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本小说改写的伦理学框架——以《古今小说·杨谦之客舫遇侠僧》文本伦理的多维重构为例

关注话本小说改写现象中传统叙事分析视野之外的文本伦理框架变化,建立故事重构与伦理框架的理论关联性,并阐释其文化成因。《古今小说》第十九卷《杨谦之客舫遇侠僧》中,冯梦龙通过对两宋故事改写,糅合并重构西南历史,改造了文本的时间伦理。作为前文本的民间文本之伦理框架,叠加并呈现为人与动物、两性及三教伦理的冲突、对峙与等级化。同时,故事受到史传、志怪笔记等传统叙事作品中夷夏关系书写范式的影响。其中,景观及器物的伦理意义、因果结构的缺失与否等微观伦理框架与晚明现实社会文化变迁关联,反映了明人“夷夏”伦理认知共识。

明代话本小说中自然灾害的书写

明代话本小说描述了水灾、旱灾、蝗灾、潮灾等自然灾害,作者通过写实或神异化、妖魔化等手法,对自然灾害进行描述。对于自然灾害,朝廷通过修筑堤防、疏通河道、重视预兆积极预防,采取开放义仓、平粜粮食、遣散人口等方法予以赈济;百姓亦选择逃荒、求助等途径展开自救,当人力难以解决灾难时,人们斋戒、祭祀、祈祷,寻求神灵保佑。作者书写自然灾害的动机各异:有人同情民生疾苦,有人鞭挞施政弊端,有人迷信因果报应,有人感叹祸福无常,有人歌功颂德,有人抒发治国理想。

寻梦逐欢市井间——公案小说在宋元时期的成熟及其文学特质

结合有关史料和具体作品 ,将中国古代公案小说的产生和发展置于时代文化语境中进行考察 ,将其视作一个与社会诸种文化要素相互影响的互动过程 ,从而认定公案小说成熟与完备的时间应该是在宋元时期。

明清之际话本小说家的宗教情怀

明清之际的话本小说家几乎都有一种很强烈的宗教情怀,具体表现在对苦难人生的感悟、对超越之道的寻求、布道士式的教化众生的道德关怀上。

先秦“话体”的生成、性质及文体嬗变

先秦时期的祝官文献主要面向神灵,但有时也指向世俗层面,如《周礼》六辞。"六辞"中的"会"是"话"字的假借,因此"话"是一种指称"善言"的仪式性文体。祝官在早期承担训诫的职能,他们在工作中常常会积累辑集一些格言谚语以用于训诫。这些辑集的格言谚语形成话体。"话体"最初作为一种承担着训诫职能的仪式性文体,它属于祝官文献。随着史官群体及优人群体的兴起,产生了语类文献及优语文献,这些文献促使"话体"由神圣性文本向世俗化文本的转变。这一过程主要表现为:一是"话体"为"语体"所继承;二是"话体"向话本小说的演变。在殷商及西周早期一般用"话"来指称记言文献,这一用法在春秋时期被"语"体所取代。先秦时期重视讲说故事的"善言"性质,而话本及说话伎艺突出故事的娱乐性,这种由"善言"到"故事"的转化实际上反映"话体"向话本小说的演变。

试论话本小说中因果结构的演变历程与审美优劣

话本小说情节模式的演变过程中,因果结构是逐渐突显并被广泛采用的。这一点通过考察一系列相似题材的话本变迁时可以看得更加明显。如佛教报恩与道教成仙的结局模式,即因它们具有合于因果、便于劝化、且能使作品结构更显完整等审美优点,遂被大量话本习用。而此种模式被大量效仿之后(如文言言情话本中道教成仙模式的滥用),因果结局的庸俗不堪及各种负面影响开始突出,并直接影响到话本小说反映现实的深度。这妨碍到话本小说的现代性转变,成为话本创作走向衰亡的原因之一。

明清小说分类试探

明清小说是我国古代小说发展的重要阶段,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开始就对其有分类研究。对比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袁行霈《中国文学史》、谭邦和《明清小说史》等几种代表性著作,就其中的明清小说分类体系进行比照研究,可以发现这几种分类体系各有其优点,也皆有其不足。在此基础上,我们根据前人研究成果,尝试建立一种新的更为合理的明清小说分类体系。

强势主题下拟话本小说的故事建构——以《滕大尹鬼断家私》为例

强势主题原则是话本、拟话本小说普遍存在的现象,冯梦龙拟话本小说《滕大尹鬼断家私》从改编、叙述声音以及视角转换三个方面集中体现了主题对文本的结构,这种建构作为一个个案体现了话本、拟话本小说故事建构的一般特性。文本"细读",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可以从文本的细微之处见出艺术性的构成与运作机制。

戏曲艺术在明代话本小说中的呈现

明代话本小说呈现了戏曲艺术的核心内容,小说生动描述了戏曲班社、戏曲演出、戏曲剧目。涉及的戏班有民间职业戏班、家班两类,职业戏班的形式为伶人搭班制,昆腔班占据主流;艺人饱受歧视,内心极度自卑;脚色分工明确,末、副末、生、旦、外、大净各有特长。演出方式有个人雇请演出、在戏楼营业演出、赛神庙会演出三种;受传统观念影响,作者对戏价的交代含糊;明代中后期,折子戏日趋流行。一些元南戏与杂剧、明杂剧与传奇作品,在当时广为流传。作者巧妙利用戏曲艺术彰显其创作意图,揭示人物个性,推动故事发展。

宋元话本预测术与社会生活论略

对神秘预测术之狂热信仰,是宋元话本的一大特点。作品中之人物,小至衣食住行、送往迎来,大至家族兴衰、朝代荣枯、军国大事,都无不以之为指针。这一现象出现的社会根源一是此类信仰在民间的广泛流布;二是统治者的倾心膜拜,皇帝及上层官吏甚至还常常把它当成操纵政治军事运作的工具,作为官吏遴选任免之根据,甚至连皇权传承储君之决定也以此为准的。这些术数及极一世之盛的以预测为旨归的巫术鬼神信仰的负面影响,常常导致民财之耗蠹,吏治之变乱,民命之残害等。

从宋人语境看底本与话本的关系

我国宋代弹词讲唱艺术中底本与话本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一直是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事实上,宋人语境与今人语境有本质的区别。以今人浓重的文体意识去理解宋人的语汇,是造成持久争论而不能决疑的根源。宋人语境中"话本"一词的泛化色彩以及底本的存在样态本身则更进一步加剧了后人认识上的混乱。只有通过上溯至宋代以明确宋人语境中"话本"之原初含义,并将其与今人语境中的"话本小说"概念区分开来,底本与话本的关系才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厘清,从而避免以今律古的错误。

行走的景观:宋元话本小说的空间意象

宋元话本小说记述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与绮丽梦想,敷演他们的悲欢离合与辗转辛苦,其中有关行走的叙事主题犹为市民所关注。宋元话本小说中的行走景观主要有桥、城门、旅店等,这些空间意象在故事中分别发挥了空间连通与叙事衔接、空间分隔与叙事离合、空间栖止与叙事转折等空间叙事功能。桥、城门、旅店等空间意象积淀着深厚的民族审美经验,使得古典小说的诗性叙事成为可能。

元刊话本小说与明代话本小说的人物形象比较

话本,就是民间说话人的口头创作,它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一种延续,也是一种展示前人艺术性和思想性的口头文学形式。元刊话本和明代话本,是元代和明代说话讲故事所采用的底本。话本的特点是以语录的形式经过加工和修订之后而形成的底本。话本的语言的表达形式接近口语,通俗而流畅。元代话本体现为小说或者平话,主要以简本的形式出现。话本发展到明代,多数经过了艺术加工和整理,在艺术形式上相对完整。

宋元小说话本的断代方法述论

近年来,宋元小说话本的断代研究进入了困境。虽然研究者对宋元小说话本的断代方法不一而足,但普遍应遵循话本断代的整体原则,对宋元话本细分时,采取重要篇目从严,一般篇目从宽的方法.

宋代“说话”伎艺的成熟与话本小说的产生——兼论话本与“说话”的关系

宋代"说话"伎艺的成熟,与瓦舍勾栏的发展壮大分不开。"说话"艺人在内容广度和深度上努力开拓,向以社会生活为主要内容和市民阶层为主角的故事拓展,形成了包容众多的"说话"家数。宋代话本模仿"说话"艺术的形式,确立了中国古代小说的文体形态和叙事传统,"拟说书体"概念清楚地体现了古代白话小说与"说话"艺术之间模拟与被模拟的关系,而此前学界通行的"话本""拟话本"概念则割裂了白话小说的传承关系。

谈晚明白话同性恋小说的类型归属

晚明话本小说繁荣,其中包括同性恋小说。从性描写来看,它属于性爱小说的一部分,但在性意识、性心理的描写上有所缺失。从故事内容来看,它属于世情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晚明社会的人情世态。从体制上来看,部分同性恋小说采用了分回形式,在话本由短篇向中篇的过渡上起到了一定作用。探讨同性恋小说与其他小说类型的关系可以更好地明确它在小说史上的地位和价值。

从明清话本小说考察江南的商业活动

明清话本小说中所涉及的以江南地区为中心的地域社会大致可分为两个地区:一是所谓的江南地区,二是江南以外的地区社会。当时的江南对其他地区,在经济、社会风气、文化气氛等诸方面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且具有重要的文学研究价值。这种价值通过此一时期的话本小说可以反映出来。明代末期的地区社会与当时兴盛的商业经济有密切关系,那些商业经济又带动市镇的发展,而居于市镇的小市民就是话本小说中的主角,因此,话本小说能反映出当时市民的普遍的价值观和思想意识。

《鼓掌绝尘》与多回体拟话本小说

针对独卷体拟话本在复杂叙事方面所呈现出的先天不足,金木散人的《鼓掌绝尘》借鉴长篇章回小说之多回叙事形式对其加以改造,打破了拟话本小说的传统叙事模式,开辟了一条新的可持续发展的创作道路,并试图借此建立一种匀称整齐富有形式美的多回体拟话本小说叙事范型,然而刻意追求整齐划一使作品存在明显的唯美倾向。

明代中晚期的小说话本产业

随着明代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城市经济的繁荣,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到明代中晚期的时候出现了创作市场化、刻印买卖产业化和读者消费群体分层的趋势,并且三者之间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共同推动着小说话本产业的发展。并对后世小说的创作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浅谈宋元话本及其价值与影响

话本是说话人用以备忘或传授生徒而写的底本。说话在唐代已很盛行。话本小说在艺术表现上也比以前的小说前进了一步,较成功地塑造了一些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现存宋代讲史话本有《新编五代史平话))和《大宋宣和遗事》。宋代的讲史一类长篇话本虽然成就不高,但在我国小说史上却占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