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文化:花蓝瑶社会变迁的新视角——来自六巷屯的调查与研究

以六巷花蓝瑶社区为田野点,通过人类学田野调查来探究作为大传统文化代表的国家权力,在乡土民族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历史作用;调查发现,国家权力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变迁上始终是最重要的政治性、经济性动力,地方族群文化在被纳入全国化、全球化过程中,受国家政治与经济因素的影响最为深远。

《花篮瑶社会组织》的研究方法及学术价值

为了将来更好、更全面地把握整个中国社会,费孝通和王同惠决意进行瑶山调查,从简单的社区开始自己的研究工作。在研究工作中,他们运用社区参与观察和人种学的测量方法,积累了丰富的研究素材,并通过整体性表述方式写成了《花篮瑶社会组织》。瑶山调查是费孝通踏上长达75年社会人类学探索征程的起点,也是形成他多元参照、互动认知思考问题方式的开始。以此为开端,他逐渐形成了文化反思、文化自觉和文化对话的思想风格。

《花蓝瑶社会组织》与费孝通学术思想

通过重读《花蓝瑶社会组织》,分析了费孝通先生早年的学术研究动向,指出《花蓝瑶社会组织》第一次披露了金秀大瑶山花蓝瑶的人口、家庭和社会生活状况;第一次运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深入剖析了金秀大瑶山族团及族团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向;第一次成功地运用了“微型社会学”的调查研究方法剖析了花蓝瑶社会。

结构生成:广西大瑶山花篮瑶亲属制度演变的实践理性

在结构分析及批判拉德克利夫-布朗功能主义的基础上,列维-斯特劳斯依据亲属制度研究的三原则(血亲、姻亲和继嗣),指出亲属制度及亲属称谓存在于乱伦禁忌的交换规则之中,由此人类群体得以延续下来。本文对广西金秀大瑶山花篮瑶亲属制度进行了再调查,据此认为列维-斯特劳斯的见解在涉及亲属制度这一社会基本结构何以演变上缺乏解释力,甚至否定了结构内外的人类实践。姻亲关系既是维系家庭再生产的基本亲属关系,又是导致亲属制度变迁的原因所在。亲属关系并非像结构主义分析的那样一成不变,人们在生活世界中的实践理性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亲属关系的发展和变化。