着所谓华夷之别。重耳从廧咎如所娶之妻季隗,其智慧和识见,超越华夷界限,在血缘的融汇中,解构着旧的宗法观念。

试析河湟“花儿”语言中蕴涵的民俗文化现象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内蕴,各民族文化的个性特征通过历史的积淀而储存在语言中。本文尝试结合"花儿"语言当中典型的民俗文化词汇,探讨了河湟"花儿"所蕴涵的民俗文化特征,从而说明语言与文化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

刘天华二胡作品演奏中的音色探析

音色是演奏者在演奏作品过程中,对声音有意识的控制,是演奏者为诠释作品内涵而在实践操作中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相结合的艺术体现。刘天华的十首二胡经典作品,在艺术上独具匠心,在音色处理方面也求丰富多变,因而成为二胡学习者的必修曲目。演奏者在演奏其作品时,必须尊重原作,充分挖掘其思想内涵,把握好作品演奏的音色特征,合理运用技法进行音色艺术处理。

河北晋语区方言的儿化读音研究

河北属晋语区方言的共涉及35个县市,这些方言的儿化读音从类型上看都属于化合型的读音,但从具体音值上看,有单纯韵母变化型、混合变化型、边音韵尾型三种类型。与河北境内的官话相比,这些县市的儿化读音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儿化韵数量较官话少,二是有些县市儿化韵的音值较特殊。究其原因,由于"儿"本身的读音差异和"儿"尾与"子"尾竞争导致的结果。

河北方言中的儿化增音现象及其分布情况

河北方言中儿化增音现象主要分布在晋语区和冀鲁官话区的32个县市,它有两种类型:复辅音声母型和类似双音节型。从增音涉及到的音节来看,复辅音声母型增音涉及到的一般是开口呼、合口呼韵母音节,而类似双音节型增音一般是限于齐齿呼和撮口呼韵母音节。所增加的音也有两类:闪音或边音。其中增加闪音的,音值上又有舌尖前闪音[諶]和舌尖后闪音[鬩]的区别。

朱仲禄“花儿”演唱艺术论

朱仲禄是我国著名的"花儿"艺术家,他不仅在"花儿"演唱艺术上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探索积累了丰富的演唱经验,而且在"花儿"的创作、研究上造诣颇深,是集"花儿"演唱、传播、创作、研究为一体的学者型歌手,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民族民间音乐财富。对朱仲禄的演唱艺术理论及实践的研究,对于继承并丰富民歌演唱艺术方法,弘扬我国优秀的民族民间音乐文化,使"花儿"得到更有效的保护、传承、推广和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从“花儿”中的“风搅雪”现象说起——兼论藏族文化在“花儿”发展中的艺术地位

藏语与汉语混合使用而形成的"风搅雪"是"花儿"艺术中十分独特的现象,它是藏汉之间民族、音乐、文化交融的结果。"风搅雪"现象也引发了藏族在"花儿"艺术中地位问题的思考。从民族发展史、"花儿"的格律及歌词语法、藏族民歌与"花儿"旋律之间的关系等方面来看,藏族对"花儿"艺术的形成与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外武内文:“明-蒙古”互动格局中的甘州二郎神信仰——以张掖《重建清源妙道真君庙碑》为中心

通过分析张掖《重建清源妙道真君庙碑》,本文将明代前期甘州二郎神信仰置于两个维度之下:一个是观念中的"华夷秩序"与现实中的边疆形势之间的差距;另一个是中原王朝"以夏变夷"思想在边疆地区的实践。笔者指出明代前期甘州二郎神信仰呈现出"外武"与"内文"的双重属性,这反映出官方重塑华夷秩序的用意与"文化化边"战略,根源在于传统的"天下观"与"以夏变夷"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