槐轩医学用药规律分析与扶阳思想探讨

目的:通过挖掘、研究《槐轩医学全书》中的药物应用规律,提炼分析槐轩医学临床思想,与扶阳医派一脉理论比较,探究古今扶阳思想之差异。方法:对《槐轩医学全书》中所涉方剂与药物进行梳理提取,对符合纳入标准的药物进行统计并建立数据库,运用SPSS Statistics24.0和SPSS Modeler18.0具体分析其用药频次、性味归经、用药剂量以及关联规则、聚类。结果:共筛选方剂386首,涉药327味,用药以性温、味辛甘为主,归经多为脾经,性味归经分析呈现较强的集中现象。关联分析以中焦脾胃药物应用搭配为核心,形成具辛甘化阳理法的15个药对;聚类组成6个新方;在姜桂附应用剂量统计上,发现其趋向审慎。结论:槐轩医学以温补为特色,重视后天资先天,注重脾胃枢机调理,不偏颇阴阳,形成一系列特色理法,对扶阳学派影响深远,但与后世扶阳学派理论又有很大不同。

从考古发现谈商代东土的人文地理格局

本文利用山东商代考古资料与甲骨文的研究成果,结合历史文献,运用历史地理学的视角与方法,对商代山东境内夷、商两大集团的分布与对峙,东夷集团内部各族系的流动与分化等问题进行分析,并从人地关系这一层面解释山东商文化"南轻北重"局面形成的原因,复原商代东土夷、商之间的人文地理格局,揭示商人东进对东夷集团人文地理结构的巨大冲击,从而进一步探讨这一格局对整个淮河流域地域政治结构的重大影响。

兮甲盘铭文考释三则

兮甲盘所反映的西周晚期周王朝以及南淮夷的政治、经济资料十分珍贵,值得深入研究。首先就铭文所涉及的"貯"、"■"、"■"等字做了进一步考释,进而尝试对西周晚期周王朝对南淮夷的政治、经济政策进行初步探析,并在此基础上就西周商业问题做了相关的探讨。

从蚌埠双墩墓器物纹饰探古淮夷地区蛇图腾形成因素

在蚌埠双墩春秋墓出土的青铜器和具有特殊的含义的金箔上,出现了大量繁复和突出的蛇的造型和纹样,从实物上证明了把蛇作为图腾崇拜的对象是上古时期淮河中游地区文化的独特现象,反映了古淮夷地区"夷"族氏族文化特征。其形成因素,是环太平洋地区原始宗教及太阳崇拜的一种表现,是淮河中游地区原始生殖崇拜的物化表现,是本地区地理、自然环境造成的自然禁忌崇拜作用的结果。多种因素共同形成了古淮夷地区具有地域特色的蛇崇拜的文化现象。

由沙冢遗址红陶鸟探淮河流域上古“鸟”图腾崇拜意象源起

淮滨"沙冢遗址"出土的沙冢红陶鸟造型丰满圆润,L形的侧影、A字形的正面像、尾部展开的V形状,极具母性特征和生殖崇拜的女阴符号,从实物上充分证明把鸟作为图腾崇拜是上古时期淮河流域沙冢遗址的独特现象,反映了古淮夷地区"夷"族氏族文化特征。其形成因素是原始宗教及太阳崇拜的一种表现,是淮河流域原始生殖崇拜的物化表现,是地理、自然环境造成自然禁忌崇拜的结果。多种因素共同形成了古淮夷地区具有地域特色鸟图腾崇拜的文化意象源起。

弓形虫P30与佐剂CTA_2/B复合基因酵母表达载体的构建与生物信息学分析

目的构建含有弓形虫主要表面抗原P30与免疫佐剂CTA2/B复合基因的克隆载体及酵母表达载体,为进一步真核表达重组P30CTX蛋白奠定基础。方法PCR扩增P30CTX复合基因,产物回收后与pMD18T载体连接,转化大肠埃希菌DH5α,经氨苄抗性筛选及测序,建立克隆载体pMD18T P30CTX;克隆载体与表达载体双酶切后,回收1313bp的P30CTX基因,亚克隆入酵母表达载体,转化大肠埃希菌DH5α,筛选、测序后建立酵母表达载体PGAPZαA P30CTX。重组质粒分别以PCR、酶切及测序鉴定。使用生物信息软件分析P30CTX复合基因,预测编码蛋白结构。结果重组质粒经PCR可得1313bp的特异条带,EcoRⅠ、XbaⅠ双酶切获得1313bp和3085bp的条带,与预期大小一致,测序结果证实为pGAP P30CTX基因,序列分析同源性为99.82%,P30CTX蛋白结构折叠无明显改变。结论成功构建了含有弓形虫主要表面抗原P30与免疫佐剂CTA2/B复合基因的克隆载体及酵母表达载体,预测毕赤酵母表达系统对P30CTX的抗原性不会产生影响。

论王安石《淮南杂说》中的“异志”思想

王安石《淮南杂说》中提出臣可用非常之礼、君可取而代之的“异志”思想 ,受到杨绘、程颐、杨时等人的攻讦。其实 ,王安石的思想根源于儒家经典 ,又为其改革服务 ,具有进步意义。理学家的批评既有反对变法的因素 。

论楚淮文化对道家生命观形成的影响

生命观念是道家文化的核心观念,道家生命观的形成与楚淮文化的影响密不可分。道家文化发源地淮河流域独特的自然环境决定了老子等道家奠基者特有的理论兴趣和致思方向,这就是对生命的产生和存在颇为关注,从而为其生命观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土壤。从文化背景来看,淮河流域在春秋战国时期属于楚文化圈。楚淮文化的根本特征之一是具有浓厚的生命意蕴,这在其宗教信仰、风俗习尚和文化特质中均有明显反映。这种文化的长期浸染使得老子等道家代表人物具有浓烈的生命关怀,由此而导致了道家生命观念的形成。

钱钟书的宋诗观

钱钟书是集学者、才人于一身,融古今中外为一体而又兼善各类著述体裁的一代宗师。钱先生师友中交游最密、酬唱最多的学者皆学宋,濡染相熏,使他偏嗜宋诗。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谈艺录》,就有相当篇幅论述宋代诗人及作品,提出许多超越前贤的创见。而《槐聚诗存》的特色和风格更是与宋诗一脉相承。在此基础上,钱先生以其诗学思想为理论依据,从艺术价值与艺术创新的角度,对宋诗进行了精细的梳理和筛选,编辑成《宋诗选注》,使钱学的思想精髓呈现给读者。由此可见,钱先生对于宋诗的掌握与喜爱以及对于宋诗独特风格和价值的肯定。

从《平淮夷雅》看柳宗元二次外放后的心态

柳宗元在二次外放期间,以个人名义向朝廷献《平淮夷雅》二首,作为对平定淮西吴元济叛乱的称颂。《平淮夷雅》不但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而且对分析柳宗元二次外放后的心态具有重要意义。它反映了柳宗元希望国家统一、政局安定,心系国家的心态以及希望尽快摆脱外放的困境,渴望被朝廷重新启用的积极入世心态。

“诸艺皆废”与“诸艺未废”——范古农《述怀》解读

随着弘一大师大量佛教题材绘画作品的发现,其出家后绘画作品的研究日益得到各方面的重视,同时,学术界围绕着出家后的弘一大师除书法创作外是"诸艺皆废",还是"诸艺未废"的讨论亦可获得新的进展。嘉兴名居士范古农曾写有《述怀》一文,被认为是所谓"诸艺皆废"一说的源头。其实,这是一个误解,是没有深入解读此文的结果。范氏在原文中不仅没有此意,还透露了弘一大师仍从事绘画创作的事实。解读此文,甚有意义。

科学管理洪水 提高沂沭泗 防洪管理水平

沂沭泗水系经过50多年的防洪建设,已形成由众多水闸控制、河湖互相沟通、湖库调蓄能力较强、统一管理与调度的防洪体系。近年来,沂沭泗水利管理局在流域内进行了一系列洪水管理的探索,积极实践防汛抗旱“两个转变”,大大提升了沂沭泗流域防洪管理水平,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李鸿章佚函《复欧阳兆熊》钩沉——李鸿章出幕与赴沪的人事臂助

李鸿章亲笔信《复欧阳兆熊》不见于《李鸿章全集》,而欧、李往返通信都论及曾国藩选派统帅建军东征之事,欧阳兆熊"自诩其藻鉴之明",李鸿章则回以"谬膺艰巨"而"怨及良媒"。通过对佚函的考证,结合《曾国藩全集》、欧阳兆熊《榾柮谈屑》与《李鸿章全集》《胡林翼集》,可探知李鸿章离开曾幕与领军赴沪的人事臂助。

楚怀王走进末路新考

在楚辞学界,自东汉王逸至今存在一种共识:楚怀王三十年,楚国宫廷朝议怀王是否应该入秦参加"武关会盟"时,屈原、上官大夫靳尚均参与了廷议;楚怀王客死于秦的主要原因是外欺于张仪,内惑于郑袖,疏屈原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此种说法不可信,原因在于:屈原于楚怀王二十五年即被罢职并流放汉北,五年之后的"武关之盟"屈原并不在朝廷;而上官大夫靳尚早在怀王十八年即死于暗杀,张仪则于怀王二十年死于魏国。因此,楚怀王三十年及其末路悲剧与屈原、靳尚、张仪均无直接关系。楚怀王从人生巅峰突然跌入深谷起因于对一桩意外事件的一连串不当处理,他最终出乎意料地被两个亲生儿子遗弃,并在最后的"意外"中被"意外人"所杀。

《滕学义建祠碑》考释

光绪年间所立的《滕学义建祠碑》，所记史实是研究淮军及捻军起义的宝贵资料。

西周晚期的戎夷征伐--从多友鼎铭谈起

西周晚期,猃狁时而侵攻宗周,劫掠城市,抢夺民、财。周人对其采取了被动防御的策略,即猃狁攻入一城掠夺之后才组织军队进行追击,其目的主要是消灭侵攻之敌军并夺回俘虏、财物。这一策略与周王室在东南方对反叛淮夷所施行的“勿遗寿幼”的进攻策略形成鲜明对比。这主要是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猃狁入侵只是以劫掠为目的,并不逗留,其所造成的伤害对于西周王朝而言是可以承受的;另一方面,淮夷作为向西周进贡和服役的族群,其反叛使得西周获取的粮食、布匹、劳动人口等资源大大减少,且其经常盘踞内地,对西周王朝的东南区域造成持续的损害。

敦煌写本《儿郎伟》两则写作时间考察

敦煌文学"儿郎伟"是研究沙州归义军政权历史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已为学界所重视。现存"儿郎伟"二十余篇,多数用于除夕之夜的"驱傩"仪式上。古有"驱傩"仪式,取驱鬼除魅,去故迎新之意。在作成于这个仪式上的那部分"儿郎伟"中,沙州文人对过去一年乃至上一年里的首领功德作了热情的颂扬,同时也表达了祝福祈稳的愿望。其中数篇虽然可大致确定其写作时代,但仍无法确定其具体写作时间。本文试就其中两篇结合史事稍作分析。

读《四库全书总目》札记

李端《芜城怀古》实为绝句而非律诗,四库馆臣说法有误;《解颐新语》作者为皇甫汸,《明史·艺文志》误载为"皇甫循";《四库全书总目·解颐新语提要》中"黄金费尽教歌舞,留与他人乐少年"之作者应为司空曙,而非韩滉或顾况;《解颐新语》原文指"棹里自成歌,歌竟乘流去"之作者为李商隐,《提要》云:"今《义山集》中亦无之,不知所据为何本。"经考订,该句诗为孟浩然所作,而非版本问题。

顾颉刚先生与现代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

晚清以来,随着地图测绘、印刷技术以及历史研究的进步,学者们编绘了多种中国历史地图集。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些新编绘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数量已不下二三十种,但在质量上也存在诸多问题,亟待改进。顾颉刚先生十分注重历史地图,1930年代组织禹贡学会,欲借团体之力编绘精确、详备的历史地图。受抗日战争影响,这一计划虽未能实现,但在历史地图底本、绘制方法、地名考证等方面做出诸多有益的贡献。1955年,他与章巽先生编著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史部分》是我国第一本综合类历史地图集,虽与其早期计划相差甚远,但在内容、编辑方法、技巧方面创建颇多,对之后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绘影响深远。

《日本灵异记》对中国文学的接受研究——“昆山一砾”和“慈膝怀虎”用典考释

日本文学史上第一部佛教说话集《日本灵异记》在编撰过程中吸收了大量的中国元素,其中以引用中国佛教类书中文句为特征的用典就是一个重要方面。先行研究中对用典的出典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依然有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遗留至今。本文在先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序文中的"昆山一砾"和"慈膝怀虎"为例,揭示其出典和文学意义,从而考察《日本灵异记》对中国文学接受的一个侧面,将此研究再向前推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